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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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它的产生与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有密切的关系，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政治因素，而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的发展历程，也和政治息息相关。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阐述，可以说对于问题的研究具有指向性的意义，不过同时，毛泽东的许多理论论述也在受到学术研究不断深入的影响。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和评析非常丰富，不过其与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尤其是经典文献《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互动，似仍有余意可申。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提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希望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清晰认识，能够指明中国未来的革命方向。在讨论中，对于当时中国是否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动因是否完全是外来原因等问题出现了不同看法，由此引发了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论述。
最早提出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学者是邓拓。他在1935年以邓云特为笔名发表的《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及其特征》两篇文章中都谈到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问题。邓拓认为，在西方列强入侵之前，中国就已经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假如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也有可能因为自身所孕育的新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西方的入侵，使中国这一发展历程被打断，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继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同时他反驳了早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条件就已成熟的说法，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是有限的，只是量的变化而非质的变化，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没有达到工厂手工业的完成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未成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吕振羽在他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更加充分地论述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使用了“布尔乔亚工场手工业”的概念。书中指出“到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之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布尔乔亚势力的成长而开始其独立性的表现，便产生具有革命性质的黄宗羲、戴震、王夫子等人的布尔乔亚的政治哲学。”“然而中国的布尔乔亚虽然走入了阶级任务之履行的进程中，但是作为布尔乔亚革命之社会因素还未达成熟之际，便遭受外来的强力袭击——鸦片战争，把它绞杀在母胎之内。”
不过，这时并没有使用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相关的研究也仍有待推进。因此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基本还是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密切相关。文中指出：
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多年。直到19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才使这个社会的内部发生了重大的根本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曾经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分解的作用。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及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可以看出，毛泽东强调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外国资本主义的进入。当然，这时的主要问题是否定中国当时已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强调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以对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是外因还是内因为主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增改
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术界在大论战之后也在继续研究。1940年吕振羽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提纲》中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至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的手工业工场的雏形，到了清代则已培养出了资本主义的因素。1942年，吕振羽到达延安，被任命为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可以想见，他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对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认识应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1947年吕振羽受命前往湖南工作，辗转途中完成《简明中国通史》下册。在下册中，吕振羽指出“由于自由商人原始资本积累的增高，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大量贱价劳动力不断由农村流入都市，以及社会一般生产力与技术的进步，又引起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萌芽”，“这种资本主义原始形态的东西，还只是在这里那里出现，并非普遍存在；在明清之际，又受到致命的摧残”。“但是在鸦片战争前，从中国社会内部，却也重新生出资本主义的嫩芽。”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更为清晰地使用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
在此之外，1946年傅衣凌发表《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一文，指出这些地区的手工业形态很接近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阶段，已经超出了家内工业生产方式。文中使用大量史料，针对性的专门探讨了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对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类相关研究，毛泽东应有所关注，因此在50年代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对收入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相关论述有所修正。首先减弱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将“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才使这个社会的内部发生了重大的根本的变化”改为“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另外，增加了“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一段。可见，其主要修改意图在于肯定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于中国内部，外因虽有推动作用，但不是根本性原因。
毛泽东曾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做多次修改。不过在1944年出版的最早一部《毛泽东选集》中收录的此文，并没有就这一问题做出修改。1950年解放社再版，也仅仅进行了标点符号和个别文字上的改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修正增减是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完成的。1950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出版民主革命時期毛泽东的著作，编辑《毛泽东选集》，1952年3月，收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第二卷出版，毛泽东对文章的修改大概应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完成的。有论者认为毛泽东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增改与邓拓有关，因为邓拓早年的研究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相关，又是1944年《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的具体负责人。但是，从1944年版《毛泽东选集》并未就这一问题做出修改来看，至少此时毛泽东还没有进一步研究关注这一问题，又或者他认为当时的研究还不够充分。由此推断，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修改，应与40年代后半期吕振羽等人的研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一经典阐述广泛引起建国之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者的重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主要因素是内因而非外因，中国社会如没有受到入侵，可以自我发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成为确论。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开始集中于探讨其出现时间、表现形式、发展程度等方面。
学术研究与政治文本的持续互动
建国以后再次掀起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热议，与对《红楼梦》的研究密切相关。1954年10月10日，李希凡、蓝翎在《光明日报》发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指出贾宝玉“是当时将要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曲折地揭露了那个时代尚未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变革封建制度的历史要求”。随后，一直关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邓拓写作了两篇代表性文章：《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和《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邓拓认为，《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主要是18世纪上半期）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同时，邓拓进一步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确立在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乾隆年间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其中，从万历到明末和从清初到乾隆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阶段；后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阶段。”
邓拓虽然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定在明清之际，但是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却有各种论断。比如有孔经纬主张的唐代出现说。他在《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一文中指出唐代已经出现了商业资本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最初资本主义萌芽形式。吴海若也持有相似观点，他认为《太平广记》中关于茶园雇佣采茶人力的记载已经显示出资本主义性质。另外还可看到宋代出现说。束世澂最早提出这一看法，认为宋代商品经济空前发展，“这样高涨的商品经济，是可能作为资本主义关系产生的前提的”。柯昌基则认为宋代存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采矿业、制瓷业、煮盐业中都可见踪迹。还有学者持元代出现说的观点。郑天挺对《织工对》进行了考订，认为其中叙述的是元末杭州丝织业雇佣生产的情况；钱宏同样利用《织工对》的记载论证此时生产资料为作坊主私人所有，生产者是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力出卖者，进而认为江南丝织业在元末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不过明清萌芽说总体上来说是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的观点，吴晗、傅衣凌、侯外庐等都持这一看法，只是具体时间不一。如吴晗认为产生于明朝初年，侯外庐则认为“从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叶，也就是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
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虽然并未再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做出增改，但在1962年1月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可以看出，这一段总结主要是吸纳了邓拓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结论。而这一论断发表之后，也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经典论断。由于此时左倾浪潮和之后“文革”的影响，对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间的讨论并未再有波澜。一直到70年代中期80年代，学术界才开始有不同的声音再次出现，对于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也进行了总结与反思。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与政治情势一直是密不可分的，它不仅对中国历史研究本身起到了综括性的理论解释和学术指导，也对中国革命道路和大政方针曾有巨大的影响。而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初期的政治要求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对包括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内的许多历史问题的研究，在学术意义之外，都有或隐或显的现实诉求。可以說现实要求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诸多理论与学术问题，而充分的研究成果又给中国革命过程中许多重要的导向性的政治文本增添了学术积淀。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产生背景和之后其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增改来看，文章虽然有政治背景和深层含义，但它更多还是体现出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力量。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