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半工半读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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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笔者在北大读书的几年里，除了邂逅文革浩劫之外，还有一段奇特的经历，这就是到北京北面军都山下3个多月的半工半读。

一

1966年过了春节不久，正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大二的我们，突然接到通知，全系师生到北京市北面昌平县（今昌平区）“半工半读”，什么缘由，多长时间，都不甚清楚。只听说是全系都要搬下去。当时我们64级的学生还整建制地担任着越南留学生的辅导员，预先一点儿征兆都没有，我们是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

自从几个月前《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吴晗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后，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形势有些不妙：将有一场大的风雨来临，但也只想到这还是在学术领域里的分歧与斗争，解放后又不是第一次，也就见怪不怪了。我们学文科的，尤其是学历史的，参加这种讨论与批判，也是一种学习方式。大家都公认，在这场讨论与批判中，由于海瑞是历史人物，海瑞罢官是历史事件，历史系的师生理应走在前面。但怎么也想不到，会让我们到昌平去搞什么半工半读。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背景，现在能查到的资料是《北京大学纪事》记载：“1965年12月28日校务委员会开会，讨论半工半读问题。教务长崔雄昆（文革中自杀身亡）汇报说：去年11月，中央文件指示文科应半工半读，我校前一年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半工半读没有很好地考虑，今年中央又召开会议，彭真同志讲话，要求各校要快行动，并要求北大以一二个系试点。校党委常委研究，可在中文系和经济系的一、二年级学生中进行半工半读试点，工读的比例可考虑4∶6，地点可否选在南口农场，争取过了春节，下学期一开学就下去。”这次会议定的是中文系与经济系，不知为什么却换成了我们历史系。

半工半读的再一高层的背景，可以想象到的就是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的谈话。1964年7月5日，毛泽东与回京度暑假的侄子、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毛远新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同年11月，高等教育部转发《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指出这次谈话具有重要意义，要求所有高等学校认真贯彻落实。

1966年正月初，正如校党委常委会所讨论决议的，连元宵节都没让过，除了三、四、五年级的同学都在下面农村搞“社教”（全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外，我们历史系一、二年级的学生，虽然满腹狐疑、极不情愿，仍然迅速打点行装、一个不少地被拉到荒凉的昌平县军都山下一个小林场，开始所谓半工半读的试点生活（后来比我们高的3个年级的学生大部分也都陆陆续续来到这里）。

2月1日下午，在这个小林场的小礼堂，也是我们的餐厅和图书馆阅览室（当时图书尚未运到）里，100多名北大历史系的师生，冒着寒冷，举行了半工半读的开学典礼。北京市委负责文教的书记邓拓、大学工作部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佩云、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参加了这个典礼。我们是第一次见到邓拓。他痩高个子，清癯面庞，乍一看去不像一个大官，却极似一个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宋硕也是第一次见到，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子，大脑袋，白净脸。翦老是第二次近距离接触（第一次是欢送59级欢迎我们64级的联欢晚会上），感觉他是情绪不高，强装笑颜。彭佩云那是40岁左右，个子不高，却精神抖擞。现在看来，这个开学典礼虽然规模不大，也比较简陋甚至说寒酸，但是从参加的领导级别来说，格还是够高的。

领导们是上午抵达的。位于军都山脚下的小林场，最底下是一大片布满乱石的干枯河滩，小轿车难以通过，所以他们老远就下了车，我们夹道欢迎的队伍也延伸到他们停车下车的地方。然后，市委和校方领导们在系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我们的宿舍兼教室。我们班一位四川籍的同学填了一首词，是赞颂半工半读的，用彩色粉笔写在宿舍外面的黑板上，邓拓见了，赞赏有加。他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还特别说到这件事，认为不仅说明北大历史系的学生富有文采，古典文学的底子深厚，重要的是同学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搞半工半读，精气神还这么好。他在讲话中还谈到，来到这里，好像又回到了延安时期，好像又回到了抗大，非常感慨，希望同学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认真学习。整个开学典礼，只记得邓拓的讲话，别的都记不清了。也许他在各位领导中名气最大，职位最高，但印象中他的讲话是即席的，不像其他人是念稿子，大多是官话套话。这恐怕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这天，是正月十二。从这一天起，为了及时总结历史系半工半读的经验，校党委副书记彭佩云就留在了太平庄，跟随她的还有姓任的30多岁的女性，可能是她的秘书。

可以看得出，无论是邓拓、宋硕，还是陆平、彭佩云，对于毛泽东关于大学教育革命的指示，都是努力认真贯彻落实的。3月5日，陆平又来到北太平庄，给我们做教学改革的报告，要求我们历史系师生在半工半读开门办学的基础上，写好《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考古学》3本书。其他讲的什么都忘记了，只记得那天这里是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把整个大地都变成了一片银装素裹。我在大雪中心不在焉地听着陆平校长的报告，心想：我们中国史专业的学生，中国通史还没有全部学完，怎么就让我们写《中国通史》了？心中一片茫然。

依然是3月份，突然发生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味到的地震，我们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后来知道是邢台地震，震中在隆尧县，周总理亲自到灾区慰问群众。北京震感也很明显。当月北京地区的鹅毛大雪已经让我们感觉到天气的异常，初次遇到的地震更让我们觉得似有某种不祥之感。这使原来对突然来到荒山野岭搞什么半工半读，就很不理解的低沉心境，变得越发压抑。

昌平县小林场半工半读的序幕，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拉开了。

二

邓拓所言不虚，这个半工半读的地方条件的确比较艰苦。特别是与我们当留学生辅导员的二年级刚刚生活过的28楼相比。

这里原不知是哪里的一个小林场，位于昌平县西北方向军都山下的一条旧大河的故道北岸。西南16里地就是京北重镇南口，东南方五六里是北大号称200号的分校，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北大一些理科系保密专业的高年级学生，清华的一个同样性质的分校也距这里不远。东面偏南一二里地是北太平庄村，正南方向还有北京部队的一支装甲兵部队的坦克兵练兵场。我们的校舍就是坐落在军都山下山脚上的20间左右简陋的平房。

宿舍的分配倒是独具匠心，恰到好处。

记得条件最好的只有山脚下比较平坦的地方一明两暗的3间房，给了几位教授老师作宿办室，再向上山坡上的几间坐北朝南的单间平房，作为系办公室及系领导和几位老师的住处，我们中国史专业班与世界史专业班男同学人数较多，就12个人6张上下双人床，分住在两间更简陋的坐西朝东的平房里，考古专业是个“和尚班”，十六七个人住在山坡最上面的一个坐北朝南的大间里。一年级的男同学的驻地距这里就远了一些，在二里地开外的南面一排旧平房里。女同学人数较少，就不分班了，分年级住在相对比较安全的地带——食堂后面，我们与系办公室侧前面。她们的房子还不错，有一个外走廊。女同学受到照顾与保护，大家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这些房子不仅是我们的宿舍，还是教室、会议室。当时北京的天气依然在寒冬，滴水成冰。屋子里一个小小烧煤球的铁炉子，取暖聊胜于无。每天晚上系里老师常常来提醒我们要打开屋门上面的窗户，严防煤气中毒，后来还让行家指导着，每间房子屋门上面用旧报纸做了一个土“空气交换器”。

我们的屋子是两小间的面积，30平米左右，除了6张双人床，还放置着两张两屉桌，一个简陋的书架，显然不够用。我没去凑哪个热闹，自己的几十本乱七八糟的书，找了一块破木板，悬吊在我睡的上铺旁边窗台上面的一个空间。一天深夜，可能是睡觉翻身碰着了，破坏了“书架”平衡，“哗啦”一声，木板和几十本书全部砸在睡在下铺的王通讯同学身上，吓得他够呛，把全屋的同学们都惊醒了。我过意不去，连声道歉，立即起来收拾东西。

晚上睡觉，人一多，就热闹了，打呼噜的，翻来覆去的声音，说梦话的，此起彼伏。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同学说梦话，第二天告诉他，梦话里好像有对一个女同学有点意思的内容，吓得他一连好几天追着问我到底听到他梦话里说了些什么，我实话实说，后来的没听清，听到的也忘记了，他总是不信，好像一直对此忐忑不安耿耿于怀。别的同学则揭发我做梦唱歌，甚至还唱河南梆子。还说我梦里唱歌与白天一样，第一句还在调上，第二句就跑了。唱梦歌还跑调，这我承认，因为后来多少年以后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唱梦戏则恐怕是开玩笑。其实那个时候同学们表面上都意气风发，为能在北大赶上参加半工半读这样的教育革命而兴奋，实际上内心里都很压抑与纠结，不知道这个半工半读要搞到何年何月。可能一到夜里，精神放松了，想什么的都有。这也为大家苦中作乐相互调侃提供了一些谈资。

刚开始去时，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口水井，用水要用铁辘轳绞水。天冷，井台上结成了老厚的冻冰，去打水必须小心翼翼，名副其实的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后来学校提供抽水机、水管等装备设施，我们自己挖沟，在技术工人师傅的指导下，把自来水引到了宿舍兼教室的前面。

食堂就用原先的食堂，餐厅、会议室、图书馆都在原先的一个几十平米的会议室里。糟糕的是，这里的粮食供应难比燕园本校，因为粮食关系已经转入昌平县，粗粮多，细粮少，粗粮除去一些红薯、高粱米外，午饭大部分时间都是三季稻的籼米，吃得我们几个北方同学都受不了了，胃不断地提出抗议。许多晚上我的胃都难受得夜不能寐，只好坐起来，脊背倚着墙眯一会儿。后来就与同病相怜的同学，到200号分校，找校医开条开药，一边吃药，一边凭条在食堂买馒头吃。

我们经常参加体力劳动，常常弄一身臭汗，开始只能忍着，后来系里与200号分校联系协调，让我们每星期六下午可以到那里洗澡。200号分校这方面的条件比燕园本校还要好，学生宿舍每个楼层都有可以洗澡的淋浴，跟我们当留学生辅导员时的待遇差不多。这样就解决了一大难题，他们的条件也更让我们羡慕不已。

说起通信交通，就完全谈不上了，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与外界的联系只有系里的一个摇把电话，只限于办公使用，普通学生是无缘的。最难受的是家在北京的同学，平时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可以回家，到了这里就难享此福了。除非有非常特殊的事情，经过班里、年级甚至系里领导批准，学生们才能到200号分校，搭乘人家每周一次的学校班车，回学校或者到市里一次，人数还不能多，不然班车盛不下，分校也不干。

文体生活，平时系里有一个是14寸的黑白电视，在一个面积大一点儿的房间里放着，每逢星期六晚上打开。我去过几次，屋里人挤得里三层外三层，门口都济满了人，其实在门口既看不见又听不清，也不是什么好看的节目，大部分是转播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实况，所以每次都怏怏而归。系办公室前面，厕所旁边，有一块人工挖出的平地，勉强可作为一个篮球场地，便宜了那些喜欢篮球的同学与老师。食堂饭堂兼会议室的主席台上，放置了一张乒乓球台，大部分时间是闲置着，我们几个乒乓球爱好者也就是玩儿过一两次，平时不开门，只有凑开饭前的机会，可惜这样的机会太少。当年“五一”节，系里恩准放假一天，让我们到十三陵游览，但是不提供交通工具，愿意去者只能徒步往返。即使如此，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在这里憋了两个多月，都快憋出病来了。

三

半工半读正式开始以后，起初是上午上课，下午劳动。如果劳动需要，也会上午劳动，下午上课。原则是上课服从劳动，假如需要，可以停课，一整天或几天甚至一段时间全部劳动。

先说劳动。开始时是整理校舍，后来是建校舍，因为高年级的同学也要来这里，原先的房子不够住，只能盖新的。我们在河滩里捡过铺地基用的石头，搬过砖，抬过石灰，还给砖瓦匠当过小工，在山坡上挖过树坑，等等。由于劳动强度大，加上我们都很年轻，累一点儿没关系，但是如果要付出更多的汗水，原有的粮食定量和伙食标准无疑难以满足，而这一点系里、学校应对显然不足，一直没有解决。同学们不满意，那个年代，也就是提一提，解决不了就不吭声了，自己想辙儿吧。当时给高年级的同学盖宿舍，我们给师傅们当小工，看到墙只有一砖厚，上面放置机瓦的椽很细、木板也很薄时，就问：这房能住人吗？师傅们说，本校盖房造价每平米150元，而这里只有15元，还能盖出质量多么高的房子？可能学校当时也考虑到不知会发生什么变故，造好的房子弄不好也是给人家撂下。果不其然，文革开始我们离开以后，好几排几十间新造的房子就白白扔在了河滩上。劳动中还有一项，就是给附近北太平庄大队干活儿，记得一是给他们种过春小麦，二是给他们的山楂树刮过树皮。据果农介绍，山楂树干上会生出一些害虫及虫卵，必须在冬末春初用刮铲把它们刮掉，不然就会危害果树的生长与收成。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边小心翼翼地站在树枝上，一边用力刮着树皮，不一会儿手脚就冻僵了，再过一会儿，饥肠辘辘，名副其实的饥寒交迫，也算一种锻炼与磨炼。

再说上课。刚开始，还让老师讲了几次，记得就是张寄谦老师讲清史。课本是《中国史纲要》。自从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整个学术界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张先生经历了中国解放后的所有政治运动，老公在1957年就被划成右派自杀了，学术界的风吹草动她体会得更为深切，所以她在讲课时十分谨慎，清朝的康乾盛世、经济发展几乎没有怎么介绍，倒是重点讲授了清末农民起义，她讲课时，时不时还说一些当时比较“革命”的话。现在看来，她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避讳“歌颂、美化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罪名，迎合了当时史学界“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一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的极“左”思潮。张先生后来写文章纪念邓广铭教授时，称邓先生“深谙政治，且不曲学阿世”，对她来讲，“深谙政治”，她也在努力去做。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她肯定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有就是沙俄如何侵占我国领土，这当然是配合反对与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记得在燕园本校上课时，由于有几个苏联留学生与我们一起上课，授课老师讲起这方面内容时总是欲言又止躲躲闪闪，这时候倒是可以放开了，可以慷慨激昂破口大批了。好像这样的课也没讲多长时间。

其他的课好像都停了，特别是外语，一来到农场，似乎距离外语更远了，学习起来更困难了。不止新课记不住，原来学过的忘记起来也加快速度。同学们一致要求免修，学校和系里很快就同意了我们的意见。那个高个子的俄语老师很快就“失业”返校了。那时有一个另类，世界史班的一个同学，在这样的环境下，竟然集中精力，把俄语读得过了关，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意志和毅力。给我们上体育课的年纪颇大的教授级王老师，也跟我们来到这里，可记忆里也没上过几次。一个是场地有限，篮球场上练练队列，地方都捉襟见肘，只好到最下面河滩里，先是捡石头，搞平整，好不容易弄出一块平地来，还没有正儿八经上课，正常的课程又被突如其来的政治风云打乱了，从此我们此生永远与体育课告别。

到4月份，其他正式的课程都停了，让大家积极参加当时越来越升级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对“三家村”甚至北京市委的批判，说这才是我们文科学生应该上的阶级斗争课。还有，就是晚上参加北太平庄村的“四清”，农民白天要干活儿，搞政治运动要开会，都安排在晚上。一般来说，等他们集合好了，就9点了，由于这个村不是当地“四清”的重点村，一晚上会场上大部分是鸦雀无声，由于我们的参加，农民之间平时的插科打诨也消失了。几个钟头里，只有村干部断断续续地“启发”“动员”贫下中农们积极参加运动的话语及一部分实在忍不住的农民们的打鼾声。最早也是12点才能散会，对于这样实际的“阶级斗争课”，我们常常觉得苦不堪言，可只能憋在心里。好在这样的课没去过几次。

四

一切走上相对正规之后，系里让我牵头办了一份小报，什么名字记不清了，可能就叫半工半读。编辑还有一年级的两个同学，开始大家劲头十足，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干起来都兢兢业业，认真努力。我们在各个班都设立了通讯员，不断督促他们提供稿件，然后我们加工修改，刻成钢板，油印出报，内容大都是反映系里半工半读的动态以及好人好事，一般的稿件我定稿，重要的要经过有关领导把关。小报虽然油印，当初还很受人们欢迎，每期还要寄给学校。最初是半月一期，后来每周一期。办了一阵子，政治形势紧张以后，领导顾不上过问，同学们的注意力也都发生了改变。看到关注者不多，我们就自动停刊了。本来，这些工作大都是趁业余时间，停刊算是卸下了一些负担，编辑部的同学们也都暗自欢喜：自己可以写些东西，还有希望变成铅字，怎么也比弄这份油印的东西且还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强多了。

当年5月8日，北京大学召开1966年春季新生运动会。这次，系里让我这个校刊通讯员和参加运动会的师生一起回学校燕园本部，报道历史系新生的运动会成绩。这是我半工半读以后第一次返校，竟有些久违的感觉。运动会是在“五四”操场举行的。印象中，历史系新生整体上没有取得骄人的成绩进入前几名，这是可以预料的到的。在这个小农场，锻炼身体只有早上爬一爬北面燕山余脉军都山，整个基地只有一个面积不足的篮球场，体育课也好像常常被劳动所替代。不知多长时间上一节体育课，就在布满大大小小鹅卵石的河滩上。不要说有天赋的同学少，即使有，缺乏规范的训练也出不了成绩。一年级参加运动会的同学，预先的有数的几次训练，就是在河滩上平整出来的一块土地上进行的。带队的老师说，让我们历史系参加全校这次运动会，恐怕只能起到一个作用，就是保证各系都有人参加，没有缺额。单项比赛倒是有一点亮点：一年级世界史专业一个男生，400米取得了名次，考古专业的一个女生，更是在女子百米比赛中取得了全校第一名，成绩是12秒9。当我现场去采访这位女同学时，穿着运动短裤的她显得特别不自然，典型的那个年代女孩看到生人的表情。

记得3月末4月初，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升级，我们这里的标志之一，就是开始批判吴晗在北大及历史系的所谓代理人，北大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当然批也是批他的所谓“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比如“让步政策”、“历史主义”等等。标志之二，系里决定，除必要的劳动以外，原先课程表上的课就不上了，主要参加当前的学术大批判，说是参加实际的阶级斗争。标志之三，学校对来此半工半读的我们在大批判中的作用，特别重视，一个是专门组织了一个大批判组，集中住到另外一个地方批判翦伯赞，主要从五年级抽人，他们在校时间长，对翦了解比较多；一个是除彭佩云带着一个秘书常驻以外，还陆陆续续从哲学系、法律系等文科系都抽出得力教师，到我们系蹲点，有的参与运动的谋划、领导，有的还直接下到班级里来。文革后先后担任了北大副校长、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的法律系的罗豪才老师，就担任过我们的班主任，只记得他是瘦高个，别的记不得了。印象深的法律系还有一个姓张的老师，年近半百，低个子，长方脸，和我们接触较多。说话和气，为人低调。他的弟弟在部队，是个军官，突然有一天，4月份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整版的文章，写的就是他的弟弟如何刻苦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成为全军有名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型。那个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日中天，全国宣传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名气更是超越了现在的影视明星。我们都真诚地向他表示祝贺，恭贺他有一个如此有出息的弟弟。这位张老师却笑着对我们说：什么都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几十年后，包括他的话能被证明有一半还是正确的，就相当不错了。当时觉得：这位老师真是出语惊人！现在看来，这句朴素的话语含有很深的人生哲理，只有饱经世事沧桑的人会才有这样的感悟。另外，学校校刊的编辑记者经常来我们系，采访报道有关情况，甚至总编辑也御驾亲征，来到军都山下，组织稿件。

五

我们停课参加大批判，上面规定，同学们可以单兵作战，也可以自愿结合组成批判小组。我与另外两个同学曾经在一起闹过两天，发现小组一起难以为继，就各自为战了。一段时间，大家苦思冥想，寻找题目，查阅资料，上纲上线，炮制文章，参加所谓的学术斗争。

这时，北大校刊总编辑亲自来到我们系组织稿件，因为我是历史系的校刊通讯员，跟她比较熟悉，系里就指定我负责。我就给她搜罗了一些，她还问我本人有没有现成的稿子，我就把关于争论封建道德能否继承的一篇稿子交给了她，我的观点是“不能继承的”，算是正面观点的。总编辑还特别跟我说，校刊上特别缺少有不同意见可以引起争论的稿件，能否找一些？我问了几个同学，收获不多，她嫌少，我就把自己写的一篇《清官应该肯定》给了她。这篇东西主要是在大批判中我对“清官比贪官更坏，因为他们的行为对劳动人民会起麻痹作用，使劳动人民寄希望于他们，不再反抗，从而延缓了封建社会的灭亡”的观点不服气，从另一个方面讲的，认为清官虽然主观上是为了皇帝，巩固封建阶级的统治，但他们廉明清正，不肯搜刮民财，而且敢于打击贪官污吏，客观上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了社会的进步。那时候的氛围，我也知道这样的观点表面上说是不同意见，可以引起争鸣，实际上弄不好就会成为被批判的靶子。所以署名“胡言”。可能观点太“鲜明”太各色，同类文章太少了，校刊总编辑回去时间不长，就在校刊的同一版，将这两篇文章一起发表了。这种故意引人注目的做法，反响很大。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年级党支部书记，一个从部队直接推荐上大学的同学，就代表年级党支部找我谈话，让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提高思想认识，指出我的文章客观上为吴晗呐喊助威，跟姚文元唱对台戏，影响很不好。我很不服气，心想我就是对清官贪官的评价谈了一些看法，怎么上纲上线这么高？再说我还同时发表了另外一篇正面的文章，怎么不表扬我呢？我没有明确表态，但至此我感觉到，组织上明显地对我有了看法。

后来，我虽然不服气，再也不敢造次了，这是年级党支部书记而不是班团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啊。压力迫使我从此只从“正面”写批判文章。记得有一篇批判文章，和另一个同学的文章，一起被系里选中，由一位系领导带着我们俩参加了《新建设》杂志在西颐宾馆召开的一个座谈会。这个宾馆位于海淀路上，距我们学校燕园本部很近。外形古建筑风格的宾馆十分气派，据说柬埔寨西哈努克的两个儿子在中国读书时就住在这里。座谈会在里面一个会议室里进行，我是第一次进入这样豪华的会议室，铺着厚厚的带有彩色图案的地毯，座位是宽大而垫着白色镂空纱巾的沙发。窗户上除了拉开挂好的厚窗帘以外，还有一层薄薄的白纱与玻璃一起遮挡着外面的光线。这里与我们半工半读的小林场分校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们也像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原来我们两个与会者有几个愿望，一是在会上发言，然后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二是在宾馆搓一顿解解馋，三是回燕园本校看看，离开那里两个多月了，从没机会回去过。结果皆成泡影：我们从驻地出发很早，座谈会很短，结束以后就直接回到了小林场。后来想，亏着那篇文章没有发表，不然，若干年后，可能还会有人找我谈话，说我曾经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坏的文章……

这一深入的学术批判阶段，同学们各有斩获，不少同学都在校刊上、校刊的增刊上发表了东西。几十年后，我回母校图书馆翻阅了那个时期的校刊及增刊，同学们的署名文章可以说是连篇累牍。那个时候，校系两级不知怎么向上面汇报的，可能是说我们这些北大学生，一边半工半读搞教育革命，一边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特别是实际的阶级斗争，也就是当前的大批判，太典型了。所以《人民日报》社也特地派来一个女记者，采访座谈，很快，一个批判会的发言摘要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班几个同学的名字赫然其上。这说明我们半工半读的教育革命取得了重要成果。

进入4月以后，批判骤然再次升级，学术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范围也从学术界到了北京市委，甚至从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到了不点名的批判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等等，那时候彭真是仅次于7名政治局常委之后的中国政坛第8名人物。我们这些冲锋在教育革命和阶级斗争第一线的师生，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特别是5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高炬”的文章以后，又传言“高炬”是江青的化名（后来作者出来证实此说不实），更觉得我们参加的这场阶级斗争非同小可了。

六

进入5月中旬，系里又让我们打起背包，到相距十多里地的南口机车车辆厂开门办学，参观工厂车间，听工人代表讲厂史，和他们一起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记得我们住在工厂的通铺宿舍里。系里是把这次开门办学的活动当做一次重要的典型试验，特地委派五年级中国史专业的党支部书记参加了这次活动的领导班子，好像还是领队。他与我们吃住在一起，这位老兄倒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印象中，工人师傅对我们所谓的教育革命开门办学，以及开展革命大批判，除个别积极分子以外，大都兴致不高。在车间门口的空地上，开过两次批判会，同学们与工人师傅交叉发言，我看到，听会的工人师傅们大都一副敷衍的态度，喊口号都是有气无力。当时我想，他们一天辛辛苦苦要上满8个小时的班，还要参加这些与自己切身利益无关的政治活动，这样的情况可以理解。大批判稿子里说吴晗、邓拓、廖沫沙等人为海瑞等清官翻案是攻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将会使工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好像距离现实比较遥远，他们没有亲身感受。

5月25日以后的一天，在南口机车车辆工厂开门办学的我们，突然接到通知，停止活动，速回系里。一般同学不明就里，只能听招呼，随大流。当然我们也隐隐约约的听说，学校出事了，燕园乱套了，有人写大字报批判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详情不得而知。回到太平庄小林场，情况更是让人惊讶：好像系领导、老师们都不见了，学生干部也不怎么“发声”表态，同学们像一群失去了头羊的羊，充斥着一片躁动不安的气氛。也有个别到过燕园的同学，站在屋外的凳子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批判陆平的演说，大概由于多数同学不了解真实情况，对此都有些莫名其妙，响应者寥寥。但是大家好像也都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一场政治上的暴风骤雨就要来临。也就是两三天吧，应该是5月31日，终于接到通知，学校派车，连夜接我们回去，参加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路上，大巴车厢里就像一个乱哄哄的角斗场，高年级的同学们都像注射了“造反有理”的兴奋剂一样，先自乱了阵营，不断地揭发批判，不断地改朝换代，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同学犹如进入云雾山中，云山雾罩，迷迷茫茫，不知所措……

我们的撤回，标志着北大历史系的半工半读就此戛然而止。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我们为什么突然顶替了中文系的同学，被弄去半工半读？文革中有人揭发说这是“陆平黑帮”的一个大阴谋，说我们历史系同学是批判吴晗等人的主力军，这样做是釜底抽薪，有意破坏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显然很牵强。这个北大历史上的谜团，尚需要更多的知情人士来破解。

责任编辑 李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