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作家与打工文学

全球化、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对乡土中国全面的渗透和冲击，几乎扩展到所有的空间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因此呈现出它新的特点和内在诉求。少数民族文学，是指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和少数民族题材文学作品。在“打工文学”创作中，少数民族作家一直参与其中。从沿海到内陆，从南方到西部，少数民族作家一直关注着社会变革时代人的遭遇、生存和命运，尤为关注动荡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那些漂泊的肉体和灵魂。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奖长篇小说《雪豆》实际上是“打工小说”，获奖中、短篇小说集 《L形转弯》、《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收入了部分“打工小说”，这两部小说集都入选了“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L形转弯》作者、辽宁满族作家于晓威，2005年以中篇打工小说《在深圳大街上行走》荣获团中央首届全国鲲鹏文学奖小说一等奖，这篇小说收入了他的这个中短篇小说集。回族女作家马忠静同时以《秋飒爽还想在北京打工》荣获团中央首届全国鲲鹏文学奖小说二等奖。在全球化的背景及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作家不断拓展自己创作的疆界，创作出了一批具有独特审美经验的“打工文学”作品。

最近几年引人注目的贵州仡佬族女作家王华，在《当代》、《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山花》等期刊发表了两百多万字的小说，有一半属于打工题材。2005年第1期《当代》杂志上刊登了她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更名为《雪豆》），荣获《当代》文学拉力赛冠军、2005至2006年度全国长篇小说读者排行榜第四名、贵州省第一届乌江文学奖、第三届贵州省政府文艺一等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小说虚构了一个桥溪庄，描写了一个关于桥溪庄的悲惨故事：桥溪庄是一个移民村庄，住了五十多户人家。他们自觉迁移到这里，是因为这里有了一间厂子，他们可以到厂子里打工挣钱。年深日久，厂子给桥溪庄带来了严重的污染，由最初的女人弃胎到后来的男人死精，桥溪庄落入一种由生殖繁衍的绝望带来的恐慌中。荒诞的故事承载着一个悲凉而严肃的主题，即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人情人性的对立和冲突，人类在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和索取中制造着现代文明，同时又在颠覆和摧毁这个文明赖以存在的根基。在后工业化如火如荼的当下语境中，工业化的车轮依然以掠夺者的身份和速度碾向乡野。它既引领贫穷的农民奔向美好的新生活，又让农民在通向美好生活的路上遭受无法回避的毁灭性打击。在“工业的人格化”尚未建立的时代，农民终将被家园遗弃。王华的中篇小说《回家》（《当代》2009年第5期）牵扯到当前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书写经济危机的态势下，农民工返乡历程以及返乡后为了争得自己的应得土地和当地权势斡旋抗争的故事。农民工返乡和土地问题本是一个敏感而沉重问题，王华超越了一般的人性评判，把真实严峻的生活现实娓娓叙来，真实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返乡的艰苦历程。小说扎实耐读，表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知。王华的短篇小说《母亲》（《山花》2006年第10期）没有正面写打工者的艰难，而是写母亲在家种地与孙子们的关系。种田人累一些，日子穷一些，可能还谈不上最艰难。老二回来了，带回一个老婆又扔给母亲一个孩子。老二少了一只胳膊，无法再干体力活了，只能向母亲要钱做生意。母亲看到儿子少一只手，也没有太多悲伤。要钱，就给。先把猪拉走，最后拿出“掖在床铺下面，润润的，带点潮湿的味道”的最后一点钱。母亲默默承受着这一切，没有怨天尤人，因为，她比谁都知道，一个农民，在外面讨生活，比种地还难。打工者生活的难处，都在这些细节里表现出来了，不管母亲是坚强的，还是柔弱的，都在支撑着这一切。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王华所触及的底层生活，以及揭示底层民众生存困境的荒诞性存在的能力，达到了少有的精神深度。王华的中篇小说《在天上种玉米》（《人民文学》2009年第2期）写农民移居城市后的精神空虚，编者在卷首语中是这样评价王华的：“王华是贵州的年轻作家，去年我们发过她的中篇《旗》。王华关注现实，她深入地领会发生在人群中和人心中的巨大和细微的变化，同时，她也总是有自己的故事要讲，她的人物总是倔强执拗，在世界的变化中坚守着什么——像一只坚定的锚，寻找水流之下的泥土；或者说，这些人都有一种梦想和理想气质，他们的坚守也是向着内心、向着天空的遥望。”

湖南土家族作家于怀岸在广东打工多年，创作了《南方出租屋》、《台风之夜》、《骨头》、《想去南方》、《回家之路如此漫长》、《鱼为什么没有上岸》等一批“打工小说”，其创作实力不逊色于广东任何一位“打工作家”。《南方出租屋》（原载《大家》2006年第5期）以一个沦为打工仔的大学生的苦难为序曲，以他和一个患有艾滋病的妓女共同侦破因鬼魂托梦而带来线索的凶杀惨案为主干，小说故事环环相扣，气氛怪诞紧张。《台风之夜》（《芙蓉》2004年第4期）讲述了四个打工者被广州一家鞋厂开除后，乘车去汕头找工作的故事。在途中，他们遇到了台风，四个人手牵手，走过茫茫黑夜。表面上看，主人公只是在与自然界的风雨相搏斗，而其实他们更是与人世间的凄风冷雨相搏斗，在精疲力竭的生死线上，他们努力保护自己性命的同时，还保全了自己体内的美好品性在通过人性的黑夜时不被“外魔”改变。在黑夜的途中，他们意外目睹三个四川打工者谋杀老板，不但没有举报，却还上前敲诈，这使得他们已经中了法律的暗箭，单就这桩行为，随便判他们三年五年牢狱，是没有人反对的。法制在这个风高夜黑的晚上，简直成了一个个危险的陷阱，只等着他们往里跳，但他们终于控制了自己体内被冷漠人世激起的邪恶，在善与恶的交战中，一次次安然无恙地脱离了遍地陷阱。他们是一群幸运者，当他们把自己敲诈来的四十元钱给了一个江西老人时，他们的灵魂得到了彻底的洗礼，在黎明之前，他们体内的邪恶终于遁逃得无影无踪，纯朴和善良像即将来临的阳光，在暖洋洋地烘烤着他们的心灵。《骨头》（《 民族文学》2007年第4期）写的是打工仔因为饭不好吃，而争抢汤里的骨头的故事。看到打工人像狗一样抢骨头的场面及南方厨子鄙视嘲笑打工人的眼光，江小平竭力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不使自己变成狗，但在特殊的环境中，江小平最后还是变成了狗。江小平跟张小平是一对好朋友，但这对好朋友最后却为了一块骨头像狗一样打了起来。作者不动声色地叙述着底层社会是如何将打工仔一步一步逼成“狗”的，变成了没有“骨头”的人。小说在非常质朴的、写实性的叙述中透出一丝荒诞感。而这种荒诞感源于他面对底层社会种种反常现象的疑惑，对生活中价值失范的疑惑。

于怀岸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青年结》，是于怀岸“打工小说”创作的集大成之作，叙述了一个乡村青年从农村到南方打工再回到农村，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一次次希望、绝望与抗争中，走向毁灭的悲剧人生故事。高考理科状元赵大春，考上北京重点大学，妹妹考上中专。赵大春乡里卖烟，遭烟霸野蛮欺压，赵大春痛打烟霸，被烟霸乡长哥哥关进派出所。赵家好烟无奈贱卖，兄妹共同上学无望，母亲四处借钱，父亲山里扛木材摔死山中。兄妹争着打工挣钱，让对方上学。赵大春毅然放弃大学梦，南下打工，供妹妹上学，也与美丽的爱情不辞而别。在几家工厂里，无论赵大春勇斗小偷，还是英雄救美等，皆因正直善良得罪资本家和权贵小人，一再失业，流落街头。赵大春在一家超级血汗工厂，右手被绞断三根指头，分文未得，被赶出工厂。赵大春怒“杀”了黑心资本家，抢走三万多元。他回到家乡，竞选村长，出钱修学校，串联领导各村反贪污反腐败，把已是乡书记的王有道和他的烟霸弟弟赶下台，领导村民修“天眼”。王有道因朝中有人，官复原职，羁押赵大春。赵大春用狼牙铐断掉右手，夺取警察手枪，打死黑官王有道。黎明时分，回到“天眼”工地山上，开枪与世界告别。《青年结》塑造了赵大春从失败走向失败、从失败走向毁灭的反抗绝望的乡村青年形象，是当代中国一个乡村青年残酷的青春史，揭露了社会存在的不公和人性的变异。《青年结》可以放到“打工小说”的历史发展脉络里看，属于近年来“打工文学”的一个标志性文本。就内容来说，打工文学大都写打工者的生活经历，这篇虽然也有，但同时写出了农村青年的升学困境，也就是说那些农村的打工者的故事其实还有一个史前史。因此，“高考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十日，赵大春从县城回到家乡猫庄”，便成为这部小说的开篇之句。社会的分隔、农村的破败和家庭的贫困剥夺了他上大学的机会，将他抛入社会底层。赵大春坚守自己的良知和理想，与这个不断地放纵兽性和不断地放弃人性的时代背道而驰，一次又一次碰得头破血流。在南方的血汗工厂里，赵大春经验了生活的野蛮，认识了社会的丛林法则。权力和金钱的社会装置毁灭了他的理想、自信、青春和爱情。黑暗残酷的底层生存体验成为了“青年结”。 赵大春喜欢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小说《白轮船》中的一首诗，诗中对宽阔的河流、亲切的土地、深重的苦难、自由的意志发出深沉吟唱。只有为自由付出过巨大代价的民族才能唱出这样动情的歌。这首吉尔吉斯人的古歌也是一首充满青春热情的战歌，这种在苦难中唤出的对土地、对村庄的爱具有多么震慑人心的力量！《白轮船》是艾特玛托夫的巅峰之作，也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青年结》以艾特玛托夫《白轮船》里面引用的吉尔吉斯人的古歌作题记，整个小说也充满了艾特玛托夫式的忧伤。

于晓威的中篇小说《在深圳大街上行走》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将“我”在深圳的生活片断组合起来，描写了一对外来男女在欲望疯长的城市的各自淘金历程，他们有着“同在屋檐下”的奇异经历，在剥去了都市挣扎的辛酸、屈辱、尔虞我诈之后，这样的“一对苦瓜”不仅获得了人性中的“一线灯光”、“一线月光”，还发现了清纯脉动的目光，更发现了彼此心灵深处的善意与善良，能够坦然面对人生的苦难。小说表现了当今社会中，现代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的一种摩擦，集中展示了一个低微的人群和他们“卑下”的精神状态，但同时是对曾经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呼唤，不希望完全商品化的社会把人性善良、柔软的东西淹没。温暖叙事作为一种文学伦理和文学境界，成为这篇小说彰显的主题，它预示着文学对人的关怀正在实现。于晓威是一位自觉的写作底层者，但他又用温暖实现了对底层的超越。于晓威的另外一篇小说《厚墙》也讲述了一个在外漂泊者的打工故事。《厚墙》的情节很简单，一个晨练的中年人在路上曾无意中施舍了一个打工仔10元钱（其实是砸墙工，中年人误以为他是乞丐），后来他们谁都不记得谁了。不久，中年人家里装修，雇用的砸墙工正好是这个少年打工仔。没料到那墙特厚，耽误了一天工期，却大大推迟了忙碌的装修队进驻的时间表。少年打工仔因为墙厚，工作量超过预期而要求涨50元的工钱，而房主却因为误工而要压低150元工钱。在争执中小工举起了铁锤，刹那间觉得对方似曾相识，“不过，这一切稍微有点来不及了”。小说在少年举起铁锤时戛然而止，不再写他是否制造了一场命案，会不会锒铛入狱，在铁窗里度过漫长的一生。小说的故事情节固然也展现了底层百姓的困顿，如那个少年有一个病爷爷和一个读高中的妹妹，每学期“花的钱比地里的虫子还多”，他初中就辍学，挑起了养活一家的生活重担。起先在乡下挖沙，后来便到城里打零工。他本想用砸墙的钱正好支付妹妹的学杂费，没想到厚墙耽误了工夫，被房主压低了工钱，就不足妹妹急交的费用了。就房主而言，他也是收入微薄的工薪阶层，虽然给乞丐钱时并不吝啬，但对工钱却很计较。这一切都围绕“厚墙”而起，“厚墙”成了展开情节的契机，也成了展示底层生活的由头。但这还只是故事的表层，小说的深层意义在于表现城市与乡村、城里人与乡下人的隔膜，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厚墙。这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里，作者讲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杀人案，而是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呼唤拆掉人与人之间的厚墙。

在于怀岸、王华、于晓威等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打工小说”里，民族文化的符号已经完全弱化。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如果不做深入细致的文化基因分析，人们很难发现其作品的少数民族文化构成。王华只有长篇小说《傩赐》（《当代》2006年第5期）写到特有的少数民族生活，确认了自己的少数民族作家身份, 体现出她对精神原乡的寻找，但这部长篇小说不属于打工题材。随着少数民族生活的日益现代化，少数民族文学似乎丢失了它的民族文化符号，山歌、神话史诗、神话传说、标志性的民族风情和民族风俗集体消失，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也不再被少数民族作家固守。在现代生活方方面面狼奔豕突的追逐中，少数民族文化固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多样性共存的语境中得到主流话语的重视，然而许多敏感的作家认识到在全球化的高速运转中，许多传统避免不了地陷入残阳夕照的局面，有可能被取代、流逝、替换和消亡，因而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同情、哀伤、悲叹、赞颂、爱怜、怜惜，就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在宁夏东乡族作家了一容创作的部分“打工小说”和青年藏族女作家永基卓玛创作的“打工小说”《扎西的月光》里得到深刻表达。

宁夏东乡族作家了一容从小生活艰辛，长期在外流浪打工，他的《沙沟行》、《在路上》、《向日葵》等小说真正写出了不为一般人所熟悉的最独特的底层生活，字里行间充满了生存艰难和心灵负重的悲郁苍凉之美。他的小说拥有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笔下的人物也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 收入中短篇小说集《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里的《绝境》，描述了因为生活所迫，像章哈和虎牛这样的孩子，被诱骗到荒无人烟的茫茫戈壁滩淘金。在苦寒而肃杀的恶劣环境中，淘金的沙娃们整日以命饲虎般艰苦劳役，得到的却是老板和打手们毫无人性的欺凌和压榨，最终要么命丧戈壁，要么满身伤痛，还有一把少得可怜的卖命血汗钱。作者以扎实的白描功底，使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为读者勾勒了一幅人性和兽性相搏、生命在炼狱里挣扎的凄惨景象。《在路上》真实记录了两个沦落天涯无家可归的旅人身处青藏高原，旁边就有旅店却因为得罪了老板而不能入住，寒冷的冬夜里只能蜷缩在车篷里过夜，忍受逼人的寒冷，渺小、无助、生不如死的真实感受。作为了一容自述经历的作品，《板客》讲述了一个独特的行业，一个奇特的群落，一些以靠诈板（坑蒙拐骗）为营生的人。《板客》里的张二帅倒霉透顶，生活每况愈下，借了岳父的钱办砖瓦厂赔得血本无归，被迫去天津搞副业，从来没摸过车却冒着生命危险在一家建工队开了半年车，最后却一分钱都没拿到。无奈又回到老家在一家油漆厂当工人，但还是拿不到工钱，去搞推销又没人买。岳父催促娶未婚妻过门，父亲怕付彩礼躲了起来，妻子在没有彩礼的情况下嫁过来，母亲嫌弃他们不务正业断然拒绝他们在家吃闲饭，用了一容的话形容霉运：“人倒霉，鬼吹灯，放屁都打脚后跟。”《出门》里的伊斯哈迷茫、无助，他到了青海尕楞，在藏民区寻找义兄杨震北未果，觉得一个人在外孤单无依，时时担惊受怕，几个朋友因为太老实让人谋财害命的事让他心有余悸，但是家乡干旱的天气和贫瘠的土地让他觉得“跑出来总比死呆在家里强啊！”失望中打算离开的伊斯哈巧遇亲哥哥，感觉到流浪途中难得的些许温暖和喜悦，于是决定和哥哥一起，在尕楞山上帮老板打蕨菜，拉蕨菜到海石湾火车站的途中汽车差点坠入万丈深渊，刚刚死里逃生的两人却又遭遇手持刀子的强盗，哥哥的右眼被戳瞎，无情的老板只给了一些钱就撒手而去，因为混得不好没脸回家的伊斯哈决定继续流浪，“在夜的风中，伊斯哈不知身去何处。他泪眼迷蒙地，只是望着那辆远去的列车，久久地注视……”了一容在“西部打工小说”中，从少数民族作家的角度对农民西部打工生活进行了真实的刻画和解读，从而具有与南方打工文学不同的特质。

在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打工题材小说里，藏族女作家永基卓玛创作的小说《扎西的月光》（《芳草》2009年第2期）同时又属于少数民族题材。藏族作家使用汉语进行创作改变了藏族历史上只用母语创作，以及上层学者和僧侣独占文坛的局面，这是有着悠久的书面文学创作传统的藏族文学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以扎西达娃、阿来为杰出代表的藏族作家自由穿行于边缘与中心、传统与现代、藏文化与汉文化、藏文化与多元文化之间，汲取多种民族文化的养分，用全新的表现形式，具体精微地描述藏族的生存经验，展示藏族文化的独特个性和精神内核。同时，他们又从民族题材辐射出去，将对民族历史、现实和前景的认识与思考，同对生命、人性、宗教、民族、人类等诸多命题的认识与思考融为一体，从而拓展了题材的时空领域，深化了题材所包容的意蕴，加速了题材的民族化与多样化融合的进程。永基卓玛创作的小说《扎西的月光》，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藏族作家汉语写作的这种文学性追求。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藏族青年扎西从乡村到城市打工经商的故事，在历史与现实、乡村与城市之间，真实地展现藏民族处于历史变革时期的社会生活和藏人的内心世界。这篇小说的开头，与滥觞于珠三角的很多“打工小说”极为相似：

“一定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穷得叮当响的鬼地方。”在心里反复叨念着这句话的扎西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下了决心，从家里出发。

这个时候，天才刚开始透亮，太阳还没出来，藏在半山腰的永格村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村里的人都还没起床，那一声声鸡鸣在雾中清晰地响亮着。

临走之前，扎西环视自己居住了二十年的老屋，屋子因为年久失修，像一个衰老的老人立在那里,全身发出衰败之气。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情景。三十年来，无数的中国人在这样的清晨离开了他们的村庄，怀着对外面的广大世界的梦想开始漂泊与劳作。”套用《人民文学》（2008年第4期）卷首语对王十月小说的这句评介，来评介《扎西的月光》也极为合适。《扎西的月光》隐含着乡村破败的结构性场景，是从乡村到城市的隐微书写，直接叩问我们的精神深处。从社会性的层面来看，乡村破败是现代性重组的结果。物质文明极度膨胀，而包括人在内的自然及物种在退化，以农业文明为主的诗意传统在消逝、湮灭，转型的时代造成了精神的断裂。由单一的自然经济向多样化、专业化的商品经济的转变所引起的震动，青藏地区比内地要大得多。青藏地区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自然经济还占绝对优势，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根深蒂固。“永格有个奇怪的习俗，除了去圣地拉萨朝拜，谁也不能想什么理由来离开这个村子，因为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知道了，总会出来阻挠”。但最近几十年来，青藏地区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在青藏地区相遇，并发生了激烈的撞击，爆发出夺目的光焰。扎西义无返顾地离开了永格村，到城里谋生，去进行那永无目标、永远不会到达目的地的追求，“永格离扎西也越来越远，被扎西远远地抛在身后”。在扎西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文明的萌动和唤醒，同时也看到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受到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青藏地区甚至比内地更猛烈。这些冲击不再是单一的、平面的或是外加的，而是真实的、复杂的和多层次的。它包容着十分广泛和深刻的内蕴，浓缩了人类社会众多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彼此交叉、相互纠缠，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利益，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命运，引发着每一颗心灵的颤抖，创造出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悲剧和喜剧，从而为文学创作的深刻性、丰富性、新鲜性以及震撼性提供了空前的可能性。

从时代背景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扎西的月光》纳入“打工文学”来讨论，但这篇小说所具有的精神深度与厚度，又是那些类型写作所欠缺的。小说既关注着世界之巅发生的巨变，又展现藏地世界带有原始意味的生存情景，表达着人们对自然与神灵的特殊态度，以及人神通灵的无穷意味，作品显示出了少有的力度和深度。永基卓玛在小说里肆意塑造了哀艳神秘的曲珍，更为神秘的还有她的父亲和母亲，他们都笼罩于魔幻和光怪陆离的神秘之中。自然，这里的哀艳神秘属于审美范畴。神秘作为一种美感，给人深邃、悬念，难于穷尽的感受，能在审美中产生一种魔力。对于许多作家而言，神秘因素都是表现本土文化的一个丰富多产的载体——乔伊斯的都柏林和福克纳的美国南方乡镇的故事均可为例。神性（幻性）气质，是地域写作中重要的一环，神性产生于人们于世界许多未知事物的神启与梦幻，真正的人的幸福家园应是人神共居的一种互混状态。神秘因素一直贯穿着《扎西的月光》这篇小说的始终。“多吉老人是个会飞的人”，她的女儿“曲珍的歌声很奇特”，她唱的是失传了两千年的神川热巴，作品把读者带到了近乎荒诞、变异、奇妙莫测的境地。“星星，六字真言，五姓诸佛，万伞太阳带着沙沙的声音从小小的录音机里飘出来”。一幅幅新奇变形的画面将原始与当代、富丽与贫瘠、文明与野蛮怪异地触目惊心地排列在一起，使人获得荒诞印象后，又陷入深刻的沉思。正如卡西尔所言：“一切时代的伟大艺术家都来自于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渗透。”为了强化对立力量的渗透，小说出色地塑造了扎西进城打工时结识的女友达娃，以及艺校学生琼和她的老师龙娜，她们都经受了现代文明的陶冶。扎西迷恋的同村女子曲珍与她们截然不同，她从未离开永格村，最终成为寺院里的苦修者。作家用一种深层的忧患意识，揭示出现代文明与传统民族习性的冲突。在城市生活多年之后，一次返乡让扎西痴迷于曲珍的歌声，使他无心经营城里的生意，带着充满现代性意味的相机回到永格村，成了一个“农民摄影家”。永基卓玛的笔是变幻莫测的，当她描写完这些种种不谐调的东西以后，小说的最后写到扎西在多吉老人的房前捡到一块尖石，“上面写满了六字真言”，“在六字真言之间，大大地写着几个字：总得有人讲述历史。”小说把神秘因素叠加在当代题材的作品之中，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是对传统文明和民族品质消失的一种缅怀和追忆，这些缅怀和追忆虽然伤感，却掘开了对人性的思考，对现代人文精神危机的思考，以及对人的命运、前景、归宿的忧思，亦真亦幻地建构出一个神奇的现实世界和当代的象征寓言。

责任编辑 哈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