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半个世纪的寻根与追梦
时间：2020-10-10 07:57: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08年的一天，站在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的防空大隧道遗址前，抚摸着大轰炸惨案遇难群众纪念碑，一个欧洲男人久久不愿离去。
67年前的那个6月5日，日机轰炸当时的陪都重庆，上万人涌入这个只能容纳5000人的简陋隧道里，因缺氧窒息和挤攘踩踏死伤数千人。而他正任职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爷爷，因抵达太晚，隧道看守人员拒绝其入内，侥幸躲过一劫。
他叫Vincent Chang，是个土生土长的荷兰人，和典型的欧洲人一样，有着棱角分明的面部轮廓，高大健硕的身材。他也叫张克雷，有着一半的中国血统，黑眼睛黑头发，爱吃火锅，会打太极，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从幼年时起，张克雷就听爷爷、父亲说起重庆，嘉陵江、上清寺、十八梯……这些陌生又熟悉的地名，一遍一遍在他脑海里回响。直到2008年，33岁的张克雷终于来到重庆，去触摸祖辈们经历过的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从第一次来重庆寻根，到选择定居重庆，加入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参与荷兰驻重庆总领事馆筹建工作……在经过对祖辈重庆岁月的追寻之后，张克雷也植根于重庆这座奇妙的城市，开始追逐自己人生和事业的梦想，开启了生命旅程的新篇章。
为父亲旅游“踩踩点”
惊动重庆媒体和市民
2008年4月的一天，初春时节，山茶花开得正好。
一辆从成都到重庆的大巴缓缓驶进陈家坪汽车站，张克雷刚走出车门，就被好奇的旅客、揽客的的士司机和“棒棒军”团团围住。他吓了一跳，拎着背包飞快跑出车站，穿过拥挤的人群，跳上了开往较场口的公交车。
汽车沿着渝中半岛跌宕起伏的道路飞驰，看着车窗外高低错落的城市建筑、壮观的高楼大厦，还有狭长的石级阶梯，张克雷兴奋得有点战栗：“这就是爷爷奶奶念念不忘的地方，这就是父亲一直想要回来的重庆！”
张克雷在荷兰出生长大，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匈牙利人。他的爷爷和大爷爷1938-1945年在重庆任职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
父亲张天鸣1944年3月出生于重庆，1945年随全家离开重庆时，他刚满一岁。虽然对这个出生地完全没有记忆，但“重庆”两个字，却一直出现在张克雷父亲所有的证件和个人资料里，护照、身份证、结婚证，甚至驾照……张克雷的父亲一直想去看看，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究竟是什么样子。
2008年，张克雷刚结束了在北京语言大学的中文强化学习，计划进行一次长途旅行。远在荷兰的父亲说：“去重庆吧，看看你爷爷奶奶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也帮我熟悉一下旅行路线！”
“一开始，我只是想为父亲来重庆旅游 ‘踩踩点’。” 张克雷说：“慢慢地，事情变得有点大。”
他想先找到爷爷工作过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但自己掌握的信息有限，没有头绪。这时，他在重庆的朋友周毅主动提出帮忙。周毅不但陪他去市档案馆查询资料，还帮助张克雷在华龙网上发了2000多字的帖子，让网友帮忙寻找。
这件事迅速引起了媒体关注，《重庆晚报》、《重庆晨报》、《重庆商报》、华龙网等多家媒体纷纷连续报道张克雷寻找父辈生活足迹的故事，并呼吁市民为他提供帮助。热心市民纷纷提供线索，有的还主动陪他走访国民政府时期的遗迹。
有趣的是，当张克雷寻找到新华路旁人民公园内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时，突然发现，这个60多年前爷爷工作过的地方，竟然就在他第一次抵达重庆住宿的酒店旁边。
这个惊人的巧合，让他感到不可思议：“这是件非常富有深意的事情，我仿佛能感受到，有种神奇的力量指引着我来到这里。”
在重庆，张克雷受到了出乎他意料的热心帮助，并且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对重庆也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回望那段旅程，张克雷说：“现在看来，那次寻找的过程本身，比寻找的结果对我来说意义更重大，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我生命的转折点。”
踏访旧址
“拼”出祖辈历史记忆
“寻根之旅”结束后，张克雷又多次返回重庆。他一步步接近自己家族当年在这里的生活足迹，那些曾经只是祖辈们偶尔提起的记忆碎片，逐渐和重庆这座城市抗战历史的大背景重叠起来。
张克雷的爷爷张曾庐，曾任职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1940年4月，张曾庐在重庆担任外交部电报科书记官，同年获得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驻外电务人员训练班证书，该证书由蒋介石首席秘书官陈布雷签署。1944年12月15日，他被任命为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主事，之后被任命为随员。
在重庆期间，爷爷张曾庐主要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市中心的中央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国民政府外交部办公楼和宿舍楼就坐落于此。1939年，日军频繁地大规模空袭重庆，张曾庐让家人搬离饱受战争蹂躏的市区，迁往城南30公里毗邻南温泉的郊区居住。
他们在地主的农场里租了两间破旧的小屋，奶奶富金铃带着几个孩子在这里生活，度过了抗战时期的艰苦岁月。张克雷的大姑姑张棣鸣、二姑姑张松鸣、父亲张天鸣都在重庆出生，他的伯伯和大姑则在附近一个叫做“土桥子”村的小学上学。张曾庐只要有假期，就会背着大米和干粮，从市区步行30余公里，回家看望妻子和孩子们。
大爷爷张增福同样任职于外交部，相比弟弟张曾庐而言，他在当时的外交界显得更加活跃。
张增福1932年任中华民国驻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总领事馆主事；1942年，从雅加达归来后，他参加了民国外交部和中央训练团在重庆联合举办的领馆人员研究班第一期训练营，当时共有40多名外交官参加。近100多名知名学者和政客都是训练营的讲师，何应钦、白崇禧、陈果夫、陈立夫、吴国桢、董显光等都先后在训练营授课，著名画家徐悲鸿在训练营教授西方艺术。
张增福在陪都重庆交友甚广，著名政治家、书法家、民国元老于右任曾赠送给他一幅亲笔书写的卷轴；他与1939-1944年间在重庆颇有声望的杰出荷兰汉学家、外交官杨连山多有往来，与荷兰著名汉学家、外交官高罗佩和他的妻子水世芳是很好的朋友。
1944年4月，张增福离开重庆前往中华民国驻荷西印度威廉斯坦领事馆出任领事，高罗佩向其赠送了一幅书法卷轴，书写四个大字——“博通南海”，称颂张增福对东南亚地区的渊博知识，对其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东亚司和之前在印度尼西亚驻任时的工作表示敬意。
一年后，张克雷的爷爷携全家离开重庆，飞越驼峰航线到达印度，继而从英国中转至荷兰海牙。直至1950年荷兰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关闭国民党政府在海牙的大使馆之前，张曾庐和张增福都是中华民国外交部派驻荷兰王国的外交官。
之前，张克雷对家族的这段历史知之甚少。爷爷张曾庐平日里沉默寡言，偶尔提起重庆的事情，总是陷入深深的沉思。多年后，张克雷终于跨过半个多世纪的时空距离，看到了这段历史。
张克雷及其家族与重庆的深厚历史渊源还在延续着。2011年3月，张克雷的第一个儿子张杰仁在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出生，他的父母随后来到重庆看望小孙子，这也是张克雷的父亲自1945 年离开后第一次回到重庆。
张克雷陪父亲沿着家族在重庆的生活足迹，探访了七星岗、领事巷、十八梯、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南温泉等地。几天后，在位于江北的家中，全家一起庆祝了父亲张天鸣67岁的生日，这也是距离他离开重庆66年后，在这里度过的第二个生日。
让荷兰乃至西方更多地了解重庆
是我的梦想
来中国之前，张克雷曾经是一名律师，1999-2005年间，他在著名的国际律师事务所——英国富而德律师事务所阿姆斯特丹办公室工作。作为一名企业律师，他主要为一些重要的国际公司客户提供公司法、证券法、财政金融和能源法等法律咨询。
在律师事务所工作6年后，由于他优秀的工作表现和中文语言优势，张克雷被借调到香港办公室，协助开拓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区的事业，并被安排在北京进行三个月的汉语强化学习。而当张克雷生平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后，就被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深深吸引，他随后结束了律师生涯，一边继续中国文化的学习，一边从事中荷国际合作项目的运营，以及跨文化交流咨询工作。
“寻根之旅”让张克雷对重庆有了更加特别的感情，而当对重庆的了解慢慢扩展到家族足迹之外，张克雷开始惊叹于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无处不在的抗战大后方遗址，以及当地人民特有的火热和直爽，他逐渐爱上了这座城市。
2010年，张克雷携荷兰籍妻子郭婷婷（Christine）定居重庆，除了在重庆大学法学院讲授法学课程外，他还为一些公共机构和私营企业做战略咨询，管理荷兰与重庆多个经济文化合作项目，并直接参与了荷兰驻重庆领事馆的筹建准备工作。
工作之余，张克雷对重庆的人文历史，尤其是特殊的陪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
“我去过中国很多城市，看过很多地方，但重庆这座城市，却是特别的不一样。”张克雷说：“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又如此真实的城市，可外面的世界对她丰富的历史、尤其是作为二战英雄之城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知之甚少。我希望有一天，能让荷兰乃至西方社会更多地了解她！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梦想。”
所以，当张克雷得知西南大学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要建立的消息时，非常兴奋，他希望自己也能参与到专业研究工作中。2011年12月，他第一次见到了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也是他后来的导师——周勇教授。
“能见到这样一个在重庆历史研究领域如此重要的领军人物，我特别的荣幸！”回忆起和周勇教授的第一次会面，张克雷难掩激动：“周教授对我之前的研究内容和未来的研究计划很感兴趣，他给了我很多宝贵的建议。能得到他的肯定和认同，对我非常的重要！”
2012年，张克雷正式加入了周勇领导的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西南大学共建的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作为周勇教授国际研究团队的一份子，张克雷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战时重庆的外交界及1930-1950年的近代中荷关系。
为了获得翔实的研究资料，张克雷联系了许多曾在战时重庆荷兰大使馆工作过的外交官后代，例如高罗佩（1943-1946年在荷兰驻重庆使馆工作）、杨连山（1939-1946年在重庆工作）的亲属们，他们提供了很多照片、图纸、信件、公文、地图等等。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对张克雷的研究很有帮助。他的研究成果也受到荷兰乃至全球二战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
受荷兰驻北京大使馆之邀，2012年，张克雷撰写了荷兰外交使团在战时重庆活动的历史回顾——《旧日重庆中的荷兰影像（Dutch Traces， Places And Faces In Chongqing 1938-1946）》，庆祝荷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0周年。目前该书已完稿，将于荷兰驻重庆总领事馆开馆时出版，以表庆贺。
2013年9月，张克雷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90余位著名学者齐聚一堂，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进行了主题交流和探讨。作为代表荷兰的国际学者，张克雷发表了题为《回顾战时重庆——大国崛起下的国际之都》的学术报告。他国际化的研究视野和独特的观点，获得了到场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
目前，为了获得更加丰富的研究资料，张克雷暂时返回荷兰，寻找荷兰国家档案馆的历史资料和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荷兰外交官的私人资料。
2013年11月，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访华，荷兰驻重庆领事馆也正在建设中，中荷两国间的交流在步步深入，张克雷也在用自己的努力应和着国家、民族、地域友好发展的脉动。
“我将尽快返回重庆，继续投身到国际背景下的重庆抗战历史重建工作，并尽我所能，帮助推动重庆和荷兰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交流。”他如是说。
现在，重庆已成为张克雷的第二故乡，这不仅仅是对他定居重庆的客观描述，更是对他与这座城之间深厚渊源的精确表述。来重庆6年，张克雷寻找到了家族的历史足迹，也将个人的梦想和使命深深植根于这座城市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对他而言，重庆不仅怀有其家族的过去，更书写着他的现在，孕育着他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