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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东京上野周边再现“吴昌硕及其时代”

    时间:2021-02-06 07:56: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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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和朝仓雕塑馆联合推出“吴昌硕与其时代——苦铁没后90年”特展。这三家文博机构均地处日本东京台东区,而且,前者国立博物馆就在以艺术场馆密集而著称的上野公园近邻,其他两馆也相距不远。

    当然,三家联合舉办这样的展览,首先得力于各自丰富的藏品。东京国立博物馆规模之大、藏品之富,自不待言,其中的吴昌硕及其相关藏品,多为收藏家高岛菊次郎、林宗毅以及篆刻家小林斗盦等捐赠。书道博物馆本是私家收藏,其创设者中村不折(1866—1943)一向倾慕吴昌硕及其艺术,除书画真迹以外,还收藏着吴氏临摹的石鼓文,秦权量,刻石等拓本,甚至还有特请吴氏刻制的“豪猪先生”(白文方印)和“村鈼”(朱文方印)两方私印。前者“豪猪”,取意“猪突猛进”,是身强力壮的中村不折先生的形象写照;后者“村鈼”则取自其原名“中村鲜太郎”。

    朝仓雕塑馆亦本为私人邸宅,是以雕塑家朝仓文夫(1883-1964)的创作工房和住居为基础创设的。朝仓文夫享誉中国.源于其为吴昌硕和梅兰芳制作胸像。其与吴昌硕的交流关系也是从制作雕像开始的,时间在1921年前后,正值吴昌硕创作高峰时期。以制作雕像为契机,朝仓文夫成了吴昌硕的崇拜者,其后或书信往来,或求其书画,两人一时成了忘年交。现朝仓雕塑馆仍藏有不少吴昌硕墨迹,其中的“神在个中”篆书匾额尤为醒目。完成后的吴昌硕胸像曾长期安放于西泠印社,遗憾的是,后下落不明。朝仓雕塑馆保留的当时制作的原型头像(石膏和青铜两种),也因关东大地震(1923)而遭破损,后经修复,现仍安放在展示大厅里。此破损头像既是时代的见证,也是中日艺术交流的象征。

    除了三家馆藏品之外,这次展览还包括京都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及个人所藏的不少名品。京博藏品主要源于与吴昌硕关系密切的长尾雨山(1864-1942)。应商务印书馆之请,自清末起.长尾曾在上海工作生活近十二年.且有三年时间(1912-1914)与吴昌硕为近邻,两人交往极为密切。这次展出的多幅书画,如《松鹤图》《墨梅图》《山水图》以及篆书《七言联》,行书《寿苏词》等均是吴昌硕为雨山所作。

    此次出展作品,基本涵盖了集诗、书、画、印为一身的稀世天才吴昌硕的艺术生涯。从展览看,策划方将吴昌硕一生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安吉时代(1—38岁),主要展示了刻印、印谱、行草书诗稿、篆书扇面、石鼓文临书、彝器款识、金石识语等。作为参考,还展出了对吴昌硕艺术产生过极大影响的石鼓文拓本,如三井纪念美术馆所藏先锋、后劲、中权、安国诸本,均是难得一见的珍本。

    第二期,苏州、杭州、上海时代(39-67岁),展出多种扇面、书轴、绘画卷轴、诗稿、信片等。绘画包括《墨梅图》《墨竹图》《笼菊图》《牡丹图》《墨葡萄图》《幽兰图卷》《拟大某山民梅花图卷》等,其中最后两幅长卷,墨绘精湛,尤为悦目。诗稿册《元盖寓庐偶存》 (四卷),内有杨岘序言、评语以及胡公寿,蒲华等人的读后感,从中可窥知吴昌硕勤于诗作、虚心好学的一面。《与沈石友信片》册则如实地再现了吴昌硕的交友关系。长于诗文的沈石友(1858-1917),晚年尤好收集砚台,几乎成癖,对所收砚石或赋诗品评,或乞吴昌硕等好友刻铭,并拓制成《石友砚谱》。死后,其子又将其遗砚拓编为《沈氏砚林》(四册),内中可见吴昌硕题签、品砚图以及铭文、跋语等,其中一面方砚上,还有出自吴昌硕之手的“缶庐自写七十一岁小像”,颇有趣味。沈氏藏砚,其后人未能守住,被日本画家桥本关雪悉数购去,而桥本死后也散逸殆尽,现在只能凭信《沈氏砚林》一睹其概貌了。

    第三期,上海时代(68-84岁),这是吴昌硕艺术最为鼎盛成熟的时期。展品主要有多种石鼓文临书,行-篆书轴、《般若心经十二屏》篆书、多种诗翰、画轴画卷等。其中,《云根图》《荔枝图》《荷花图》《水仙图》《藤花烂漫图》《白莲图》《仿张瑞图山水图》《老松圈》等画轴,笔墨酣畅,格调高雅,体现出其古朴厚重的金石气风格。晚年的《墨梅自寿图》和取自王维五言诗句横披(《万事不关心》)更是其书画艺术臻于完善的代表之作。

    当然,这次展出的作品,只能说是散藏于日本的吴昌硕作品的一部分,但即便如此,也大体领略了这位艺术大师的风采及在异国的影响。同时,其中的一些展品也为我们了解吴昌硕与日本人士的交流提供了重要信息或线索。

    我们知道,吴昌硕一生交往的日本人颇多,如日下部鸣鹤、田中庆太郎、河井荃庐、白石六三郎、山本竟山、渭川澹如、长尾雨山等。在日本崇拜其艺术并受其影响者更是不乏其人,如书法篆刻界会津八一、小林斗盦等,可谓代表。此次展品中,就包括吴昌硕为长尾雨山、山本竟山、会津八一、河井荃庐等人所作的书画。长尾雨山1914年离沪回国之际,由陆恢作画、吴昌硕题额的《海滨话别图卷》(同时被裱装在一起的还有郑孝胥,吴昌硕及李瑞清的送别赠言),真实地记录下中日艺苑友好交往的历史一幕。

    吴昌硕与日本人士的交游关系,也惠及到其弟子。孙松,钱瘦铁等东渡日本时,均受到盛情接待,其书画篆刻等也受到热捧,成为中日艺术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此次展览,其中就有几幅孙松滞留东京时的画作。

    作为海派代表人物,吴昌硕书画篆刻等传播并享誉日本,本属自然,不过,作为外在因素,国内亦师亦友的王一事等人的协助,国外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1880-1951)以及河井荃庐(1871-1945)等人的推介也不无关系。早在清末时期,田中庆太郎就开始斡旋吴昌硕书画输入日本,1912年出版珂罗版印制的《昌硕画存》,1920年又编刊了《吴昌硕画谱》,还在杂志上撰文介绍吴昌硕书画(《富有风韵的吴昌硕逸品》《美术写真画报》第1卷5号)。不过,出乎意料的是,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位于东京大学附近的文求堂店铺及仓库罹灾,包括宋元书籍、字画等在内的收藏全部化为灰烬,一百数十件吴昌硕书画真迹也在其中。

    篆刻家河井荃庐1900年经人介绍拜会吴昌硕后,几乎每年都要航渡上海,跟吴昌硕问学,并成为其忠实的弟子。河井除向日本友人传播吴昌硕作品之外,自身也收集了不少。但遗憾的是,二战末期,东京遭受美军轰炸,河井荃庐府邸全部被烧,除本人葬身火海之外,所藏大量中国书画等文物,尤其是赵之谦,吴昌硕等近代书画也未能幸免。

    这些吴昌硕真迹的不存,只能说是一种遗憾了。由此而言,就在日本三馆联展前期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吴昌硕全集》更显珍贵与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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