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苏辛的两副面孔

一、细腻、内敛的现代叙事

读到的第一篇王苏辛小说作品是《漫长的一天结束了》（《作品》2016年第2期），小说浓郁的神秘气息和隐隐露出的残雪式气质令我印象深刻。这是一篇极具现代主义特色的小说——它以诗意的语言将一段漫长的历史融汇在短暂的时间里，这其中，幻象与现实反复交错，光线与声音奇异融合，人物内心复杂的情绪一丝一缕地细腻浮现。之后，又陆续读到《战国风物》（《大家》2015年第6期）以及王苏辛2017年发表的三个短篇新作《我不在那儿》（《山花》2017年第3期）、《他常常经历着不被理解的最好的事》（《小说界》2017年第3期）和《犹豫的时候更接近道德》（《花城》2017年第3期）。这四篇小说，有三篇以家庭内部关系为叙事对象，语言细腻，叙事内敛而克制。在这些小说中，王苏辛不仅显露出她在叙事上的现代探索，还呈现出扎实、细密的写实功夫——而对于许多90后写作者而言，写实比虚构更为艰难。倘若缺少一个坚实而合理的实在外壳，天马行空的想象与虚构落实在小说文本当中总是容易显得轻飘、无力。这要求90后写作者不仅得有对纷繁人世的细致观察，还得具备能够准确捕捉细节的敏锐与紧贴生活的表达能力。换而言之，这是一种综合能力，它在方方面面考验着写作者。因而，当我读到王苏辛的这几篇小说后，王苏辛的第一副面孔便自然而然地生成了——她细腻、内敛的现代叙事在90后写作者当中具有相当的辨识度。这样一种文字风格，令我想到伍尔夫、残雪与阎连科，也令我想到毕飞宇与贾平凹。这几个作家的重叠，显然有些怪异，但它却一再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换个角度想，“怪异”也是好事，它至少表明，王苏辛的作品是独具一格的，带有鲜明的异质性。

王苏辛的小说，书写家庭，同时又拒绝鸡毛蒜皮之事进入小说文本。她小说中的重心，始终在人，在心，而不在事件——这恰恰是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特征。传统小说所追求的鲜明形象、连贯故事与完整结局，在王苏辛大部分的小说中都难觅踪迹。《漫长的一天结束了》的核心情节并不复杂。纪云清与丈夫宋祁结婚五年，但大多以通信交流。宋祁的脸部遭遇恶疾回乡之后性情孤僻，与妻子更是渐行渐远。直到有一天，宋祁在洒水车撞上榆钱树后离奇失踪。而事实上，宋祁多年来就深藏在纪云清窗户对面的星辰旅馆——一个简单的故事，但读起来并不容易。小说中，叙事视角在纪云清、宋祁、朱白、余庆四人中快速转移，过去与今日反复切换，幻觉与真实杂糅一体……凡此种种，都透露着一个信息——这并不是一篇能够让读者快速进入且读得过瘾的传统小说作品，因为小说的主旨并不在于故事，而在于小说中人物的复杂心理状况。王苏辛在文本中设置了层层迷雾，试图呈现的是人内心深处的孤独、柔弱与欲望，以及掩盖这些真实内心所需要承受的灵魂之痛——当然，这样一种我所认为的指向在小说中同样是含混的、模糊的。

因此，这篇小说要求读者得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细致的观察力以及足够的耐性。作品对读者进行严格要求，这令我想起美国彼得·盖伊教授的一句话：“先锋派小说家要求读者必须对作品投以百分之百的注意力，而这是以前殷勤讨喜的传统小说家不会惹的麻烦”。[1]然而，正是这样一种神秘、隐晦、断裂、多义的“不讨喜”，彰显出写作者的探索勇气与鲜明个性。短篇小说《他常常经历着不被理解的最好的事》同样是王苏辛小说中带有明显探索性质的一篇。相比较而言，这篇小说的情节更为淡化，几乎通篇是齐彭和张卿对几位画家画作的点评与感悟。他们之间的对谈，是对画家画作的一次重读，同样也是对于自己内心的再审视。观看、讨论他人之画，悟的却是齐彭自己的心，因而，它更像是一篇思想随笔，一篇哲学笔记。小说中，时常闪现出能够引人深思的话语：“巴图那说过‘每个人最熟悉的语言都来自童年’，但还有后半句‘每一个童年的真正确立，是这个人最后站的位置’”“迟疑本身就是底色”“自己是通道和方式”“用自己去认识世界，自己变了，世界随之打开，不过自己和世界本不就是一体的吗？”[2] ……在这些辩证的背后，他们所抵达的，是自己的内心，是关乎自己如何存在的法则。

自幼学画的经历，令王苏辛能够娴熟地以画入文，也赋予了她对色彩、光线的敏锐感知。在王苏辛的小说中，形、声、色巧妙地融为一体，画面感十足，并在通感中生成令人印象深刻的诗性气质。“那声音并没有就此放过他。随着一阵忽远忽近的洒水车走过的声音，那噔噔噔的声音仿佛又变大了。导致它在洒水车的歌声中显得有些突兀，像是一块生长在身体外部的肿瘤，无限扩大、镇痛，并且无法拔除。”“循着不知哪里升起的橙黄色灯笼，她看到那辆熟悉的洒水车。这时她才注意到，它是绿色的，甚至开始融合进灯光里，变成长长的一条，像是一列喷着水的绿皮火车，车灯的两头如宋祁在那个夏季突然冷漠起来的双眼，直直地开到了她的心里。”[3]或是从形到色，或是从声到形，或是形声色集于一体，借助这些奇异的比喻，王苏辛将人物隐秘的心理一丝丝地描绘成一幅幅细腻的画面。这不仅需要敏锐的观察力，还需要精准的捕捉与表述。

王苏辛具备这种能力——它不仅体现在那些探索性较强的小说中，同样也在诸如《我不在那儿》《犹豫的时候更接近道德》等写实性较强的作品里。我向来认为，在细微处更能够清楚地看出一篇小说的优劣。《我不在那儿》中，有两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中，不断离家出走的父亲终于一去不回，只留下一个行李袋。起初，行李袋塞在柜子最底层。在父亲出走的那个清晨，“等我下了狠心从被窝里钻出来，走到地板结冰的洗手间时，就只能看见外面立着的行李袋了”。而一个月过后，父亲仍未归家，他的行李袋“瘪了下去”，“它空落落地张开一条缝，潮湿的墙灰飘在拉链边缘，像一把散发着腥味的头皮屑”[4]。从“塞在柜子里”到“立在外面”，从“立着”到“瘪下去”，从“瘪下去”到“落满墙灰”，透过行李袋的姿态变化，映照出的是父亲出走前后我们家庭悄然转变的状况。另一个细节则巧妙地塑造着母亲的形象：“父亲走后，母亲一度想给大门换把锁，不过换锁的师傅说得一百塊钱，她就迟疑了。过了几天，她就再也不提这件事。”[5]换锁是对父亲的愤懑与报复，暴露出母亲心中的极度不快；迟疑与再也不提，是内心愤懑与物质生活的一场暗自较量。显然，愤懑并不值一百块钱，这生动地显现出她一个普通居家主妇的形象。

相对于《我不在那儿》《战国风物》这两篇情感与叙事都相对内敛的小说，《犹豫的时候更接近于道德》同样书写家庭内部的夫妻、父女关系。然而这次的书写则如同剧烈迸发、爆裂的火焰。这多少令我感到意外。小说完整地讲述女儿如何成功挽救了一个因第三者出现而摇摇欲坠的婚姻家庭——在这之前，王苏辛总给我一种她从不把一个故事讲述得清晰完整的感觉。小说中，女儿在向父亲展示各种照片时的情感流露，饱满而充满力量，不断涌出的泪水也尤为煽情——而在这之前，我一直将王苏辛划入冷静、内敛的写作风格中。

伴随着阅读的继续，更大的意外与惊喜随即出现。在读王苏辛的短篇小说集《白夜照相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时，王苏辛的第二副面孔逐渐浮现。

二、建构一个新世界

求学、毕业、工作——这几乎是所有90后的共同经历。换而言之，我们都生活在极度相似的环境里。对于90后写作者而言，我们必然要正视的一个普遍写作困境是：面对大同小异的生活体验，如何写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来？面对这纷杂的社会，以我们相对有限的人生阅历与经验，该如何去挖掘洞见与深刻？这是每一个有志向的90后写作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倘若拒绝这种思考，一味人云亦云、拾人牙慧，怕是只能陷入无尽的重复中——张三笔下的青春故事与李四笔下的青春故事实质并无区别；王二小说的题旨与刘五的言说亦是如此相似。如此下去，他们只能“泯然众人矣”。因而，对于90后写作者来说，学习、观察与探索的脚步仍不能停止。当大多数人都透过大门观察这个世界之时，从旁边窗户望出去可能得到不一样的风景；当大多数人透过窗户观望时，或许在门缝里我们又有狭小却精彩的收获；当大家都从大门、窗户、门缝里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勇敢走出去又可以得到一片广阔的新天地——这就是文学所需要的独特。于是，我们看到，有相当数量的90后写作者，在小说作品中从技术层面不断地进行叙事探索。或许这些探索此刻仍稍显粗糙、青涩，却可贵地彰显出了他们的抱负与勇气。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但同时，小说也是一门关于虚构的艺术。虚构来源于想象。然而，大多数90后写作者事实上并未能够真正发现并正视想象力的巨大能量。我们时常忽略了一个常识——我們生活的世界是一样的，我们的经历是相似的，但是，我们的想象却是无穷无尽、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通过想象，我们完全可以再造一个新的世界，完全可以在这个想象的新世界中展现我们对于所处真实世界的观察，完成对真实世界的批判。这与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等技术层面出发去生成自己独特性的路数截然不同，它完全是另外一条道路。

在叙事探索与细腻写实之外，王苏辛短篇小说集《白夜照相馆》充分地展现出了她丰富和独特的想象力——她的第二副面孔令我感觉到惊喜。与大多数90后写作者相似，王苏辛的人生经历并不异常跌宕起伏、精彩于他人。王苏辛也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困境：“没钱没故乡没户口，对大多时尚品牌一无所知却也不懂田间地头植物的姓氏。”[6]或许，这是王苏辛为什么不断地从内部家庭关系的书写中去呈现她对人与世界的种种思考的原因之一——家庭生活她总是熟悉的。在我的判断之中，这同样是王苏辛为什么借助想象力再造一个新世界的原因之一。我所读到的王苏辛绝大多数作品，要么是从家庭出发呈现她的生活体悟，要么就是在想象的新世界中传递她的观察、思考与批判。她巧妙地避开了自己所不甚熟悉的领域，从这点来说，王苏辛非常聪明。

在《白夜照相馆》《伴灵故事集》《下一站，环岛》《直立行走的人》《自由》《荒地》等小说中，王苏辛用她奇异的想象力建构了一个残酷的人类世界。如果以我们所处的真实现代社会为参照，她建构的世界或许可以称为是后后现代社会，是百年后、千年后我们的后辈们所处的世界。透过她的描述，这个世界仿若“末日景象”——人类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人们或是长出长体毛、尾巴与鱼鳞，从人异化为种种奇怪动物（《再见，父亲》）；或是在生长中不断萎缩，最后只剩拇指大小（《寂寞芳心小姐》）；或是在高温纪元中热死、融化（《自由》）；或是潜居于幽暗、狭小的地下世界（《荒地》）。在这残酷的世界里，人们不断移民，从乡村迁徙到城市，从地表之上迁徙到地表之下；人们必须得借助伪造的历史获得此刻生活的合法性；为了存活，甚至可以无情地淘汰、处决自己的至亲；人吃人的景象肆无忌惮地在这个世界中上演……

凡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到，王苏辛在这个世界中为人类设置了一个又一个极端处境。雅思贝尔斯将这种处境称之为“边缘处境”：“人们的处境归根到底有两类，一类是可以改变和避免的处境，再一类是不可改变、无可逃避的处境。这后一类处境就像是一堵墙，我们作为实存撞到它们必然失败，而且是绝对的失败。而且，正是由于这种绝对的失败才使我们震惊不已，认识到我们作为实存的局限性，并进而体验到‘超越存在’，达到本真的我们自己。”雅思贝尔斯把后一类处境叫作“边缘处境”[7]。在王苏辛虚构的新世界中，人们始终处在死亡、苦难、斗争、罪过这四种“边缘处境”中。设置这样一种“边缘处境”，并不是简单地为了展示、炫耀她的丰富想象力，而是试图在极端处境中展现人性的真实与复杂，揭露存在之艰难，并呈现她对于我们当下社会的种种思索与批判。新世界有万千异样景象，然而，新世界中的人心、人性却与我们别无区别。换而言之，王苏辛只不过是将她所要讲述的故事放在了另一个世界里。因此，王苏辛的无边想象，并不是缥缈云雾，它的一端始终紧紧与我们正在经历的真实世界捆绑在一起。

例如，在《战国风物》《犹豫的时候更接近道德》中，王苏辛都写到父母情感破裂、婚姻岌岌可危这一核心故事情节。在这两篇小说中，王苏辛笔下的故事发生在我们此刻的真实世界中，所以笔法细腻、写实，重心着落在剖析人物的复杂心理上。然而，当王苏辛将这一故事核移植到她所建构的想象世界时，写法则有了明显变化。在《我们都将孤独一生》中，王苏辛如同创世神，为那个世界定下这样一条惩戒法则：“因为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在我们国家，离婚的人会变成雕塑镇守自家的宅子，而且，雕像永远不能进入家门”。[8]尽管如此，离婚的人仍不断增多，导致住在楼房里的人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摆放这样雕塑。于是，小说中的“我”在父母愉快地离婚之后，到处为他们租房子以在门口摆放他们的雕塑，从此无奈地变成了新世界里的另类房奴。这个国度还存在另外一条法则，倘若变为雕塑的两人距离逐渐靠近，则能够重新化为人形，他们将复婚，再次生活在一起。小说中，“我”的父亲母亲多次即将化为人形，然而，却在一次次靠近之后又互相远离。最终，都只能是孤独的那一个。这篇小说同样书写夫妻之间复杂难言的感情，相互靠近却又相互远离，谁也无法真正地与另一半亲密无间。然而，这恣意无忌的想象令人拍案惊奇。王苏辛挣脱了现实社会的种种束缚，不再细腻地挖掘、勾勒夫妻双方的隐秘心理，写法从冷静、内敛化为了酣畅淋漓的荒诞与黑色幽默，使读者读起来津津有味，读完之后亦能引起种种深思。所以，这篇小说虽然短小，力量却丝毫不比王苏辛那些细腻书写弱。我甚至认为，借助这些奇特的想象与流畅完整的叙事风格，它给读者留下的印象要远远深刻于同类主题的《战国风物》。

在这些充满想象力的小说文本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创作路数更为丰富的王苏辛。她能够精准地捕捉、描绘现实世界的人心，亦能够在另一个天马行空的世界里肆意飞翔。值得一提的是，王苏辛的想象虽然夸张、荒诞，但我们读起来却觉得可信，因为她的想象是有逻辑的，是符合情理的——这恰恰是许多文学创作者需要警惕之处。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想象，但要将想象化作小说文本，则必须将人物与情节的种种变化落实到实处，老老实实地遵守小说的基本规则——合理方能可信，可信方能产生打动人心的力量。

三、在荒诞中抵达我们的现代焦虑

在《白夜照相馆》这部小说集里，令我惊奇的不单单是王苏辛的想象力。

在我的文学理念中，文字表达能力与文学想象能力固然重要，但仅仅靠这二者，并不足以造就一个伟大的作家——我想强调的是，一个作家应当有怎样的胸怀与格局。文笔斐然的作家或许能够名噪一时，但真正伟大的作家，必然在文笔之外，有着异于常人的悲悯与深刻。他的目光放在一个人物身上，但他的心中关怀的绝不仅仅是这一个；他的笔墨着落在一个事件中，但在这一故事背后浓缩着的是一个社会与时代。托尔斯泰是如此，鲁迅亦是如此。

从王苏辛那些关注人物内心的现代小说，到小说集中的奇异故事，一路读来，我发现，王苏辛的笔锋逐渐从内心走向了社会，从逼仄走向了开阔。然而，我阅读的顺序与她创作这些文本的时间顺序似乎恰好相反。由此我也隐隐生疑——以她2017年发表的三篇小说来看，她的创作是从社会走向内心，从想象走向了写实。当然，仅仅依靠这三个有限的文本，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依我看来，在《白夜照相馆》这一小说集的作品中隐隐可见能够让王苏辛走向更为开阔格局的萌芽——这极为珍贵。

深入挖掘内心深处潜藏的欲望、孤独与恐惧，关注人的种种存在困境，可以说是王苏辛作品的一贯主题。在《白夜照相馆》《袁万岁》《伴灵故事集》《自由》《下一站，环岛》等作品中，王苏辛对于当下社会现象的关注、思索与批判，则更令我惊喜。在这些作品中，王苏辛不仅向内刻画人性的复杂与存在之艰难，同时向外抖露出她的批判锋芒。她的关注点从一个人扩散至一个群体，从心灵世界延伸至我们的外在世界。

移民、城市化、身份认同与焦虑——这是王苏辛多篇小说都在着重书写的对象，也是我们当今时代正在经历的巨大變革。当今日变成历史，后人在图片、影像与一连串的数据中回望此刻的城市化历史浪潮时，他们会看到不断繁华、发达的物质形象，譬如愈来愈多的高楼，譬如愈加壮观的高架桥……然而，他们在图片、影像与冰冷的数据中看不到这一巨大变化中的卑微个体，看不到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经历的喜怒哀伤。但是，在小说中，这些卑微的兴奋、喜悦、焦虑、恐惧与疼痛，以及他们的残忍、罪恶，却能够一一复活、重现。这是文学的力量，也是文学价值所在之一种。王苏辛时常将城市命名为驿城——人们只能在城市中短暂逗留，无法真正扎根于此。在《白夜照相馆》中，无数移民抛弃故乡涌进驿城，伪造各种身份与历史，以求得一张在城市里追求更好生活的通行证。于是，专业造假的白夜照相馆客人源源不断。时时刻刻有人在“失踪”，时时刻刻也有人在“新生”。在“失踪”与“新生”之中，夹杂着的是无数秘密与罪恶。赵铭与余声是如此，李挪与刘一鸣亦是如此。

城市化进程带来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城市居民瞧不起城乡接合部的人群，城乡接合部的人瞧不起外来移民，甚至移民之间也互相瞧不起。一方面，一种无形却无比坚固的文化隔阂悄无声息地将城市中的人划分为众多等级，每个人都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比如，在《直立行走的人》中，“我们”是巨人，担负起这个城市有序运转的众多责任，却永远只能被称为“林安家的”，因为我们整个家族是这个地区的外人。“地区或者故乡这个称谓就像个形影不离的幽灵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无论到一个怎样辽阔的世界里，必须把自己圈定起来才能得到认同。”[9]在《袁万岁》中，袁万岁并不被大家所认可，原因在于：“其一，袁万岁并不算是林县百姓的父老乡亲，他来自垃圾场的垃圾堆，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外乡人；其二，垃圾场附近的林县人怎么能是真正的林县城里人呢……”[10]另一方面，城市社会又通过抹杀语言来对所有居民进行规训与惩罚。弗朗兹·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指出：“讲一种语言是自觉地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11]而在王苏辛的笔下，无论是自觉还是被动，城市只允许普通话这一种语言的存在。《自由》中，“有些老师因为沿用方言授课，被勒令停课整顿，直到能说出一口流利普通话，才准许上岗”[12]。《袁万岁》中“我”开始说普通话，病房里“温州人”“北京人”全部改口说普通话，他们凶猛地喊道：“杀掉河南话！”“杀掉方言！”“杀掉故乡！”“杀掉！杀掉！”[13]这实质上是抹杀一切独特个性，暴力地将丰富化为单一，最后生成唯一的毫无特色的城市文化。一面是排斥与抵抗，一面是抹杀与统一，这两种姿态，不仅仅是一种想象，同时也是我们当前城市化进程中所暴露的现实一种。

王苏辛在这部小说集中对于社会与时代的思索还有许多，比如城市化进程中人的异化问题。《再见，父亲》中所有人在十八岁之时都将异化为动物，而后被抛弃，被杀死，甚至被分而食之；在《猴》中，王苏辛再次书写“吃人”，他们吃下变为猴子的人肉，然后异化为猴，转眼又被他人吃掉。这些荒诞的真实，这些病态的狂欢，展露出王苏辛的批判锋芒，也隐隐显现出她的胸怀与格局。

阅读王苏辛的小说，犹如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她的文字时而冷静而克制，时而肆意而奔放；时而用尽力气挖掘、剖析人深深隐藏的内心之秘，时而在奇特的想象中呈现荒诞的真实，以此呈现她对社会的种种思索。王苏辛的两副面孔，都显得如此鲜明。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丰富的可能性。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两副面孔或许将融合在一起。那时，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个更为惊艳的王苏辛。

注释：

[1]【美】彼得·盖伊：《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 （骆守怡、杜冬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页）

[2]王苏辛：《他经历着常常不被理解的最好的事情》 （《小说界》，2017年第3期）

[3]王苏辛：《漫长的一天结束了》 （《作品》，2016年第2期）

[4]王苏辛：《我不在那儿》 （《山花》2017年第3期）

[5]王苏辛：《我不在那儿》 （《山花》2017年第3期）

[6]《当文学遇见红河——〈大家〉·红河中国新青年写作峰会暨红河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论坛小记》 （《大家》2015年第4期）

[7]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页）

[8]王苏辛：《白夜照相馆》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46页）

[9]王苏辛：《白夜照相馆》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28页）

[10]王苏辛：《白夜照相馆》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92页）

[11]【法】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 （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12]王苏辛：《白夜照相馆》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79页）

[13]王苏辛：《白夜照相馆》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03页）

（责编：周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