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民族精神的弘扬

摘要：中华民族认同经历了颇为复杂的历史进程，在近代中国才最终得以实现，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核心价值所在。这一认同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丰富与弘扬，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各项功能的发挥，都起了巨大作用，影响至为深远。

关键词：近代中国；民族认同；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1-00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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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属于观念、意识范畴，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思维旨趣的集中体现，是该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灵魂。在民族精神塑造的历程中，民族认同是其前提，只有形成较为稳定的民族认同，才能出现相对同一的民族精神。当然，民族认同的进程又往往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发生。近代中国的历史行程就是如此。

一

众所周知，民族与民族认同是历史的产物。就中国而言，上古诸部落在不同环境下发展，逐渐形成了许多族群，其中华夏族处在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上，拥有农耕经济下先进的农业文明，从而具有在各族群中的领导地位，形成了华夏文化中心观念。战国时期，华夏族已成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但还不是统一的民族，经过秦汉四个多世纪大一统的陶铸，才发展为统一的民族，并且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主体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凝聚核心的作用。西汉时，仍按先秦传统自称为华夏或中国，而边疆其他民族则称中原华夏人为“秦人”和“汉人”。两晋之际，“五胡”逐鹿中原，明确地与汉人共享“中国”的称谓，汉人则比较稳定地成了族称。到南北朝时期，汉人已由他称成为南北汉人的自称。由于“中国”成为各民族共有的称谓，“汉人”成为汉民族专有的族称，中国各民族的总体称谓也由“华夷”对举演化为“蕃汉”对举。［1］（pp.17-18）在华夏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中，自我认同至关重要。由于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出现甚早，所以自我认同主要是文化认同，这是华夏族不同于他族的关键，“华夷之辨”便由此而来。所谓“华夷之辨”，更多地是一个文化观念，而非纯粹种族上的界定。因为华夏族自认文化高于四夷，故而长期有着只可“以夏变夷”、不可“以夷变夏”的观念。若套用现代概念，这样的民族认同颇具文化民族主义意味，此可谓近代之前华夏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想。

到了近代，华夏民族遭遇到的“夷”已全然不同于古代的周边族群，这些东来的“西夷”步步进逼，已严重威胁到中国国家的生存。正是在这一严峻的挑战之下，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普遍激发出来，民族主义得以勃兴，而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也最终得以实现。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经历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来，使得原有的中华秩序渐被破坏，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更令中国民众生活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这种情形下，有识之士认为中国人只有摈弃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以强敌为师资”，才能保国、保种、保教，挽救民族危亡。在甲午战争后的维新变法思潮中，“华夷之辨”开始被打破，传统民族观念被动摇，代之而起的是来自西方的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方，民族观念的盛行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基本是近代的事情，它往往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抵御外敌、壮大自身力量的重要思想武器，对民族国家的形成贡献颇大。对于危机中的中国而言，引入这样的思想武器不啻为振兴民族、挽救国家的利器。所以，晚清思想家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的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想，格老秀斯、洛克、黑格尔、密尔顿、伯伦知理等思想家的相关论述被不断引入，其中尤以伯伦知理的民族主义理论最为人称引。

梁启超是清末最有号召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深受伯伦知理学说的影响，强调国家理性至上，认为当时形势下，中国需要统一有力的秩序方能生存，中国境内各民族必须统合起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个民族，提全球三分之一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2］（文集十三，p.75）由此，他提出“大民族主义”主张，认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者。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2］（文集十三，pp.75-76）这一主张，是梁启超把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与中国的历史现实结合起来的产物，实际上是对民族主义这一建国原则根据中国实际所作的变通。从理论资源上看，“大民族主义”既有西方的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因素，又有中国传统文化民族论的合理成分，是二者逐步调适的结果。梁启超曾引用伯伦知理“同地、同血统，文字、风俗为最要焉”的“民族”界说，论证自己的“大民族主义”主张，通过介绍伯氏理论，强调那些“国境大而民族小，境内含有数民族者”，大约存在四种发展趋势，其中第一种即为“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在昔罗马帝国，及今之北美合众国，是其例也”。［2］（文集十三，pp.73-75）这种轻地域与血统、注重历史文化与现实整合因素的“大民族”观，恰好与中国自古就存在的文化民族论有相吻合之处。中国传统中民族观念的核心是所谓“华夷之辨”，它虽有地域、种族内涵，但更多地是一个文化观念。“大民族主义”将伯伦知理的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与此文化民族论相调适，所认同的是“中华民族”概念，这一认同既有现代意味，又有古老文化底蕴，易为中国知识分子顺利接受，所以在当时颇有影响。梁启超倡导“大民族主义”之时，正值中国知识分子为国家前途命运激烈争辩之际，保皇立宪与排满革命两种立场针锋相对。梁启超、杨度等改良、立宪派人士力求“平满汉之界”，以“大民族主义”观念解决民族纷争，建立君主立宪国家。革命派激进知识分子则提倡排满革命，彻底推翻清王朝，建立汉族统治的民族国家。政治立场的不同，使得两派在国家认同方面存有差异，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未得到普遍认同。

清朝末年，中国知识分子民族国家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大体皆来自西方，革命派知识分子也不例外。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核心是国家由民族组成，一民族一国家。这样的观念，对革命派知识分子影响很大。1903年，《浙江潮》发表的《民族主义论》说得很直接：“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并主张“非民族的国家不得谓之国。”［3］换言之，民族国家只能由单一民族组成。革命派知识分子此时正在大倡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痛斥满清民族压迫，为排满革命寻求各种依据。西方“一民族一国家”的民族理论的传播，恰好为他们的革命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对于力主“排满建国”的革命派知识分子来说，所认同并欲建立的是单一的汉民族国家。

对于“中华民族”以及相应的“大民族主义”，各种政治力量形成认同共识，基本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这其中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则在体制上确保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实现。孙中山的民族观，起初具有浓重的排满革命特征，他所提出的同盟会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特征。不过他主张的排满革命已完全超越了种族复仇主义的狭隘境界，而把满族统治者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他反复强调“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这样的说法，在策略上把满族统治者极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有利于争取和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投入到反满革命的行列，是相当明智的。同时它也为后来“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甚至为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接受“中华民族”观念，并将其付诸于革命实践创造了前提。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为辛亥革命前已经萌生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流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国内各民族的平等融合与整体化趋势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民族问题是中华民国建立后临时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形势的变化，自然使得孙中山抛弃了排满的民族革命任务，集中精神致力于民族平等与融合基础上的民权建设与民生建设。民国初期，孙中山接受“五族共和”思想作为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准则。所谓“五族共和”就是“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幸福”，民族统一、民族平等是它的基本原则。“五族共和”从理论上打破了长期以来惟我独尊的民族关系，少数民族在观念上第一次被置于平等地位，从而令统一多民族共和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不仅如此，“五族共和”思想也十分有助于“中华民族”观念的流行与推广。孙中山就反对泛泛而谈所谓“五族共和”，他要求以汉族为主体，积极团结国内各民族，组成一个大中华民族。他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讲中说：“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一个很文明的民族，现在实还没有做到。”［4］（pp.392-394）可以说，实现国内各民族的真正平等，创建中华民族新族体，是“五族共和”政策的发展与升华，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新的奋斗目标。

1923年1月23日，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规定了民族主义的任务：“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立。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5］(p.601)这是孙中山首次完整地提出在国内实行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在国际反对强权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主义主张，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明确地把反帝放在民族主义的首要位置。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最后演化，则集中归结为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民族主义的重新解释，即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对内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有学者把它提炼为“民族自决”思想。民族自决是列宁与美国总统威尔逊都曾主张的原则，孙中山的民族自决理论同时吸收了两人的观点。“民族自决”原则不仅完全体现了民族平等思想，而且告别了民族同化政策，是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一个飞跃。

与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进同步，五四运动时期，中华民族一体化观念在社会各界也广泛传播。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各行各业的人，乃至少数民族中的中坚力量，都将“中华民族”概念贯穿于言论和行动中，表明大家一致认同“中华民族”是生活在中国领土上所有民族的统一族称。整个民国年间，中华民族认同从未动摇过，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严峻的局势不仅未动摇这种认同，反而促使其更为巩固。

日本的侵略使中国再次面临严重的民族危难，增强民族凝聚力成为最重要的时代课题。此时最能体现中国人民与侵略者的整体对抗性的载体，莫若“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它在抗战时期成为舆论界使用最为频繁、最能激发各族人民的抗战斗志，最易被国内各政治势力共同接受的时代话语。如1938年7月发表的《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中就说：“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而成的整个大国族。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悻存之理。”［6］这样的言论，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1939年，一些学者更对“中华民族”问题展开讨论，顾颉刚专门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文章，指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7］以此激励抗战特殊情势下的民众，坚守国家、民族信念，坚守中华民族是一整体、不可分裂的信条。这些都表明中华民族认同在历史关键时刻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核心价值所在。

二

民族认同是民族精神塑造的前提，只有形成较为稳定的民族认同，才能出现相对统一的民族精神。世界各国各民族，凡是民族认同较为稳定、民族矛盾纠葛较为稀少者，民族精神就相对完善，所发挥的作用也就相对更大。在这方面，近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是个鲜明例证。也就是说，中华民族认同对于丰富和弘扬民族精神所起到的作用，是极为明显的。

其一，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使得中华民族精神获得前所未有的统一，其内涵也更为丰富。

从历史考察，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些基本元素很早就存在了。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族，在思想和观念层面上早已为这种精神铺设了基石，如古代先哲的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表现了一种拼搏精神，一种不向恶劣环境屈服的顽强的生命力；“厚德载物”就是要有淳厚的德性，能够包容万物，表现了一种兼容并包精神。这样的精神都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作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各少数民族也有自身非常值得崇尚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激励各民族不断发展完善的动力之一。近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使得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民族精神得以汇聚，以汉民族的固有民族精神为主体而凝练起来，并获得一种升华。这样，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使得中华民族精神获得前所未有的统一，内涵更为丰富多样，从而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二，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使得中华民族精神获得一种时代性，更有助于其功能的发挥。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整体，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已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朝着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方向而努力，所以这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中华民族精神也是如此。因为民族精神是历史的产物，它依托于不同时代的特定民族和特定民族的思想精粹而存在，所以它虽然具有恒久性，但同时又有时代性。近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使中华民族精神在凝聚恒久性力量的同时，获得了一种时代特质。这种时代特质对其功能的发挥更为有利。具体而言，正是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严峻局势下，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普遍激发出来，近代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才最终得以实现。与此相同步，中华民族精神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不断被激发、完善，成为各族人民抵御外侮、建设国家的精神力量。史实表明，民族认同的深化与民族精神的积累是成正比的，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一次次爆发，往往令民族认同一步步深入，同时导致民族精神的一浪浪高扬，最终化解危机，使民族走向新生。可以说，以中华民族认同为前提的具有时代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近代中国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三，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使得中华民族精神在世界范围内有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民族精神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超越色彩，即民族精神中的某些成分是全人类所共同认可并尊奉的价值。中国境内各民族虽然很早就有自身民族精神的体现，而且对周边民族乃至较为遥远地带的民族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汉民族的民族精神。但在近代以前，它的国际影响还是有限的。随着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中华民族精神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远，这固然是由于近代世界各民族之间较之以往有了更为便捷的交往和联系，但同时中华民族以整体面貌出现而成就的精神，其内涵自然更丰厚更深邃，更有普遍价值，必然更能得到世界不同民族的认可与传播。

总之，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认同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塑造的前提，而且它还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弘扬与传播，对中华民族精神各项功能的更好发挥，都起了巨大作用，影响至为深远。

参考文献：

［1］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余一.民族主义论［J］．浙江潮，1903，（1）．

［4］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N］．新华日报，1938-07-12．

［7］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J］．西北通讯，1947，创刊号．

责任编辑：吴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