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吴晗入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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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1909～1969），原名春晗，字辰伯，是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吴晗一生始终追求真理，形成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是一位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铁骨铮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1909年8月11日，吴晗出生于浙江义乌吴店苦竹塘村一个书香之家。吴晗的父亲是个清末秀才，字写得好，诗词做得好，历史知识也很丰富，辛亥革命以后又进过学校，后来还在地方的镇政府做了几年事，积攒了一些钱，买了30多亩地。吴晗童年的学习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吴父教子很严，吴晗是长子，对他要求更严。7岁时，吴晗就进小学念书了，他学习刻苦勤奋，不仅功课好还爱读书，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家里的书看完了，他就到处去借书看，尤其喜欢读历史书和历史小说。有时为了借书，竟要跑百八十里路。他看书既快又能“过目不忘”，因此家乡的人称他为“蛀书虫”。他在小学读书时，语文老师杨志冰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位杨老师学问好、文章写得好，而且为人正直，又是吴晗父亲的世交。杨志冰不仅鼓励和教育吴晗多读书、多长学问，还把自己家的一些书籍借给吴晗看。吴晗读完小学后，升入金华中学，在他中学毕业后，家庭出现变故，家境每况愈下，迫于生活的压力，他不能继续上学了，就在苦竹塘的椒峰小学教书，挣钱贴补家用。“大革命”时期，吴晗曾和几个同学商量到广州去考黄埔学校，因为筹不出路费只好放弃，可他求学的愿望依然强烈。
1927年春夏之交，吴晗因为自己的婚姻问题和父亲发生争执，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过了一段时间，他才给家里写信说升学无望，要到五台山去当和尚，并说那里有很多有学问的名师。不久，他又给家里写信说受朋友接济，已到杭州并考上了之江大学预科。吴晗的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卖了自己结婚时的首饰，把钱寄给吴晗，供他读书。吴晗在之江大学预科学习了一年后因大学停办又从杭州来到上海，于1929年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在那里他不仅学习刻苦，还开始了史学研究，在最后一个学期写出一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受到史学前辈的重视。1930年8月，他用卖《西汉的经济状况》这篇论文所得的80元钱作路费，由上海来到北京，起初想转学到燕京大学，但由于英文成绩不好，被燕京大学拒之门外。随后，他又报考北京大学，无奈考期已过。后来由燕京大学文史研究员顾颉刚介绍，吴晗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做馆员，他利用工作之便，读了半年的文史典籍，也积攒了点钱。半年后他辞职，自修准备考大学，每天到北京图书馆看书。备考期间，还草成了一部三万多字的《胡应麟年谱》。到了考期，吴晗先考了北京大学史学系，这次国文连同英文考得都不错，只是数学得了零分，北大没有录取他。他只得又去报考清华大学，考试成绩仍同报考北大一样，原本不应录取，但学校领导考虑他优异的国文和英文成绩，以为人才难得，就破例录取了他。1931年秋天，吴晗进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二年级。那时，吴晗的家境更加不好，为了维持生活，他在清华兼职工读，每天课后利用两个小时帮助整理“大内档案”，不仅接触到更多的历史文献资料，而且每月还得到25元的酬金，能够勉强维持生活。这期间，吴晗还做出了一个“专攻明史”的决定。当时在北京的大学没有专攻明史的人，吴晗学习历史很踏实，尤其在攻读明史上下了很大功夫，掌握了很多知识，为史学前辈所赏识，也得到同学们的尊重，同学中有人给他起了个“太史公”的绰号。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吴晗还写出了《胡惟庸党案考》《明末的仕宦阶级》《<金瓶梅>的著作年代及其社会背景》等多篇有见解的明史论著，分别发表在《清华周刊》《燕京学报》《文学季刊》等有影响的杂志上，受到当时史学界的关注。
吴晗不仅成为学业有成的高材生，他还是一个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进步青年。在吴晗考入清华大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东北后，得寸进尺，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蒋介石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对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对国内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残酷镇压。国难民困，时时萦绕在吴晗心头，使他不能平静。他感到，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再一味地钻“故纸堆”是不行了，安于平静的书斋生活也不行了。但如何才能挽救危难中的祖国呢？他一时又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义愤与苦恼，激励他去探寻和求索，也使他更加关心祖国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
1935年，25岁的吴晗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当时，毕业生中不少人都想去美国留学，有人劝他早作打算。吴晗说：“我研究的是中国历史，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上美国去干什么？向谁学习？”他毅然选择在清华大学史学系当助教，并承担了明史的讲授工作。从此，他一边教学，一边搜集和整理了大量有价值的明史档案资料，还陆续发表了不少明史论文，成为引人关注的青年学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晗辗转南下到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由于才华出众，被破格晋升为教授。不久，他又从云南大学来到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讲授“中国通史”和“宋元明清史”等史学课程，讲课时他对岳飞、戚继光、文天祥、郑成功等给予很高的评价，以此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熊熊燃烧的抗日烽火，使青年学者吴晗的思想受到很大触动。他十分钦佩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战，痛恨国民党的妥协卖国。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西南联大的校园里贴出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以及西南联大学生写的《关于新四军的真相》的文告，吴晗心中更是掀起波澜。日益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奋起反蒋抗日。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大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用飞机从香港运回几条狗，许多著名文化人士却因为乘不上飞机而流落孤岛。吴晗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痛斥孔祥熙的卑劣行径：“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飞狗院长’可算媲美！”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激励吴晗做出了又一个决定：“以笔作枪”，把史学研究纳入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他在《<投枪集>序言》中这样写道：“（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真刀真枪打敌人，我只有一杆笔，真刀真枪比不上，就比作一杆木头枪吧。木头枪伤不了人······但是投中了，也会有点痛的。”这一时期，他写下许多历史杂文，以辛辣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这时的吴晗，已经由一个单纯的专心从事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的学者转变成为一个目标坚定的民主战士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内战。同在昆明的民主战士吴晗和闻一多，与蒋介石的法西斯势力进行着不妥协的斗争，闻一多的外号是“狮子”，吴晗的外号则是“老虎”。此时的吴晗也更加追随中国共产党，曾与闻一多共同订立誓言：“将来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6月，吴晗带着患重病的妻子袁震到上海治病，后来又来到北平，住在清华园西院12号。这所房子虽然破旧，但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成了进步教师、学者和革命青年聚会的地方。当时，吴晗以中国民主同盟会中央委员兼民盟北平支部主委的身份，与前来北平与美蒋谈判的中共代表团的叶剑英、徐冰、周扬等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叶剑英还把一部能够收听解放区新闻的特制半导体收音机送给了吴晗。1948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对进步人士进行大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得知吴晗上了国民党特务搜捕对象的“黑名单”，便迅速通知吴晗尽快转移，并寄来路费。于是，吴晗携妻子袁震立即离开北平，先到上海，又到天津，经过石家庄，辗转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驻地。
进入解放区后，吴晗看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他得以更加直接地感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看到解放区的各级干部和武装部队的指战员夜以继日的工作，尽心尽力地为人民服务。在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解放区生活后，吴晗感到自己的头脑就像“换成一副新的”。而对于这位从国统区来的著名的民主战士和明史专家，中共中央也非常重视和尊重。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最高领导人亲切接见吴晗，与他促膝长谈，既谈史学方面的问题，又谈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吴晗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真诚、智慧、宽宏磊落和志向远大，内心由衷钦佩。在西柏坡，吴晗还多次参加座谈会、讨论会，更多地了解解放区的方针、政策；他还研读了《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在思想上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刻地认识，心中也萌生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于是，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恳切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毛泽东亲自给他回信：“我们同意你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几天后，周恩来约吴晗畅谈了几个小时，给他说明了“暂不入党”的原因，并鼓励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满腔热忱地投入到新中国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的工作中。从1949年11月起，他还服从党的安排和人民的需要，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等行政职务。吴晗时刻不忘自己是一个人民公仆，努力为党和人民工作，对首都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忙碌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仍然十分关注史学事业的发展，倡导建立了北京市史学会，并兼任第一任会长，为繁荣新中国的史学做了很多工作。与此同时，吴晗对入党的追求也更加强烈。1954年，他在写给彭真的一封长信中，再一次表达了要求入党的迫切心情：“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就明年，五年不行，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可见，他对党的追求，不仅是“身靠”，更重要的是“心靠”，是真心实意的追求。
1957年3月，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介绍下，经中共中央批准，吴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