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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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逝世。
陶行知去世后，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先后为其题词外，国共两党还掀起了长达半年的追悼活动，可谓哀荣备至。然而4年后风云突变，中共中央忽然以批武训为名对陶行知进行彻底否定。这种状况直到1980年代之后才得到改变。
陶行知先生身后的几十年里，所受的褒贬是否中肯？他的生前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究竟如何？为秉承陶先生一生求真的精神，下面就此问题作一些探讨，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陶行知。
一、陶行知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
近代中国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封建专制受到民主政治的影响，传统文化在强调理性、注重个性价值的西方文化冲击下逐渐解体，如此社会转型时期，决定了知识分子必然通过兼习新旧、采融中西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陶行知便是典型代表，旧学与新知兼备，传统与现代并存，奠定了其自由主义思想。
陶行知出生于安徽歙县一个贫寒家庭。其父粗通文墨，打小就教陶行知认字，6岁送师塾，得到名士对四书五经的传授，奠定了较为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对内地的渗透，使陶行知在家乡得以接受新教育，在教会办的崇一学堂，陶行知发奋攻读。金陵大学期间，钻研诸子百家学说，对王阳明、蔡元培等景随慕行，广泛涉猎西方各种哲学、社会学说，确立了社会改良思想和共和主义思想。1913年正式皈信上帝，基督教弘扬的自由、博爱、奉献等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1914年秋，赴美研修市政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在哥大，陶行知颇受杜威等人的器重。杜威是一位典型的美国式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者，陶行知欣然接受了杜威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完成自己知识体系的构建之时，也完成了对自由主义思想的采收。实现了从信仰王阳明到皈依杜威、从传统到现代的超越。
二、陶行知与国民党的关系
自由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思潮之一，自由主义者保持超然党派的态度。陶行知一直游离于各党派之外，与国民党保持距离，但也不排斥政府。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与政府多部门都有着很好的关系，陶本人也一直与政府要员保持联系。乡村建设符合孙中山“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过程，学校得到政府赞同，在经费上大力资助。1928年底，蒋中正夫妇还亲临晓庄视察，也反映政府与陶行知的关系和对晓庄的关注。陶行知拟订的《为组织实验乡推行村治呈民政厅文》得到了江苏省民政厅批准且高度肯定。陶本人也深受政府器重，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被聘为多个委员会的委员，会后还担任教育部教育方案编制委常委等职。
进入晓庄的师生，很多都带着党派身份和政治倾向，中共还建立了秘密支部。陶行知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加干涉，只要愿意投身乡村教育事业，一律容纳和欢迎。因思想观点不同，各派的政治斗争时有发生。陶行知对此超然其上、泰然处之，不加压抑和偏袒，明确表示：你们各方面的政治主张我不干涉，看你们谁说得有道理。关于晓庄遭封和陶行知被政府通缉的原因，学界多有分析。笔者认为晓庄与政府内在固有的张力系导致学校被封的主要原因。从社会角度看，学校已然成为当地社会的治理人，其自由主义思想，势必同政府发生碰撞。1927年，陶行知对孙中山“团体要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的观点提出异议，并给出相反观点。政治上看，20年代开始剿共，政府严厉控制民间组织。群众运动颇为活跃的晓庄必然遭到压制。陶行知说：“晓庄的忧患的命运是自己造成的，无悔于心，更无怨于天。”他已经认识到自己与政府的社会改造主张相背离致使晓庄被封。
“九·一八”以后，陶行知主要精力移至抗日救亡运动中，主张并参与抗日是陶行知作为自由主义者爱国的本质和内在表现。陶行知极力宣传抗战，以舆论指导抗战。在《申报》发表了大量与抗日相关的文章。批判蒋中正“攘外必先安内”和孙科“救国必先救党”的论调，认为他们是“颠倒的逻辑”。1932年6月底发表系列文章断言：“剿匪者，政府，而造匪者实即黑暗之政治也”。“政治如不清明，民生如不安定，则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定无功，此为定理，绝无可疑。”为此，《申报》被查禁，陶行知也再次受到政府的通缉。陶行知置身于救亡运动的前列，对政治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高瞻远瞩地提出包括中共在内的“三大势力”结成联合战线的主张。1935年底，上海救国会成立，陶行知为执行委员。1936年5月，全国救国会成立。陶行知为常委，建议：“各党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救国会宣言中声明：“我们不帮助任何党派争取领导权，不替任何党派争正统，而是要促成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1936年11月发生了“七君子事件”。身处国外的陶行知积极开展救援，发表《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三百多人响应签名，在他的努力下，杜威、爱因斯坦、孟禄等十六位世界名人联名致电蒋中正，表示“严重关切”。陶行知在国外的活动引起政府的不安，1937年4月，第三次被政府通缉。
1938年陶行知出访回国后，国共两党均热诚欢迎。10月，蒋中正在武汉召见陶行知，拟委任武汉大学校长职。晤谈中，陶行知汇报了在国外宣传抗战情况，提出战时教育思想，以及今后的愿望，蒋一一照准且高度评价。蒋夫人也两次宴请，并邀其担任三青团总干事。还先后会见了李宗仁、白崇禧、陈诚等政府要员以及中共要员周恩来等，中共《新华日报》也对其追踪报道。此时的陶行知有机会走上权力舞台，但他既没接受政府的安排，更没有投入中共的怀抱，坚持自己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以中间者身份促进国共合作，以教育为切入点来实施救国理想。从他在国民参政会上提交的议案看出，不偏袒任何党派，以教育来增加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争取全民族团结抗日。1938年底陶行知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政治上保持相对独立，指出：“我们要根据三民主义教导民众小孩，那末，我们自己的组织就必须民主化。”蒋中正在1938年11月的衡山会议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后方重于前方和游击战重于阵地战等方针。陶行知由衷地赞颂道：“多么为中华民族庆幸呀！”蒋中正驳斥日本近卫声明，陶行知指出“是救国之正道，不容有丝毫出入”。“三民主义是成了全国共同信仰之主义，即成了领导中华民族解放之最高原则。抗战建国纲领也是正确的国策……蒋委员长对于近卫声明的驳斥一方面是指出了抗战国策之坚决，一方面是粉碎敌人之阴谋。在第三届参政会闭幕词里面，蒋议长特别阐明民主政治之要义，尤足以保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念，这是在政治方面所表现的进步。”“我们在政治上还有个‘决心’，就是‘抗战到底’的决心。蒋先生曾屡次表示得非常恳切、明白、肯定。”认为“增加我们的力量是着要在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即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帮助争取最后之胜利。让我们大家把整个生命献出来，帮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我们独立平等幸福的中华民国”。1939年初到重庆后，陶行知给宋美龄写信恳切言明“创办育才学校之用意”，经多方奔走，学校得以成立，政府在抗战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拨出大量专款用于办学，令人感叹，宋美龄、孔祥熙等政府要员均慷慨解囊，中共以及一些慈善机构对学校也给予了大力帮助。此后的陶行知全身心扑在育才学校，其主要精力也是穿梭于各政府部门和民间机构筹措办学经费。即使在皖南事变发生后，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和邹韬奋等均致力于国共关系的调停，陶行知亦无暇顾及。
抗战结束后，国共矛盾激烈起来。陶行知谴责内战行为：“哥哥放了一枪，弟弟回敬一弹；忘了中华民族，是大家的亲身娘。”呼吁“立刻停止放枪，双方各回原防；听候主人查明；万事和平商量；谁再放第一枪，便是内战犯”。1945年12月1日，发生了昆明血案，引发全国性抗议，陶行知写悼诗严厉斥责，号召“一齐来制止这悲惨的内战”。12月9日，重庆举行追悼昆明师生大会，陶行知临危不惧，留下遗书后毅然前往参加。1946年6月，陶行知等组织“入京请愿团”，发表演讲：“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在南京下关，多位代表遭到殴打，陶行知指出：“不管这次殴打，我们要坚持到民主和平降临中国，我们要为民主斗争，因为没有民主谈不到和平”。“美国继续不断支持国民党，只能鼓励法西斯分子打内战”，面对记者提问：美军撤退，是否会把共产党引进来。陶回答说：“如果共产党人有和平民主的政治纲领，我们就欢迎他们，而如果国民政府有个类似的政治纲领，那就更好。”他明确表示“联合会里没有共产党员”，“如果共产党利用，人民就会反对他”。可见陶行知站在自由主义的中间立场，为民主而奋斗。
三、陶行知与共产党的关系
陶行知早年就撰文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的情况，和李大钊等关系甚密，研读《资本论》称“有超越之见解”，赞赏俄国革命说“科学社会主义也可以在中国实验”。出国期间三次瞻仰马克思墓，赞颂道：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陶行知对待马克思主义，并非信仰，而是作为哲学与社会问题加以研究。
1939年初，针对日本鼓吹“共同防共”，陶行知指出：抗战最后胜利要靠全民族团结，就要靠国共合作。如果我们团结到底，胜利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份。强调中共发动民众的作用说：比如延安，它是个小小的地区，民众只有几十万人，它的力量就非日本所能消灭了。戴伯韬在其《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一书中记载：戴伯韬欲奔解放区，陶行知对他说：光明是在那里，我们要把希望放到那里去。共产党的方针是救国家救民族的唯一方针，愿我们能够再见。我为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奋斗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还是无党无派。如果我想入党的话，可以毫无思索地请求加入共产党，并且毫无保留地听从一切决议（注：本书这些话语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从陶行知的书稿以及原始历史资料中均无从考证）。
育才期间陶行知和周恩来多有接触，由衷地钦佩周的人格魅力。读了《新民主主义论》，高兴地说：中国有救了！撰文称：“毛泽东先生写的新民主主义，和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都系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作诗贺《新华日报》八周岁，称赞它是对民主的呼吁。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陶行知数次前往拜会，毛泽东对陶说：“解放后中国的教育靠你了，教育部长得由你来当。”表现了中共的信任。毛泽东返回延安时，陶行知领育才师生到机场隆重欢送，并合影留念。
抗战胜利前夕，陶行知就积极参加创建民主同盟。1944年12月“民盟”成立时，当选为中央常委。受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影响，1946年l月政协会议召开。陶行知称产生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中国起死回生的一线希望。与沈钧儒等人，分别致函毛泽东和蒋中正，要求立即停火。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期间，国共最大分歧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陶行知作为民盟政协代表，积极参与策划民盟提案，站在中间立场，建议：两党军该交出来，交给两党和主人都相信的秀才团。秀才管了兵，有理说得清。
有学者从晓庄学校政治上的开明，推断陶行知有共产主义倾向。其实晓庄政治上的多元化正是陶行知自由主义思想的体现。其他诸如通过法院担保学生马纯仁出狱、拒绝向政府交出闹事学生等，都是陶行知出于对学生的爱护，而非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学界现多赞同早期陶行知执自由主义立场，随着民族危机加深，陶行知逐渐向中共倾斜，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笔者认为陶行知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政治上具有独立性。陶行知与国共的若即若离，是其固有政治立场在不同时期的表现而已。不能因其思想一度与中共相近就认为站向共产党，也不能因为其褒扬国民政府和蒋氏夫妇就说其倒向国民党，如此我们则低估了陶行知独立的人格。另外陶行知和沈钧儒、邹韬奋有区别，沈、邹曾多次要求加入中共，邹临终前再提乃情理之中，而陶行知始终没有提出要加入任何党派，周恩来在其死后作出“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的断言似乎根据不足。
四、结语
陶行知身后的几十年，饱受争议，褒贬之中均有不实之处。笔者赞同章开源先生的说法：陶行知就是陶行知，卓然不群，自有特色，称之为人民教育家或平民教育家即可，不必给他戴上这种尺寸或那种尺寸、这种颜色或那种颜色的特定的帽子。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
责任编辑：姚胜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