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电信业的若干问题

刚刚成立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电信、信息与传媒经济研究中心认为：面对技术快速变化和市场不断演化的挑战，软件开发商、硬件制造商、网络运营商、服务提供商、内容制作商、政府监管部门、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投资银行、法律服务中介等机构必须在一个共赢的平台上对广义的电信产业（包含电信、传媒和互联网）进行技术评价、商业模式评价、经济影响评价、社会影响评价，以引导产业的健康发展，降低由于技术、商业运营和资本市场的不协调而导致的负面影响。

该中心的筹建负责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院长赵忠秀教授，2003年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SU）电信、信息与传媒系做访问学者，对广义电信业有着他的理解，他认为，努力消除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善，以提高市场竞争效率，增进社会福利，是世界电信和传媒界所面临的共同任务。

赵忠秀博士在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时，披露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电信、信息与传媒经济研究中心重点研究的核心问题——产业监管模式、竞争合作模式、产业集中度与商业模式再造、服务定价与价值链管理、数字技术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并就中国当前广义电信的热点问题表达了他的看法、介绍了中心的研究方向。

《中国电子商务》：大学里的研究机构现在也有不少，对外经贸大学出于什么考虑成立电信、信息和传媒经济研究中心呢？好象牵涉面挺广的？这个研究中心将会有什么特点？

赵忠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明显加速的信息通讯技术（ICT）进步，已经将人类带入了信息社会的新时代，构造了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网络经济基础。信息通讯技术的两大特征——数字化和可计算化，使传统的电信、传媒及新兴的互联网等产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出现了技术、产品、市场的趋同化，相应地带来了政府监管的一体化。顺应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将为社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人民可以充分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文明和便利；而忽视甚至排斥这一趋势，将会在巨大的数字鸿沟面前贻误乃至丧失发展机遇。

我们的这个视野是放在一个比较大的经营层面上，为经营平台提供研究成果。我们不是从技术角度出发，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从电子商务、从信息技术发展这一路走过来，一向是技术推进的，技术推进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工程师们也许会忽略了应用。人们追求那种技术上的完美和先进，而忽略了应用的技术是没有价值的。这个价值要拿市场来衡量，如果市场不接受，或者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这个技术是没有意义的。这带来的是技术路线和市场模式怎么结合的问题，如果结合得不好，生产出来的产品有可能是一堆“高级垃圾”。

技术进步带来的东西是很多的，但是能够生存下来的实际上很少，怎样少走一些弯路，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出发点，也是我们财经院校要研究切入这个领域的原因。从目前的强势来看，还是技术占在了第一位，我们认为，在这个领域并不是技术决定一切，所以要破除这个“惟技术主义”。

第二个考虑是，即使有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分割现象很严重。比如，有的是抱着自己的老市场，而且是过去借助行政干预得来的市场，来阻止其它的进入。这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准入的问题。这种垄断会导致低效率和投资的重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们认为要主动地改变这种状况，而不应被动地等待，被动地等待最终就会被淘汰。

《中国电子商务》：谈到技术的问题，有人认为小灵通“技术低端”，但吴鹰和UT斯达康在中国获得了很大成功，而且是在世界电信业不太景气的情况之下获得的成功，你认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成功呢？

赵忠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灵通的成功是一种模式的成功。这里的决定因素不是它的技术的先进性，小灵通从不断更新升级的无线通信技术来讲是相对落后的，但它是一个合适的技术，适合于中国当前的市场环境和消费者所能够承受的支付能力，这个是与它的发展相匹配的。

如果说比较高端的GSM或者CDMA系统能够将它们的价格降低到小灵通的水平，那小灵通实际上就不会有生存空间，这里实际上是资费的问题。经济环境适合了小灵通的生存，从某种程度上它就有发展。它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面能够成功，并且从投资回报来看，电信公司或者投资企业的投资收回来了，就不能说它是一个错误的东西，而应该说是正确的。因此，拿技术“惟美主义”说事就不行。随着小灵通技术的改进或者脱胎换骨，它如果能够平移进入一种3G的技术，等于它跨越了一个阶段，带来的是足够的网络和所有的客户群，并不是一个坏事情。也正是有了小灵通，对高端的无线技术产生了一种市场的压力。如果没有小灵通的引入，移动市场所谓“双头垄断”的格局还会继续延续。

《中国电子商务》：对资费的问题目前政府有政策，这里涉及到产业监管模式的问题，贵中心在这方面将研究什么？

赵忠秀：我们今后的研究重点会放在这个层面，就是研究市场结构，怎么样能够提高市场的经营效率，能够使信息技术的效率为社会所共享。

监管的问题实际上比较复杂，那么我们作为学术机构可以说是一个“局外人”，可以置身度外，可以“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我们主要是想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解决问题。我们认为：第一，监管必须有法可依。立法机制谁来制定，目前立法有冲突。监管机制如果缺乏合法性，没办法解决长期的问题。部门立法导致的问题是有可能不能站在长期的、比较客观的立场上。第二个问题是，目前市场的主要经营者、主导运营商实际主要是国有控股，监管者引导主导运营商盈利。但是盈利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取得呢？一个是靠企业的内功，还有一个是靠外部市场环境。如果说市场环境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状态，盈利则充分要靠企业的内功，但如果能影响到外部环境，这就属于垄断，阻止其它的进入，那这个企业可能就不需要“练内功”就可以获利。它获取的是一种垄断利润，这个利润不是源自于企业的竞争力所获得的市场份额，而是外部的环境制约了其它的进入而产生的，企业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力的。这种监管不可能实现社会目标，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

在某种情况下社会利益和产业利益实际上是相冲突的。怎么样推进监管、提高监管的效率，这是个问题。现在我们是监管“下面”的效率，但是监管本身有没有效率？这实际上是全世界都在探讨的问题。如果监管本身是低效率的，那么就要考虑这种监管的可替代性，但这是即时监管者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认为，单靠产业部门是难以推动监管的，一定是在更高层面比如国务院这个层面来进行推动。来自不同的部门、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最后才能形成一个有时间限制的无偏的监管模式。如果由部门来做这个事情，“问责制”无从施行。

谁来监管监管者？应该有一个无偏的法律来监管监管者，但我们现在有的法律却是由监管者负责组织来起草的，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事情。

《中国电子商务》：产业集中度是个什么概念？这方面贵中心要研究的是什么？

赵忠秀：我国的电信和传媒等，目前还没有很多竞争者。当竞争比较充分以后，一定会出现收购与合并的状况，到最后，前几位运营商所占有的市场份额会非常高，比如说前三位加在一起会占到90%，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市场的垄断性很强。市场垄断导致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可能会扼杀技术进步，比如不愿意采用新技术，阻止新技术的应用，那么消费者就得不到技术进步的利益，社会得不到技术进步的利益。或者说，集中以后阻止了向其它部门的扩展，相当于其它的就进不来了，各自守着自己狭窄的领域，不利于形成一体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展。本来通信技术的发展已经把这个打通了，但现在人为割据，导致低效率。

产业不能过度集中，但是过分分散也不符合以信息为基础的产业规律。因为网络要应用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才会有价值，如果都很小、很分散，网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解决互联互通的问题，这样也导致低效率。

如果在网络平台上有一些服务提供商相互竞争，这样能够增进效率。但是这个网络如果形成了所谓纵向一体化的垄断，那只能是它卖什么你就用什么，对消费者和社会来说是负面的效应，因此要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中国电子商务》：有没有一个计算的方法来确定我国服务4亿多用户的运营商的数量？

赵忠秀：这涉及到市场的最优配置是事先规划的还是通过竞争最后形成的问题。从理论上讲，既然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那为什么我们不事先规划呢？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么做，但是往往事先规划的是低效率的！科学发现也是这样，你设想搞几个大型工程、几个大的项目，最后的结果与你的初衷可能是不相吻合的，是有很大差异的，重大的发现和成就也许是在无意间产生的，是在不断地“试错”过程中最后脱颖而出的，而不是事先规划好的，凡是“钦定”的他一定做不好！都是在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生存下来的，他才有生命力。事先指定几家还是放手让他们全业务竞争，看最后的结果，如果这个结果偏离了方向，再进行调控，而不是事先给你规定好“赛道”，你在这里跑，最后你占大头，你是老大、他老二、他老三，这样不行，竞争的结果有可能老大变老三，也许老三消失了，或者老大消失了，这样才能有竞争效率，这一点国外是有过经验的。

但是当我们没有任何基础的时候，必须建立起基础，建立基础阶段确实要有大量的投入。当基础建立起来以后往高端走的时候，就要有竞争，这个时候就不能“钦定”，而应该让大家都来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一定是最优的。而拿到资源据为己有以后，实际上就没有动力了。

这是一个技术进步的路线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事先选择和事后选择的问题。美国为什么GOOGLE成功了？为什么微软成功了？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事先规定好的东西，否则做出来的可能是一个非牛非马的东西。很多时候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有很多岔路，选择不同可能就南辕北辙了。如果大家都在竞争，最后市场看谁最出色就选择一个，那最后就选它了。

《中国电子商务》：中心对服务定价和价值链管理的研究预期会产生什么作用呢？

赵忠秀：我们的研究结果对在不同环节上的企业会有直接的参考作用，能帮助它们制定竞争战略、识别自己的竞争优势、提高自身在整个价值链中的核心价值和核心竞争力。如果具有了核心价值，就有了相对自主的定价权，赢得比较大的市场份额和具备持续的盈利能力，这就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优势会得以保留，否则，有可能得一时之市场优势，时过境迁然后被淘汰。

从企业的供应链到终端设备的制造，还有零部件的制造，然后到网络，到增值服务，增值服务的扩展，实际上就和INTERNET结合在一起了，包括现在企业的电子商务，还有电子政务这些平台实际上都是相通的。网络是一个无疆域的领域，我们人为地将它们分割了。实际上大家用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技术上已经实现了，但是因为监管的问题导致了市场被分割成“碎片”，阻隔了一些企业的进入，我们现在就想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

这涉及到我们目前的宏观管理体制必须变革，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发现这个变化，引导这个变化，这样才不会被变化所摧垮，否则采用抵抗变化的方式，最终就会被变化所淘汰。因为人们无法阻挡技术变化的洪流，那就必须及早地引导这个变化。能不能由自己来主导更高层面的监管呢？在全球化的市场，我们应该具备这种主动革新的意识。

《中国电子商务》：有关传媒经济，中心有什么想法？

赵忠秀：我认为中国媒体没找到好的商业模式，不是按公司和企业化运作的方式来做，没有一个可持续盈利的模式，都是一些有着自由灵魂的人，大家走到一起，凭着自己的艺术喜好和爱好做事情，不计成本、不讲效率。实际上如果大家把资源规划好，是能够做好的，毕竟人们对媒体的需求越来越大，媒体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目前媒体虽然有非常先进的思想、理念和产品，但是提供的方式非常落后，不能说是小农经济，但却处在一个自发的状态，没有一个好的商业规划。

我们中心研究媒体经济就是研究怎么做媒体的商业规划，使媒体的价值最大化。

比如传媒集团，有一个业务链条，包括供应、内容制作、分销等。如做电影卖给电影公司，而电影公司实际上是一个网络，制片商可以最后与电影公司分票房收入，通过系统和网络卖给影院，影院面对的是个人客户。这其中第一轮、第二轮商业怎么定价？怎么间隔？什么时候推VCD？都是有讲究的。其目的还是怎么样使票房价值最大化。最后的票房和最前端的演员的身价实际上是有联系的，有一个经济学的计算模式，而我们中国可能没有用到这个。

前几年央视的广告拍卖，有很多“标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粗犷的方式，是因为中国的市场不太成熟的情况下才存在这样的方式。中了“标王”了，没有预期的收益，如秦池，后来垮了，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值得的，表明它出的价格是不合适的。没有人对真正的广告价值进行计算。那么有没有计算的方法呢？就像证券和保险市场需要设计一样，广告市场同样需要设计，但是我们没有。实际上通过大量的市场研究，这个是可以做出来的，广告值多少钱不是通过竞标竞出来的。虽然有史玉柱成功的例子，但不能去模仿，对于第一个成功的人来说，他是创新，第二个模仿他有可能还成功，但是后面还这样懒惰地去模仿，不愿意创新，那可能已经没有成功的机会了。

传媒经济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事情。比如目前传媒有娱乐化的趋势，这实际上是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这里牵涉到人如何活着才有意义、实现生命过程幸福的最大化的问题。新技术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它应该是给人们带来快乐，不是给人们带来麻烦，很多高新技术确实好，但它不能解决人们的应用便利性的问题。当人们被信息包围，不得不应付的时候，他可能要逃避，这个时候就需要休闲、娱乐，可能把所有的机器都关掉，到一个“世外桃园”去放松几天，还有一些出于本能的行动，这都是人们的需要。所以人应该驾驭技术、而不应该是技术的奴隶！这是我们在考虑一个技术的商业模式是否成熟时必需考虑的问题，即：怎么样为人类带来最大的便利、幸福和效率？比如一个人挣很多钱的代价是垮掉了身体，最后要花钱看病，或者花钱锻炼身体，他回过头来想，还不如当初就过悠闲的生活，这就是人们对生命价值的一个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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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电信、信息与传媒经济研究中心简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电信、信息与传媒经济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s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studies and Media at UIBE----CETISM）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创立的一个无产业倾向的非盈利性的跨学科学术研究机构，它植根于中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土壤，应用多学科成熟的研究范式，对基于共同的数字技术平台的电信、信息与传媒产业展开具有前瞻性的学术研究，中心为产业监管者、运营商和消费者提供相互沟通的平台，并最终服务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缩小数字鸿沟，促进服务贸易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愿景。

中心的科研活动围绕信息通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而展开，宗旨在于推动中国的信息产业融合，促进新经济增长，提高人民源自数字经济的福利效应。

基于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正处在明显的追赶阶段，硬件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与消化相对成熟，而软科学发展相对滞后，具有国际视野的电信政策与管理高级人才缺乏的现实，中心提供交流平台和探索未知知识的研究机构，实现中心的价值。

中心是一个开放的学术机构，除学术界专业研究人员以外，还延请产业界、监管部门和中介组织的专家参与学术研究和政策、战略咨询。中心设立理事会和专家顾问委员会，指导学术研究和咨询服务。中心还致力于国际学术交流，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电信、信息与传媒系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将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合作。

中心通过其国际学术网络自主确定科研课题，并接受委托开展专项课题研究。此外还开展硕士研究生和高层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学位项目系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SU）电信、信息与传媒系合作培养的电信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是中国第一个按照国际水准设立的电信经济学硕士研究生项目，为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培养电信政策及管理高级专业人才、电信与传媒领域的未来商界领袖及市场监管者。高层管理人员培训项目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SU）电信、信息与传媒系的国际电信高层培训项目（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Executive Program，简称ITEP）对接，由具有国际背景的专业骨干教师任教，并定期为学生邀请美国电信业的资深专家和本系教授举办专题讲座，引领学员进入行业最前沿教育。同时，学员还将有机会亲临国外电信企业实地考察，访问华盛顿的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或电信公司。此外，中心还计划和其他院系合作推出EMBA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