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进化心理学视角审视“理性经济人”假设

以进化心理学视角审视“理性经济人”假设

黄思宇

（广西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中的重要基本假设，经历了从强调“经济人”到强调“理性人”的发展过程，曾受到不同学派与其他学科学者的批判与修正。一些学者甚至对“理性人”假设的成立与否都产生了质疑。从进化心理学视角审视“理性经济人”假设，利用适应器、内含适应性、性选择及进化稳定策略等理论，可以很好地整合不同理论对它的批判与修正，从而得出人类行为仍然服从“理性人”假设的结论。即追求一定约束和偏好下的效用最大化，只是这里的效用最大化应是指向基因适存性（包括生存及繁衍效用）的最大化。

关键词：进化心理学 理性经济人

中图分类号：B8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6-0254-04

“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中重要的基本假设，一路支撑主流经济学理论发展到今天。尽管如此，该假设也并非完美，许多学者曾围绕“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批判，或是对其进行修正，以纳为己学派所用。笔者认为，若以进化心理学视角来审视和调整“理性经济人”假设，足以将其核心概念及众多学者之批判修正融合为一体，使之更为完善、更加接近现实。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发展、批判与修正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建立与发展

“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的缘起，可一直追溯到曼德维尔（1714）在《蜜蜂寓言》中的观点，他认为“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1]，即个人拥有贪婪自利的恶德，但这种自利必须通过社会交换实现，因此能促进社会经济繁荣。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求学及任教期间对曼德维尔的学说有过了解，并对其观点进行了吸收和扬弃。[2]“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于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非出自他本心的目的”，这些《国富论》里的经典表述，为古典经济学时代的“经济人”假设奠定了主调。约翰·穆勒（1848）认为，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可被抽象为“经济人”，“经济人”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不会考虑他人，但在适当的制度下，人们自利的行为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利益。[3]

新古典经济学时代，边际革命和效用价值论出现，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数学上定义了“经济人”的行为规律：偏好完备有序、在既定偏好下追求效用最大化。另外，埃奇沃思盒状图与帕累托最优在数学上证明了：在“经济人”采取最大自利的策略时，（由功利主义定义的）社会总效用也能达到最大。

早期新古典阶段的“经济人”更纯粹强调个体在物质利益方面的自利计算，其效用函数不包括非物质目标。但之后，在一些非主流学派的影响下，学界越来越多地转向探讨“理性经济人”中“理性人”的一面（即效用函数可以包含对非物质利益的追求）。[4]

（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与修正

“经济人”是对个体在追逐物质经济利益方面的抽象，意味着这种抽象舍弃了个体的情感与社会属性，因而一直广受争议，受到不同理论的挑战。

1.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1943）认为，人类个体的需求可分为五个层次：生理、安全、社会交往、尊重以及自我实现。许多学者由此指出，个体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主要体现于较低层次的生理与安全需求，当其得到较好满足后，个体便会转而追求较高层次的社会、尊重、自我实现等需求，从而“经济人”假设便不再能很好地描述和预测个体决策。

2.新老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

老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凡勃伦认为，即便强调效用最大化而非纯物质利益最大化，“理性人”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假设，人类不单纯是一台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还会受到本能、习惯和习俗的支配，故也会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5]新制度经济学派如诺斯（1990）认为，人是社会的人，其决策必然会受到社会中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文化、习俗与社会意识形态等，故人类在真实决策中会同时存在多元目标，而不可能仅考虑个人效用函数。[6]此外，西蒙的有限理性引出了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人性假設与诺斯的意识形态影响学说。也就是说，由于个体收集信息的能力有限，因此存在着利用信息不对称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如欺骗、背叛）的空间以及信息不充分的个体在决策中可能受意识形态引导。[7]

3.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点

加里·贝克尔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以将经济学分析引入各项社会学议题而著称于世，学界戏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灵活地构建了不同的效用函数，用以分析家庭、社会地位、犯罪、歧视等问题。对于贝克尔来说，不管是个体的社会需求、利他主义，还是道德、习俗、文化、宗教等因素，统统可以纳入具体问题中的效用函数。不过，“经济学帝国主义”也招致了许多批评，比如，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个体对文化与习俗的遵从不属于“理性人”的范畴，比如中国人对家庭的死忠、日本人喜好收养非血亲后代等等。[8]

以上可见，对“理性经济人”的批判与修正主要集中于个体决策过程应包括对非物质利益的考量上，具体包括个体的社会需求、伦理目标以及社会文化、习俗对个体行为的要求等。

二、进化心理学简介及其主要理论工具

进化心理学又称为演化心理学，是结合了生物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人类学与经济学的一门综合学科。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心理是一整套信息处理的装置，用来处理外界输入的信息并输出想法和行为。这一整套心理机制包含许多模块（适应器），用于解决人类漫长进化中反复出现的适应性问题。反言之，正因这些心理机制能解决各种适应性问题，它们才能在数十万年的演化后保留在人类的基因库中，在当代人类身上表现出来。进化心理学认为，当代人类的心理主要形成于更新世晚期的狩猎—采集社会，因为人类祖先在这一时期经历的历史远远超过农业、工业及现代社会，其对人类基因及心理的塑造作用持久而深刻。

（一）自然选择与性选择

根据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1859）与性选择（1871）理论，拥有某些特定生理和心理特征的人类祖先个体能留下更多后代，因为这些特征对于个体的生存和繁殖有很大帮助。而带来这些特征的基因就会获得扩散优势，逐渐成为基因库中的主流。比如远古时期，更强壮的雄性在狩猎中能获得更多食物，并且更不容易被猎物杀死，因而生存机会更多，久而久之人类雄性个体就变得易于将蛋白质转化为强壮的肌肉，因为决定该性状的基因存活率较高，这主要体现的是自然选择。同时，性选择也很重要，基因若不能通过繁衍来传播扩散，即便拥有存活优势也很快会消失。性选择分为同性竞争和异性选择两部分，同性竞争是指同性别个体争夺配偶、争夺繁殖机会，异性选择是指受到异性青睐的个体更容易获得繁殖机会，因而受异性青睐的性状/行为也会获得演化优势。

（二）内含适应性与亲缘利他行为

达尔文开创的选择与适应学说被称为经典适应性理论，强调的是个体性状/行为对其生存及繁殖优势的影响，但这一理论无法解释人类为何能进化出利他行为，因为利他行为理论上会降低自身适应性而增加对方的适应性。对此，汉密尔顿（1964）提出了内含适应性（Inclusive Fitness）理论以解释亲缘关系间的利他行为。该理论认为，由于亲缘关系个体之间共享部分基因，因此个体有些行为虽然降低了自身适应性，但若能极大增加亲属的适应性，总体上便能使这部分共享基因获得的进化收益大于损失，亲缘利他行为便是由此获得了演化优势。[9]进化心理学家们对动物和人类的亲缘互助行为进行了研究，证实了该理论。

（三）互惠利他行为

Wilkinson在研究一个吸血蝙蝠群体时发现，平均每天会有三分之一的蝙蝠在觅食时空手而归，必须仰赖其他蝙蝠反刍一部分血液来生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蝙蝠之间并不一定具有亲缘关系，并且会优先帮助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个体，也就是说，尽管非亲非故，蝙蝠个体之间仍然建立起了互惠利他关系。[10]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非亲缘利他行为也是由人类祖先狩猎时的类似情况进化而来。

（四）择偶偏好与性选择压力

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男女两性的分化起源于同型配子偶然分化为精子与卵子，并最终导致了雄性和雌性个体的分化，两性由此开始形成了不同的择偶偏好。[11]这些择偶偏好再次对异性个体施加了性选择压力，那些更能满足异性择偶偏好的个体有更多的繁殖机会、更好的繁殖成果。一系列对人类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女性在长期择偶中更看重男性的经济前景与社会地位以及是否愿意对后代投资，因为这意味着后代能得到更多更好的照顾，这种偏好已经进化为女性本能的一部分。[12]

（五）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演化博弈论之父、演化生物学家史密斯于1973年与普莱斯在合著的论文中提出了“进化稳定策略”（ESS）概念，指出種群在演化过程中，可能会形成某种ESS，当种群的大部分成员都采用该策略时，都能得到最大进化收益，偏离ESS的个体会受到演化的惩罚。[13]策略不一定是个体有意识加以思考后制定，也可能是基因在无意识层面编码的行为倾向。种群的ESS可能会因环境变动的冲击而产生偏移，但新的ESS一旦演化出来，便又会趋于稳定。

总而言之，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祖先的DNA里有许多基因控制着不同的性状、心理和行为，只有促使个体通过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基因会获得扩散优势，逐渐成为主流。经过无数代的演进，当代人类已经具有了高度的适应性，其心理和行为特征，无论是披着温情面纱，还是冰冷无情，都潜藏着两个本能目的：获得更多生存资源和最大化繁殖机会及成果。

三、以进化心理学看“理性经济人”假设及其修正

（一）进化心理学视角下的“理性经济人”

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看，人类个体一切行为的根本目的在于生存和繁殖利益最大化，这种目的性不一定为个体自身意识所觉察，而更可能是演化塑造的无意识和本能。据此，笔者认为，可尝试对“理性经济人”或“理性人”作出调整和重新解释，即将其解释为在各种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作用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终作出能使自身基因适存性最大化（即生存和繁殖利益最大化）行为决策的个体。

由进化心理学的亲缘及互惠利他理论可以看出，利他行为是个体以“迂回”方式实现其基因适存性最大化的一种必要手段，最终服务的对象仍然是个体（及其基因）。因而，将利他行为归入个体效用函数便不再牵强。在此框架之下，利他行为可视为一种牺牲短期利益换取远期利益的做法，也可视为对抗风险能力的投资。尽管利他行为往往是出于善意与正义感而非功利计算，但客观上来看，它的功能就是如此，主观动机的非功利不能否决行为效果上的功利。

可见，纯粹的“经济人”概念在进化上是不可靠的，它假定人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追逐物质利益，即生存利益最大化，却完全忽视了繁殖目标。一个任何行动都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准则的人，在择偶方面很可能困难重重，没有繁殖机会的“经济人”，仍然会被性选择压力淘汰。此外，纯粹的“经济人”看似能实现生存利益最大化，其实也并不绝对，因为现实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存在风险与意外，缺乏利他主义心理机制的“经济人”没有机会通过互惠利他赢得盟友，从而抗风险能力极差。总而言之，纯粹“经济人”难以获得演化优势。相比之下，“理性人”则存在引入利他主义偏好可能性，更具备抗风险能力。

（二）进化心理学视角下的“理性经济人”批判与修正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批判与修正分析

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中，生理与安全需求可视为个体追求生存利益最大化的本能。问题在于，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及自我实现需要，是否就完全与生存利益毫无关联呢？社交需要的确属于情感需要，人们在社会交往时也不一定抱着建立互惠同盟的功利心态。但这种情感需求无疑仍是演化塑造的一种心理机制，拥有这种心理机制的个体，会获得更多生存和繁衍优势，否则这种情感就不会保留在今天的人类身上。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都属于对自我价值感及自尊感的需要。Leary与Baumeister（2000）正式提出的自尊社会计量器理论（sociometer theory）认为，自尊感是人类进化而来的一种心理机制，用于追踪反映我们受他人尊重和欢迎的程度[14]，Naomi I. Eisenberger等学者于2011年为该理论提出了认知神经科学证据[15]，Barkow（1989）也认为自尊追踪了声望/名誉/地位变动。[16]更高的名誉与社会地位往往能带来更多物质经济利益，同时，尤其对于男性而言，还意味着在择偶市场中更高的价值，更多更好的繁衍机会。如von Rueden和Jaeggi（2016）发现男性社会地位与其繁衍成功度显著相关。[17]可见，尊重需要与自我实现需要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促使个体去追逐成功与社会地位，从而获得适存性优势。综上所述，马斯洛五个层次需求并没有超出人类个体无意识中对生存利益和繁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马斯洛对“理性经济人”的批评，完全可以纳入进化心理学的解释框架。

2.制度經济学派的批判与修正分析

制度经济学派认为，本能、习惯、习俗、制度、文化与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会阻碍“理性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显然，其中本能与习惯均属于无意识追求基因适存性最大化的行为体现，可直接纳入进化心理学视角下的“理性人”范畴。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个体很多情况是在既有习俗、文化、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并在制度的协调下进行决策。老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认为，社会成员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形成了社会习惯与文化，沉淀成为社会基本规则，并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化而逐渐演化。[18]凡勃伦这里对习俗与文化的解释与演化生物学的进化稳定策略（ESS）有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认为，人类社会的习俗、文化甚至意识形态，均可视为人类种群中ESS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个体在文化与习俗影响下看似非效用最大化的决策，很可能是对既有社会结构中ESS的遵从，无论这种遵从是自愿还是被迫，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个体对群体内ESS的遵从，其目的正是追求基因适存性的最大化。

社会中不同亚群体往往持有各自典型的意识形态，在进化心理学视角下，这些意识形态也是服务于个体适存性的最大化。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指出，社会中存在金钱和财富的竞赛，财富过人的有闲阶层通过荣誉性消费获得身份认同与自尊感，通过炫耀性消费将其昭告世人。比如，消费名贵奢侈品、举办豪华聚会、进行文化艺术类等非物质性消费等，以体现自身巨额财富、免于劳作与有闲生活。[19]可见，即便在生存需求完全得到满足之后，富裕人群仍然有彰显财富的意识形态。资产富裕者之所以要彰显财富与社会地位，一个重要动力是获取择偶优势（尤其对男性而言），吸引门当户对的优质配偶，甚至追求多偶。而资产较少者，其首要目标仍是保证生存利益，他们往往主张适度消费，上流阶层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并无益处甚至反而有害。例如，若一个家境较差的年轻人在价值观上向上流阶层靠拢，模仿起小资生活方式并借此求偶，恐怕不仅弄巧成拙，更透支了家庭财力，从而得不偿失。这说明，意识形态是与个体所处的环境与约束条件相适应的，它在无意识中指导着个体按生存与繁衍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去行动。换言之，意识形态对偏好的影响与个体适存性最大化的方向是一致的。

3.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批判与修正分析

加里·贝克尔对效用函数的灵活构造拓展了“理性人”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能力，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比如，许多人指责贝克尔将犯罪引入效用函数是荒谬且违背伦理的，然而在进化心理学看来，犯罪是一种进化而来的备选策略，即一旦个体在社会上落入无地位无资源的极端不利处境，他们就可能会孤注一掷，尝试用犯罪和欺骗的手段获取生存和繁衍的机会。比如，Wilson与Daly对凶杀案件数据进行了统计，发现贫穷未婚男性比富裕已婚男性的犯罪率更高。[20]虽然这些行为不合伦理，但自然选择并不包括伦理审查，而仅仅是让能解决适应性问题的心理机制获得演化优势。因此，笔者认为，贝克尔将犯罪引入“理性人”效用函数的探讨是符合实际的，犯罪问题应交由伦理和法律部门解决，学者仅仅是进行实证研究描述现实。再如，贝克尔还在生育分析中假设子女是给父母带来效用的消费品，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和投资都是有利可图，这一直广受诟病和伦理批评。但从亲缘利他行为的角度看，父母对子女的投资确实可以带来繁衍利益上的巨大收益，父母对子女的舐犊之情正是由这一渠道进化而来。

综上所述，可以近似地认为，人类个体几乎所有隐藏在利他主义、多元需求背后的无意识动机，所有对文化、习俗、社会意识形态的遵从以及所有看似非理性、非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最终都服务于人类本能和无意识中对生存利益及繁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个体仍然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或“理性人”，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看，这里的效用最大化应是指向生存及繁衍利益的最大化，即基因适存性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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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