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敬祈

李翊云，1973年出生于北京，1996年北大生物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得爱荷华大学免疫学硕士学位和艺术创作学硕士学位。2003年，李翊云在《巴黎评论》发表短篇小说《不朽》，被编辑称赞为一篇堪称完美的小说。2005年，李翊云的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出版，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和英国《卫报》首作奖，成为美国文坛新星，迅速引起关注。2009年，李翊云出版了首部长篇小说《漂泊者》，2010年出版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金童玉女》，2014年出版了第二部长篇小说《比孤独更温暖》。李翊云是改革开放后赴美留学并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最优秀的华裔作家之一，2010年荣列美国《纽约客》杂志评选出的最值得关注的二十位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作家榜。李翊云现任教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为兰登书屋签约作家。

《千年敬祈》是同名小说集中的最后一篇，讲述了退休火箭专家史先生到美国探望离异女儿的故事。史先生来到美国，看望阔别多年的女儿，试图帮她走出离婚的阴影，但却发现和女儿隔阂很深，难以沟通。苦闷之余，史先生在女兒白天上班时和一位伊朗老妇交谈。他们用蹩脚的英语加上手势谈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史先生感受到了交流的快乐。史先生希望女儿找一个合适的人再婚，但发现她和一位罗马尼亚男子有情人关系。在史先生的再三追问下，女儿道出了离婚的实情。史先生年轻时和单位一位女打卡员经常聊天，被误认为有婚外情而被分配到勤杂岗。他在妻子面前对此事缄口不言，女儿也在父母的影响下学会了沉默。她和前夫婚姻的破裂便源于她的寡言少语。小说反映了华裔移民在亲情之间由于误会和语言文化隔膜而难以和谐相处的尴尬。2008年，华裔导演王颖把《千年敬祈》搬上银幕，由俞飞鸿扮演女儿宜兰，亨利·欧扮演史先生。

一

当人们问起他在中国的职业时，史先生告诉他们说他是一位火箭专家。当人们流露出钦佩之意时，他又会出于谦虚，补充说他已经退休了。史先生是在底特律的一次短暂停留中，从一位妇人那里学会“火箭专家”这一表达的。当时他试着用英语向她解释他的工作，英语解释不清楚，便借助画画来解释。“火箭专家！”妇人惊叫道，大声笑了起来。

史先生在美国遇到的人很友好，不过当他们知道他的职业后似乎显得更加友好。所以一旦有机会，史先生就喜欢重复“火箭专家”这几个字。在这座中西部城镇女儿的家里待了五天，史先生已经结识了不少朋友。推着婴儿车的母亲们会向他招手。一对老夫妇，丈夫穿着西装，妻子穿着裙子，每天早上9点妻子会挽着丈夫的胳膊出现在公园。他们停下来和史先生寒暄，每次都是丈夫和史先生说话，妻子在一旁笑着。一位住在一个街区之外的养老院里的老妇人会来和他说话。老妇人七十七岁，长史先生两岁，最初是从伊朗来到美国的。他们都只会讲一点点英语，但互相理解起来却毫无困难，很快便成了朋友。

“美国是个好国家，”她经常说，“儿子在这里挣大钱。”

美国确实是个好国家。史先生的女儿在学院图书馆的东亚部做图书管理员，一年挣的钱比他二十年挣的都多。

“我女儿也挣很多钱。”

“我爱美国。美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个好国家。”

“是啊，是啊。我在中国是个火箭专家，可是却很穷。你知道什么是火箭专家吗？”史先生说，用双手做了一个山峰的手势。

“我爱中国。中国是一个好国家，很老。”老妇人说道。

“美国是一个年轻国家，像年轻人一样。”

“美国是一个让人幸福的国家。”

“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幸福。”史先生说，随后意识到这个结论下得有些突兀了。此刻他就感到自己比记忆中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乐。面前的这位老妇人好像看起来也很开心。她热爱一切，并不需要什么理由。

有时他们用英语交谈不下去，老妇人就会转说波斯语，中间掺杂着一些英文单词，而史先生也难以用汉语和她交谈。这时她便一个人把谈话继续下去，独自说上十或二十分钟。史先生不住点头，热情洋溢地笑着。老妇人说的话，他理解的不多，但能感到她和他说话时的喜悦。他听老妇人说话也同样感到喜悦。

史先生开始盼望那些坐在公园里等着老妇人的早晨。他从未问过老妇人的名字，便称呼她为“夫人”。夫人总是穿着红色、橘色、紫色或黄色的衣服，史先生难以想象夫人这样的年龄或出生地的人会穿这些颜色的衣服。她戴一对金属条状发夹，一个是白色的大象，另一个是蓝绿色的孔雀，宽松地扣在她薄薄的头发上。夫人戴发夹的方式让他想起女儿小时候的情形—那时她的头发还没有完全长好，一个塑料蝴蝶发夹松松垮垮地挂在前额。那一瞬间，史先生想告诉夫人他是多么怀念那些女儿小时候，生活充满希望的日子。但他知道，他还没有开口说话，他的英语就会显得捉襟见肘。再说，他从来不习惯谈论过去。

二

晚上女儿下班回家时，史先生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几年前妻子去世后，他报了一个烹饪班。自那时起，他就以大学时学习数学和物理的热情学起了烹饪艺术。“每个人天生有许多才能，多得你都不知道怎么用，”史先生在晚饭时说，“我之前从没想过能学会做饭，可现在我做到了，做得比我想象的还好。”

“是的，真的很好。”女儿说。

“同样—”史先生快速瞥了女儿一眼，“生活给我们的幸福要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我们要训练自己去寻找幸福。”

女儿没有回答。

尽管史先生对自己的厨艺感到自豪，女儿对此也赞赏有加，但她只吃了一点点，而且还是出于义务才吃的。史先生担心女儿对生活没有投入足够的热情，这是不应该的。当然，她也有自己的理由—刚刚结束了一段七年的婚姻。离婚后，他的前外孙便去了北京，一直住在那里。史先生不知道女儿和前女婿的婚姻为什么会触了暗礁，但不管什么原因，那肯定不会是女儿的过错。她天生就是一位好妻子，低声细语、心地善良、孝顺漂亮，和她妈妈年轻时一样。女儿打电话告诉他离婚的事，史先生就想象女儿伤心欲绝的样子，要求去美国帮她从痛苦中走出来。她没答应，史先生便每天打电话向女儿恳求，长途电话费足足花去了他一个月的退休金。直到他说他七十五岁的生日愿望是去美国看看时，女儿才最终答应下来。当然，这是一个谎言，但却是个不错的理由。美国是值得一看的，不仅如此，美国还让他焕然一新，成了一个火箭专家、一个健谈的人、一个有爱心的父亲、一个幸福的男人。

晚饭后，史先生的女儿不是去卧室读书，就是驾车出门，深夜才回来。史先生让女儿带他一起出门，他要陪她去看电影，他想象那些电影都是她独自一人看的，但她客气而坚定地拒绝了。对一位女性，尤其是像女儿这样心事重重的女性而言，独处时间过长肯定是不利于健康的。史先生开始通过多说话来消除女儿的孤独。他问她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关于她生活中他所不知道的一面。他问她白天的工作怎么样，她疲惫地回答说还行。史先生并没有灰心，他打听女儿的同事，问他们是女的多还是男的多，都多大年纪，有没有结婚，结婚的有没有孩子。他问女儿中午吃了什么，是不是一个人吃的，她用什么样的电脑，读的什么书。他问她上学时的老朋友，认为这些人女儿已经因为离婚这件丢脸的事而不再联系了。他问女儿对未来的规划，希望她理解她目前的紧迫状况。二十几岁和三十出头的女性正值适婚年龄，就像从树上摘下来的荔枝，每过一天就会变得不那么新鲜、不那么有吸引力，很快便会失去价值，不得不廉价处理掉。

史先生知道不該向女儿提廉价，不过还是忍不住告诫她要充实生活。他说得越多，便越被自己的耐心所感动，而女儿却依然没有改进。她一天天吃得更少，更安静了。当他最终指出女儿不该像现在这样不享受生活时，她回答道，“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一直在享受生活，过得还不错。”

“你在撒谎。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会像你这么安静。”

她从饭碗边抬起头来，“爸爸，你过去话也很少，还记得吗？你那时也不幸福吗？”

史先生没想到女儿会这么直接，他毫无准备，不知如何回答。他等着女儿向他道歉，然后换个话题。有礼貌的人意识到他们的问题让对方感到尴尬时就会这么做，可女儿却揪着不放。她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睁得大大的，不屈不挠，让史先生想起她小时候的样子。四五岁的时候，她一有机会便跟在史先生后面，问他问题并要求给出答案。这双眼睛也让他想起他的妻子。在他们结婚的那些日子里，她曾一度用这种询问的眼神看着他，等着他回答一个他并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问题。

史先生叹了口气，“当然，我一直都很幸福。”

“这就是了，爸爸。我们可以安静又幸福，不是吗？”

“为什么不和我谈谈你的幸福呢？”史先生说，“多给我说说你工作的事。”

“我当时问你的时候，你对你的工作谈的也不多，还记得吗？”

“你知道我是个火箭专家，我的工作是保密的。”

“你对什么事都谈的不多，”女儿说。

史先生张开嘴，却说不出话来。过了很长一会儿，他才说道，“我现在说的多了，我在改进，是不是？”

“当然。”女儿回答道。

“那你也要这么做，多说话，”史先生说，“从现在就开始。”

史先生的女儿并没有那么热情。她像往常一样安静，很快便吃完了晚饭，在史先生吃完饭前离开了家。

三

第二天早晨，史先生向夫人倾诉，“我女儿，她不快乐。”

“有女儿是一件幸福的事。”夫人说。

“她离婚了。”

夫人点了点头，开始用波斯语说起话来。史先生不确定夫人是否知道离婚意味着什么。她这么大胆地爱着这个世界，背后一定有丈夫或儿子替她遮挡生活中的不快。史先生看着夫人，她的脸因说笑而容光焕发，甚至有些妒忌起她来。他女儿比夫人小四十岁，但却没有夫人这般精神。这天，夫人穿着印有紫色猴子的鲜亮橘黄色短衫，猴子们摔打着，咧嘴笑着，头上戴着同样图案的围巾。夫人是个背井离乡的人，但毫无疑问她背井离乡也很幸福。史先生试着回忆他有限的关于伊朗和伊朗最近历史的知识，得出了结论—夫人一定是一位幸运的女人。尽管生活中有大大小小的瑕疵，他自己也是个幸福的人。史先生想，他和夫人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竟然有这样的机会坐在秋日的阳光下交谈，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啊！

“在中国，人们说修百世可同舟。”史先生在夫人停下时说道。他想用英语向夫人解释说要祈祷三百年才能修得和一个人同舟渡河的机会，不过用英语说和用汉语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有没有翻译，夫人都会理解。“一定是花了很长时间的祈祷，我们才能相见和交谈的。”史先生用汉语向夫人说。

夫人笑着表示同意。

“每一种关系都有原因，比如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朋友和敌人、你在街上撞到的陌生人，这就是‘修百世可同舟’的意思。和心爱的人同床共枕要祈祷三千年。成为父女呢？可能要祈祷一千年，这是肯定的。可是女儿却不理解这一点，她一定认为我是个讨厌的人。她希望我能闭嘴，因为她所知道的我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她并不知道我那时与她妈妈和她交流不多是因为我是个火箭专家。白天我们一直工作，傍晚保安会来把我们的笔记本和草稿纸收走，然后我们要在档案上签字，这就是一整天的工作。我们从来不允许告诉家人白天所做的工作。我们经过培训，不能说话。”

夫人听史先生说着，两手握在一起放在胸前。自打妻子去世后，史先生还从来没有与一位和他年纪相仿的女性如此近距离坐在一起。就是妻子在世的时候，他也从来没和她说过这么多话。史先生感到眼睛沉沉的，他飞过半个地球来到女儿身边，想补偿她小时候没和她说的话，却发现女儿对他的话并不感兴趣。他用两个拇指揉了揉眼睛。像他这样年纪的人不应该沉溺于不健康的感情，于是便深深吸了几口气，轻轻地笑了起来。“当然了，不好的父女关系也是有原因的—我一定是半心半意为女儿祈祷了一千年。”

夫人严肃地点了点头。史先生知道夫人理解他，但他不想用自己微不足道的不幸福给她带来负担。他搓了搓手，仿佛要除去记忆的尘土。“都是老故事啦，”他用他最好的英语说道，“老故事没趣。”

“我喜欢听故事，”夫人说，然后开始说了起来。史先生听着，夫人一直笑着。他看着她头上那些咧嘴大笑的猴子，在夫人大笑起来时一上一下地跳动。

“我们是幸运的人，”史先生在夫人说完后说道，“在美国，我们什么都能说。”

“美国是个好国家，”夫人点头表示同意，“我爱美国。”

四

那天晚上，史先生对女儿说，“我在公园遇到了一位伊朗女士，你见过她吗？”

“没有。”

“你应该抽空见见她。她特别乐观，可能会对你现在的处境有所启发。”

“我什么处境？”女儿问，低头看着食物。

“你明白的，”史先生说，看女儿没有接过话头的意思，他继续说下去，“你正在经历一段黑暗的日子。”

“你怎么知道她会对我的生活有所启发？”

史先生张开嘴，却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担心如果他向女儿解释说他和夫人用不同的语言交流，女儿会认为他是个老疯子。那时还合乎情理的事情，现在换个角度看来就显得有些荒谬。他对女儿感到失望，他们说同一种语言，却不能共享一个亲密的时刻。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他说，“你知道，一个女人不该问这么直接的问题。一个好女人应当恭顺，要知道如何让人们说话。”

“我离婚了，所以按照你的标准我当然不是个好女人。”

史先生觉得女儿的挖苦没有理由，所以就没有理会她。“你妈妈就是好女人的典范。”

“她想让你说话，可她成功了吗？”女儿问。她的眼睛直视着他的眼睛，比他所知的任何时候都要有挑衅性。

“你妈妈是不会这么和人正面对抗的。”

“爸爸，你先是指责我太安静了，现在我开始说话，你又说我说话的方式不对。”

“说话不仅仅是问问题，说话是你告诉人们你对他们的感觉，然后请他们告诉你他们对你的感觉。”

“爸爸，你什么时候成了一个心理医生了？”

“我来这里是帮助你的，而且我正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史先生说，“我要知道你为什么离婚了，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才能帮你下次找到合适的人。你是我的女儿，我想让你幸福，不想让你跌倒两次。”

“爸爸，我之前没问过你，你打算在美国待多久？”女儿问。

“直到你恢復过来。”

女儿站了起来，椅子腿擦过地板，发出摩擦声。

“我们现在是彼此唯一的家人了。”史先生近乎恳求地说，但女儿在他说下去之前已经把卧室门关上了。史先生看着女儿几乎没有碰的菜—蘑菇、虾米和姜炖豆腐，竹笋、红辣椒和豌豆拼盘。尽管女儿每晚都赞赏他的厨艺，他还是感到女儿对他的表扬半心半意。她并不知道做饭已经成了父亲的祈祷，而她却对父亲的这种祈祷没有回应。

五

“让女儿高兴起来，妻子可能会做得比我更好。”第二天早晨，史先生跟夫人说。现在和夫人说汉语，史先生感到更加自在。“她们母女更亲密些，也不是说我和她们不亲密，我也深深地爱着她们，可我是个火箭专家，这么做就有些不容易。白天我努力工作，晚上也忍不住想工作的事。一切都得保密，所以我不能告诉她们母女我在想些什么。不过我的妻子是世界上最善解人意的女人，她知道我完全被工作占据，所以从来不会打断我的思路，也不让女儿打断我的思路。我知道这样做对女儿的健康不利，我应该把工作留在办公室。当时我还太年轻，不明白这一点，现在女儿已经没有什么话和我说了。”

这确实是他的错，从没养成和女儿说话的习惯。不过接下来，他又为自己辩解：那时只有少数几个人被选中，去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而他就是其中之一；像他这样的人，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工作责任，而不是家庭责任。这是一个既光荣又悲伤的选择，不过光荣多于悲伤。

那晚在餐桌上，史先生的女儿说她找到了一家说汉语的旅行社，组织东海岸和西海岸的旅行活动。“你来这里要看一看美国，我想趁冬天来之前，你最好出去旅游几次。”

“是不是很贵？”

“我来付钱，爸爸。这不是你想要的生日礼物吗？”

毕竟是他女儿，还记着他的生日愿望而且兑现了。但女儿并不明白，他想看的美国是她在这里有着幸福婚姻的国家。他舀起蔬菜和鱼，放到女儿碗里。“你应该多吃些。”他轻声说。

“那我明天就给旅行社打电话预定旅程了。”女儿说。

“待在这里可能对我更好。我现在老了，不太适合旅行。”

“不过这里没什么可看的。”

“怎么没有呢？这就是我想看的美国。别担心，我在这里有朋友，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

女儿还没有回答，电话铃就响了。她拿起听筒，不假思索地走进了卧室。史先生等着关门声，她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接过电话，就连陌生人的推销电话也是如此。有几个晚上，她接电话的时间比以往要长，说话时也压低了嗓音，史先生不得不克制住自己，没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今天晚上她好像改变了主意，没有把卧室门关上。

他听女儿在电话里说着英语，声音比他所知的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尖锐。她说得很快，还经常笑出声来。他不明白女儿在说些什么，更弄不明白她的言行举止。她的声音太尖、太大、一点也不庄重，听起来让他感到特别不快。刹那间，他仿佛看到了女儿赤裸的身体，完全就是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他所了解的女儿。

当女儿走出房间时，他一直盯着她看。她把听筒放了回去，坐在桌子边一言不发。他盯着女儿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问道，“是谁打的电话？”

“一位朋友。”

“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

“男性朋友。”

他等着她进一步解释，但她似乎并不打算这么做。过了一会儿，他说，“这个男的，他是一个特殊的朋友吗？”

“特殊？当然。”“有多特殊？”

“爸爸，这么说或许你就会少担心我一些—是的，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远不止朋友，”女儿说道，“一个情人，现在你知道我的生活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痛苦，是不是感觉好多了？”

“他是美国人吗？”

“是的，他现在是美国人了，不过他来自罗马尼亚。”

至少他成长在一个特别的国家，史先生想，尽力让自己好受一些。“你了解他吗？他对你知道多少—你来自哪里，你的文化—嗯？记着，同样的错误你可不能犯两次。你真的要小心起来。”

“我们认识对方很久了。”“很久？一个月可不久。”“比一个月要久，爸爸。”

“至多一个半月，是不是？听着，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但作为女人不应该仓促，尤其是像你这样的情况，被抛弃的女子—容易在寂寞中犯错误。”

女儿抬头看着他说，“爸爸，我的婚姻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是被抛弃的。”

史先生看着女儿，她的眼神因坚定和轻松而显得坦率真诚。有那么一刻，他几乎不想让女儿再告诉他更多的细节。不过像所有人一样，她一旦开口说话，就无法让她停下来，“爸爸，我们是因为这个人离婚的。如果你想说谁抛弃谁的话，是我抛弃了他。”

“可是为什么呢？”

“婚姻是会出问题的，爸爸。”

“一夜夫妻百日恩。你结婚都七年了！怎么能这样对你丈夫？除了你的婚外情，你们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史先生问，他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把女儿养成一个不忠的人。

“现在谈论这个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我是你父亲，我有权知道。”史先生边说边用手敲着桌子。

“我们的问题是我从来没向我丈夫说很多话，因为我安静，他总怀疑我对他隐瞒了什么。”

“你瞒着他有了情人。”

她没有理会父亲的话，“他越让我说话，我就越想安静、越想一个人待着。我不擅长说话，就像你说的那样。”

“都是谎言！刚才你还厚颜无耻地打着电话！像妓女一样有说有笑！”

史先生的女儿被父亲恶毒的话吓到了，看了他很长时间才用低一些的声音说道，“这不一样，爸爸。我们用英语交谈，要容易一些，我不擅长用汉语交谈。”

“真是个可笑的借口！”

“爸爸，如果你在一种语言中长大，但却从不用它来表达感情，你会发现更容易掌握一门新的语言，用这种新的语言你也会说得更多，它会让你成为一个新的人。”

“你是要把你出轨的行为怪罪到你妈妈和我身上吗？”

“我可没有这么说，爸爸。”

“那不就是你的意思吗？我们没做好父母，没教会你用汉语表达感情，所以你不能和你丈夫坦诚谈论婚姻了，你就决定学一门新语言，找一个新情人。”

“你们的婚姻出了问题时，你从来不说，妈妈也从来不说，我也学会了不说话。”

“你妈妈和我从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只是比较安静。”

“这是个谎言。”

“不，不是。我知道我有错，不该太专注于工作，不过你要知道，我话不多是因为我的职业。”

“爸爸，”史先生的女儿说道，眼中流露出怜悯的神色，“这也是個谎言，你从来就不是什么火箭专家。这一点妈妈知道，我知道，每个人都知道。”

史先生长时间盯着女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的，爸爸。是的，你是从来不说你工作时干了什么，可是别人—他们会谈论你。”

史先生想找些话为自己辩解，可他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女儿说道，“对不起，爸爸，我不是有意伤害你的。”

史先生深深地吸着气，努力保持自己的尊严。这么做并不难，毕竟他一辈子都在灾难面前保持了平静。“你并没有伤害我，像你说的那样，你只是在谈论事实，”他说，然后站了起来，向客卧走去。走进客卧前，女儿在他身后轻声说，“爸爸，我明天给你订旅程。”

六

史先生坐在公园里，等着向夫人道别。他已经让女儿安排他旅行之后从旧金山回国。在他走之前还有一周时间，但他只有勇气和夫人交谈最后一次，向她澄清关于自己的所有谎言。他并不是什么火箭专家，不过他接受过相关培训，在他为研究所工作的三十八年里也做了三年的火箭专家。“让年轻人对工作保持沉默是很难的，”史先生在脑海中演练着将要向夫人说的话，“一个火箭专家，多大的自豪和荣耀啊，你就是想找个人分享你的兴奋之情。”

这个人—四十二年前二十五岁—是为史先生在打卡机上工作的一个女孩。他们这些人当时被称作打卡员，一个早已被更先进的电脑代替了的职业。但在所有从他生活中消失的人和事当中，史先生最怀念的就是打卡员。他的打卡员。“她的名字叫宜兰，”史先生对着空气大声说道，有人向“宜兰”这个名字高兴地打了声招呼。夫人正提着满篮子的秋叶向他走来。她捡起一个，递给史先生。“真美。”她说。

史先生研究着树叶，从主叶脉看到最细的叶脉，观察黄色和橙色的不同色度。他之前从来没有这么仔细地观察过这个世界。他尽力去记起那些他更习惯的柔和的叶缘和暗淡的颜色，但却像一位被摘去了白内障的病人，发现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刺眼明亮，让人害怕却又吸引人心。“我想告诉你一些事，”史先生说，夫人脸上闪过急切的微笑。他在长凳上挪了挪位置，用英语说，“我不是一个火箭专家。”

夫人使劲点了点头。史先生看着她，然后把目光移开。“我是因为一个女人而不再是火箭专家的。我和她做过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说话。你可能会想，说话并没有什么错，可事情并不是这样。一个已婚男人和未婚女孩说话就不被人们接受，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是的，那个时代可以用悲伤来形容，而不是年轻人常说的疯狂。“尽管我们受过培训，不能说话，我们还总是想说话。”说话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啊，但他们却对说话上了瘾，他们在办公室里休息的五分钟开始说话，然后在餐厅里，整个午餐时间都在说话。他们谈论着创造伟大历史、为祖国母亲建造第一个火箭的希望和兴奋。

“一旦你开始说话，你就说得越来越多。那和你回家与妻子说话不一样，因为你什么都不用隐藏。当然了，我们也谈论我们的生活。说话就像骑着一匹脱缰的马，你不知道也不用想会走到哪里。那就是我们说话时的情形，但我们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有婚外情。我们从来都没有相爱。”史先生说。接下来，在短暂的瞬间，他也被自己的话弄迷糊了。他说的是哪一种爱？他们肯定是相爱的，不过不是人们怀疑的那种爱—他一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他们的手从来没有接触过。他们之间是另一种爱，在这种爱里他们可以自由说话，交流—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爱？女儿是不是就是因为和另外一个男人的交流而结束她的婚姻的？史先生在长凳上动了动身子，在十月的凉风中出汗了。当他们被指控有婚外情时，他坚持说他们是无辜的。她被下放到偏僻的小镇时，他还为她求情。她是一个不错的打卡员，不过打卡员更容易培养一些。只要他当众承认婚外情，并做个自我批评，就可以保住原来的岗位。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被冤枉了。“我三十二岁时就不做火箭专家了，自那之后也再没从事过相关研究，但工作上的一切都是保密的，所以我妻子并不知道。”至少直到前一夜，他就是这么想的。他被分配到很低的工作岗位，就他接受过的培训来说，这个岗位不能再低了。他为毛主席和党的生日布置办公室，把笔记本和文档用推车从一个研究小组送到另一个研究小组。晚上，他收集同事们的笔记本和草稿纸，把它们登记在案，然后当着两个保安的面把它们锁在档案柜里。他工作时保持着尊严，回家当着妻子的面表现得像个专注、沉默的火箭专家。他躲开妻子疑问的眼神，直到问题消失的那一天。他看着女儿长大，长成像他妻子一样安静和善解人意的好女孩、好女人。他一共和三十二个保安一起工作过，他们都是穿着制服、戴着手枪皮套的年轻人，皮套是空的，但步枪上的刺刀是真的。

不过在那时，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他做的决定难道不是出于对妻子和那个女人的忠诚？他怎么能够承认婚外情，然后继续做一个自私的火箭专家？这么做会伤害他的好妻子。或者更不可能的是，他怎么会放弃事业、妻子和两岁的女儿，和另外一个女人共度一生，满足自己不怎么光彩的欲望？“我们的牺牲让生命变得有意义。”史先生说出了这句他们在接受培训时经常重复的话。他使劲地摇了摇头。他想美国让他有了一些奇怪的想法。像他这样的老人，过多沉湎于记忆中是不利于健康的。好人应该活在当下，夫人这位亲爱的朋友就坐在他旁边，举着一片完美的金色银杏树叶在太阳下给他看。

（唐书哲：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邮编：2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