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新疆60余年的文学艺术作品
时间：2021-02-27 07:52:2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新疆于1949年9月25日和平解放。60余年来，伴随着共和国的成立，新疆结束了长期以来文化相对封闭、停滞的状态，进入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与全国文学接轨并同步发展的新时代。
60余年来，统一而强大的新中国对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政策、教育的普及，大规模汉族移民的进疆，各少数民族学生干部被送到内地学习、参观，都从整体上提高了新疆各民族的文化素质。新疆与内地的联系空前加强，有力地促进了新疆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不断加大的文化投资，充实加强的文化机构，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翻译事业和出版业的发展，现代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也大大增强了新疆与内地，新疆与世界的文化信息的沟通交流。与汉族作家携手为伴，走过新疆文学60余年的新疆各少数民族作家，不但要完成民族走向现代的历史任务，更肩负了文学走向现代的历史任务。在这60余年中，诞生了一批影响了新疆文学的作品，它们深刻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构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
小说及电影文学：
伴随着新疆的和平解放，各民族的文学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都拥有了自己文字的文学刊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全疆各地的同时，也带来了解放区小说的艺术传统，即反映农村题材的创作领域和反映战争和革命历史的创作领域。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新疆小说基本在这两个领域里发展。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写作了小说《锻炼》；哈萨克族老作家郝斯力汗也创作了反映牧业合作化的《起点》，其他的如《牧村纪事》《斯拉木的同年》《阿吾勒的春天》等描写哈萨克人民解放前后生活的短篇，富有浓厚的草原牧区特色，表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中的哈萨克族新人新事；由祖农·哈迪尔创作的话剧《蕴倩姆》《喜事》于1956年获全国话剧奖，是当时新疆与内地文化交流的有影响的作品。祖尔东·萨比尔的《欠债户》等短篇小说，《阿勃腊勒的风》《教师》等两部长篇小说是当时维吾尔文学的成就之一。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厚，语言生动，富有时代特征。柯尤慕·图尔迪的《克孜勒山下》（1975年）是维吾尔族第一部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老作家王玉胡以高度的艺术自觉，本着为兄弟民族服务的精神，反映兄弟民族的生活和历程，创作了一批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电影文学，其中以《哈森与加米拉》《阿凡提》《绿洲凯歌》等为代表作，短篇小说《阿合买提与帕格牙》《晚秋春花》《热依木坎尔匠》以深厚的内容、鲜明的特色受到各族人民的赞赏，成为当时新疆文学的重要成就。
兵团自1954年成立以来，至今已走过半个多世纪，上百万屯垦戍边的大军，在茫茫荒原上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建立了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书写了中国数千年屯垦史的新篇章，创造了别树一帜的绿洲亚文化。“地窝子”创业精神的张扬，那种悲壮、崇高的美学品质，是新疆当代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这个时期，作为绿洲亚文化、屯垦文学的代表，邓普的《军队的女儿》等引起关注。
诗歌：
解放前，新疆还没有新诗。使西部生活入诗的李季，是最早为西部诗提供实践启示的诗人。后来的西部诗人从中汲取营养，以闻捷的成就最为突出。综合分析五六十年代的新疆诗歌，是与内地大唱颂歌在一个基本主色调内的。实际上，这个颂歌时代一直延续到“文革”。新疆的本地诗人们歌唱新生活，赞颂开发边疆，在赞颂的主调内显示出牧歌或小夜曲的地域特征。
这一时期，汉语作家闻捷的诗集《天山牧歌》、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的《幸福的希望》《妥依——献给国庆一周年的歌》《心里话》《祖国》《乡村姑娘之歌》《我心爱的》《唱不完的歌》，尼米希依提的诗集《祖国之恋》《心声》《尼米希依提诗选》，艾里坎木·艾合坦木的《萨阿代提汗》《祖国》，乌买尔·哈孜（哈萨克族）的长诗《山谷里的汽笛声》《石锁》，兵团诗人洋雨的《塞外两支歌》等是此一时期的主要成就。这期间，仍然有不放弃独立思考和艺术追求，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大诗人铁依甫江创作了抨击“浮夸风”和官僚主义的政治讽刺诗《“基本”的控述》《报告迷之死》等。
散文及报告文学：
作为亟待开发拓荒的新疆，解放初期的文学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呈现出较为薄弱的局面。散文的创作形态也是与当时国内的大形态趋于一致，除当时在新疆游历过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如碧野的《天山景物记》、袁鹰的《戈壁水长流》《天山路》影响较大之外，刘肖无的《伊犁河上游草原漫记》、王玉胡的《旅途三章》、吴连增的《夜宿西湖》是本地散文中创作质量较高的。直至“文革”结束以前，新疆没有形成有较大影响的散文阵容。
新时期（1979-1989）以来的文学作品
小说：
到了80年代中期，新疆小说摆脱了较大程度上的社会政治模式，显示出艺术表达范畴的拓展和艺术个性的确立。一大批中青年小说作者涌现，跟上了当时国内小说界的艺术思潮，也出现了一批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及寻根小说。王蒙新疆题材的小说如中篇《杂色》和系列小说《在伊犁》等，也是此一时期新疆汉语小说的重要收获。屯垦作家朱定的《愈和》《婚礼》《美国专家“为什么”》、安静的《将军的故事》、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等产生较大影响；维吾尔族作家祖尔东·沙比尔的《刀朗青年》《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买买提明·吾守尔的《胡须风波》《芦花公鸡》《镶金牙的狗》、买买提·巴格拉西的《战友》、艾合坦木·吾买尔的《生蛆的涝坝》、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朱马拜·比拉勒的长篇小说《深山新貌》《蓝雪》、柯尔克孜作家艾斯别克·阿比罕的《大象的眼泪》等，是80年代初颇有影响的作品。朱马拜·比拉勒还著有中篇小说集《父亲的业绩》、短篇小说集《岁月》、中短篇小说集《朦胧的山影》。这时出现了双语写作的作家：如阿拉提·阿斯木（维）、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艾斯别克·阿比罕（柯尔克孜族）、傅查新昌（锡伯）等。叶尔克西的《额尔齐斯河小调》获得了新疆第二届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赵光鸣于上世纪80年代写作的《西边的太阳》获《当代》文学奖，该作所蕴含的文化意味使它成为第一部自觉反思追寻新疆地域文化渊源的作品，是当时国内寻根文学在新疆的代表作。中篇小说《石坂屋》《芳草地》《远巢》的写作凝视本土，以息息相通的自觉深刻触及底层人物，关注他们的命运和衰亡，揭示凡俗世界的人性之美。
诗歌：
80年代初，在朦胧诗引发评论界热切关注之时，中国西北的新边塞诗也在广袤的边疆形成流派，这一对比在时间的序列上表现得更为直接：1982年，舒婷的《双桅船》获中国作协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评奖二等奖；1983—1984年，杨牧的《复活的海》、周涛的《神山》分获该奖第二届的第二名和第六名。当时有评论家说，西部诗歌在当今中国文坛上占了显著的地位。
正如谢冕所指出的：西部诗创造者们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创造性地把中国当代人的思考溶解于西部特有的自然景观中，他们使那些粗犷的、强悍的、坚韧的，乃至荒凉的、悲慨的一切，无不洋溢着当代人新的心灵渴望和吁求。80年代初，正是中国走出“文革”，开始恢复对艺术美学追求的时候。可以说，当时的西部诗歌代表了中国人要振兴中华、发愤图强的心理期待，表现在诗歌上可能是一种民族与国家的宏大叙事，但它无疑符合了时代精神的一面。西部诗以它深重的历史责任意识、豪放的建设者情怀歌咏了时代精神。这一时期，杨牧写作了《火焰山》《我是青年》《草原，如果我离开你》，周涛写作了《野马群》《流沙》《伊犁河》《我属于北方》，章德益写作了《西部太阳》《荒漠天空》，他们的诗像灯塔一般照亮了当时一批新疆青年诗人们的文学道路。于20世纪80年代初显现荣光的“新边塞诗”无疑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事件。与此同时，维吾尔族诗人博格达·阿不都拉的《飞石》、乌斯曼·江沙吾提的《苹果似的心中装着宇宙般的爱》、哈萨克诗人乌玛尔哈孜·艾坦的《天河》等是新疆多民族诗歌的成就。
散文及报告文学：
阿不都热依木·乌铁库尔是维吾尔现代散文的奠基人，其代表作有《诗与诗人》《玉石颂》，散文家艾合买提·依明专门从事散文写作，发表有《心声》《致活着的孤独》等；哈萨克族的散文作家主要有叶尔克西、哈依霞·塔巴热克等，叶尔克西的散文成就主要在90年代集中显现出来。孟驰北（蒙古族）的报告文学《塞外传奇》是此一时期蒙古族文学的重要成就。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
小说：
2002年，董立勃发表在《当代》上的长篇《白豆》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之后写作了一系列“下野地兵团故事”：《烈日》《清白》《乱草》《静静的下野地》等若干长篇出版，他的名字集中出现在中国主要文学期刊上，董立勃找到了他自己的形式。他的语言就是西部人的日常用语，一种单纯简拙的语言，但在表达西部人的生活时，它是最利害的武器。赵光鸣于2002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绝活》引起文坛关注，奠定其“西部流浪汉小说”风格。短篇《朗库山那个鬼地方》《野味馆子》是优秀的短篇代表作。兵团作家韩天航的《回沪记》《我的大爹》《母亲和我们》均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选载，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热血兵团》《戈壁母亲》；阿拉提·阿斯木是用汉维（以汉语为主）两种语言写作而广为人知的有代表性的维吾尔族作家。他的写作以自己的当代性、地域性，一种多元文化交融、既传统又现代的独特面貌，绽放出西域阳光下的独特魅力。他的两个对偶性中篇《玛穆提》和《阿瓦古丽》，两个对偶性长篇《时间悄悄的嘴脸》和《蝴蝶时代》，还有短篇小说《最后的男人》和《永远和永远》是当代维吾尔文学的重要收获。小说是民族的秘史。阿拉提作为一个维吾尔族双语作家汇入汉语文学中所保留的那些纵向的横向的结晶体一样的痕迹尤为值得汉语文学界珍视。朱玛拜·比拉勒的长篇小说《寡妇》是这一时期的哈语文学的重要收获。维吾尔女作家哈丽黛·依斯拉音的《轨迹》开拓了心理小说的范围。兵团女作家王伶连续出版了长篇小说《天堂河》《月上昆仑》《化剑》，根据同名小说《化剑》改编的电视剧在央视播出。于2001年出版的《废黄河》是徐庄倾十年之力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显示了其扎实丰厚的小说功底。锡伯族作家傅查新昌的长篇《时髦圈子》，中短篇小说集《父亲之死》《人的故事》等，卢一萍的长篇小说《激情王国》、中篇小说集《生存之一种》等也是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在戏剧、影视文学创作上，一批兄弟民族作家也积极加入进来，维吾尔族剧作家吐尔逊·尤努斯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的剧本《钱这个东西》《求爱别动队》被改编成电影。
诗歌：
时间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此时，诗歌的理想化追求在消费社会中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阻遏，而西北高地的新边塞诗的后人们依然被抒情所引领，延续着抒情主人公的道路。在个人化的写作中依然有对西部自然的观照，这种情结天然地绵延在西部诗人的血脉里，这使他们发出的声音依然有对这块土地的眷恋。在新疆，活跃着一个庞大的青年诗群，似乎时代的转型、文学的转型对他们并没有构成影响。沈苇是这支诗歌队伍的领军人物，他于1998年凭借诗集《在瞬间逗留》获鲁迅文学奖，至今已出版诗集《高处的深渊》《我的尘土我的坦途》。诗作被收入《百年百首经典诗歌》《中国当代经典诗歌》等选集。《混血的城》是这位来自江南的诗人献给新疆的诗。在诗中，诗人表达了对新疆的热爱和迷恋。
北野著有诗集《马嚼夜草的声音》《北野短诗选》《黎明的敲打声》和《在海边的风声里》。叶延滨是这样评价北野的诗的：北野努力写出这方山水的魂魄，同时找到自己与这方土地的精神共存处———这是超越的努力……
维吾尔诗人艾合买提·江乌斯曼的《摇蓝抒怀》《风和月》《萨迪尔寻找他失去的五个孩子》，哈萨克族诗人夏侃·沃阿勒拜的《我是哈萨克》《思絮》《双段诗》等是此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散文和报告文学：
《稀世之鸟》是周涛的第一部散文集，收入了像《吉木萨尔纪事》《伊犁秋天的札记》《哈拉沙尔随笔》《阳光容器》这样一些优美智性的文章。《稀世之鸟》的出世意味着周涛的成功转型，这些散文篇什里依旧有大山河流、烈风猛禽、西域神马和维吾尔寻常小院，这使得他的写作成为当时中国散文格局中的另一维度。他精彩智慧的文字、浪漫孤寂的心灵自语，是上个世纪末散文大潮中强有力的音符。一大批在新边塞诗的嚣嚣中开始写诗、于精神风向上追随周涛左右的青年诗人受到他的启发和激励，转向散文写作，他们中就有刘亮程、李娟、黄毅、周军成、王族等一些后来写出自己风格的散文作家。 继周涛之后，在中国文坛引起极大关注的是刘亮程。1998年《天涯》杂志上刊发了一组散文，他轻盈诗意、单纯朴素的文字立即引起中国散文界的震动。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代表了刘亮程早期的散文成就，长篇散文《一个人的村庄》（节是这些成果的集中展示，预示着他作为拥有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的成熟。此后出版了散文集《风中的院门》《库车行》《在新疆》等。李娟是继刘亮程之后，在全国叫响的散文作家，她的每一本散文集都成了畅销书，是一个写作与生活彼此不分的天才作家，代表作有《九篇雪》《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走夜路请放声歌唱》等。王族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在全国有知名度的散文家，他的写作力图突破周涛、刘亮程的路径，走出一种既有西部散文的自然物象，又有文化思考，同时在文体上追求创新的风格，著有散文集《藏北的事情》，长篇纪实文学《神山圣域》《守望阿尔泰》等。
黄毅的散文集《骨头的妙响》，收入了不少情感真切、文字优美、结构讲究的好散文，如《不可确定的羊》《和布克赛尔走笔》等。
到了90年代，维吾尔族文学出现了专门写散文的作家。一批描绘故乡风情，自由抒写内心世界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问世。其中，艾海提·图尔迪的报告文学作品《意志造就美》、巴格拉西的《春天·大地·灵魂》引起轰动效应；哈萨克族作家哈尼的《在钦格斯山下》是哈语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叶尔克西的散文集《永生羊》《草原火母》，全面展示作家出色才华、表达游牧民族深层文化心理和情感，开拓了汉语文学新的表现领域。回族作家杨峰的《托克马克之恋》是回族文学的重要收获。
回首建国60多年以来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新疆文学的脉络和走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边塞诗”是认识新疆文学的先声，以后的90年代至新世纪，叩响中国文坛的那些名字，在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背景中被中国文坛所认识，新疆文学已深刻融入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积极参与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以自己的姿势和声音，表达文学在偏远省份的力度和形象，西部酷烈风貌的状写、住居新疆的生命体验，渺小的爱与尊严。当然新疆文学也决不容盲目乐观，比如在作家的整体素质上，年轻新生代的接续上，总体创作水平上，艺术创新上等。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历史在新世纪缓慢又突然地拉近了距离，遥远的新疆文学和兄弟省区一起进入了共同的平台语境。新疆文学正在成为一支充满希望的力量，在这片诞生奇迹的土地上，他的辉煌指日可待。
（作者系新疆自治区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