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三种影像编码方式
时间：2021-03-25 09:20: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本文建立在《湖北少数民族传统叙事影像化的初步研究》和《少数民族影像创作者与接收者调查报告》之上，对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如何融合现代影像叙事，提出了三种编码方式。分别对应了主旋律影像、商业化影像和艺术影像。先是探究了在这三种类型中，少数民族影像曾经采用过的编码策略，然后结合调查报告和相关案例，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提出新的编码方式。从而为相关研究者和影像创作者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
关键词：主旋律；少数民族；编码；符号
经过若干次定量和定性调查后，笔者对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现代影像编码方式，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按照影像的生产类型，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三种影像编码方式，分别是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与主旋律影像的合成编码、与商业影像的合成编码和与艺术影像的合成编码。
一、主旋律化编码
将少数民族叙事与主旋律话语进行缝合，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主流。“十七年时期”通常会用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冲突来形成戏剧矛盾的核心，而这种阶级冲突与其时的国家政治结构具有内在的同一性[1]。比如《内蒙古人民的胜利》，影片主要人物道尔基王爷受到反动美蒋势力的蒙蔽，最终幡然悔悟，这一叙事策略在《农奴》、《勐垅沙》中被反复使用[2]。另一种方式，是将少数民族与侵略者的矛盾与国家冲突进行缝合，其惯用的策略是，将少数民族内部或者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处理成人民内部矛盾，在更大的威胁——别国侵略者——面前，结成统一战线，从而化解了内部矛盾，同时传达了多民族国家团结一致的信息。
当前，我国正处于和平崛起的新时期，国家需要输出新的文化形象，因此，少数民族元素与主旋律结合的编码策略，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从主题选择上来说，可以挖掘少数民族传统中与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相契合的理念，比如环保问题、经济转型问题等。电影《滚拉拉的枪》，描写了彝族的传统习俗是，每个人生下来就要种一棵树，而且要保护它不被砍伐。这种朴素的民族信仰暗合了现代的环保低碳理念。在叙事策略上，营造戏剧性需要矛盾冲突，而怎样选择矛盾冲突的双方，以及矛盾的最终化解，成为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与主旋律影像编码的关键。比如影片《马背上的法庭》，它将国家法治精神与边境少数民族人治传统作为一对矛盾，由此引发戏剧冲突，导演将这种内在矛盾，外化为两个人之间的冲突，最终借由两个人的互相理解，实现了矛盾的缝合——将国家法制与少数民族家族制度融合；另外一种叙事策略是，在共同敌人面前，各民族发挥自身的优势，团结一致此时，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以及地域文化特征，就被纳入到一个对等于汉族及其文化的影像进程中，地方性区域文化的多样性表达，被纳入华夏民族的整体特点呈现，从而将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与主流文化元素进行编码。这里的敌人，可以是抽象的概念，比如环境污染、贫困、贪腐，邪恶等，但更多时候，创作者更倾向于用实体来呈现它，最常用的策略是将它具象化为外国敌对势力，多民族联合抗日题材因此成为屡试不爽的类型片。
二、商业化编码
上文中提到的包含少数民族元素的反特片，其实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商业类型片，它将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景观和自然景观编码进特务类型片中，取得了票房的成功。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少数民族文化商业化编码的最常用策略就是“奇观化”，在影像发展的历史上，不可否认，“奇观现象”在刺激观看者视觉神经和感知神经层面，具有重要意义，本质上来说，现代商业电影中的3D、CG特效、120帧率，都是生产奇观影像的技术手段，而少数民族题材商业电影，展示给主流观众看的，是一段他们不熟悉的影像，包含着似是而非的符号、具有异域风情的民俗、以及想象中的世外桃源[3]。
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分层次看待。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奇观化展现，通常分为四个层次：抽象符号的想象、具象符號的再现、叙事事件的再现和民族精神的表现[4]。第一层次的编码，通常是将少数民族区域塑造成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它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具体的所指，将之编入叙事，更多是为了取悦观众。比如《霍元甲》中，霍元甲战败逃到一个偏远的少数民族山村，苏醒后的第一天早上，电影使用了一个推开门的运动镜头，紧接着一个大全景俯瞰镜头，漫山遍野是翠绿的农田，勤劳的农民在悠闲地耕作，一副世外桃源的景象。霍元甲在这样一个“不真实之地”，完成了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治愈。这里的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引导着影片上映时的主流观影群体——都是白领，去想象一个安详的治愈之地。所以，关于这个地方的民俗、历史故事和民族精神，观众一无所知，也无需知道。
而在第二个层次中，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具体符号，开始承担一定的叙事功能。这样的编码案例有很多，比如《天上的恋人》，讲述的是广西壮族青年的恋爱故事，其中壮族铜鼓作为一个关键的叙事元素，推动了男女主角的相恋。我们的调查也发现，将少数民族的仪式或艺术品作为符号，移植到影像叙事中的做法，能够吸引大多数观众的注意力。尤其是少数民族风俗中，本身具有叙事因素的仪式，往往会得到最大的关注度。比如土家族中的哭嫁仪式，在300名调查对象中，有67人表示被测试片段中的哭嫁仪式所吸引。如何将类似的符号编码进商业片，使其成为关键情节点，这为致力于从事少数民族相关内容的影像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第三和第四层次经常是互为表里而出现，即少数民族独特民族精神的体现，往往依托于具体的文化事件而产生。这就要求创作者对民族历史事件有深刻认知，并且能从个别的事件中，洞悉到人性的共通点，遗憾地说，这样的商业片在国内几乎凤毛麟角。台湾的《赛德克·巴莱》可以看做是个典型，它脱离了猎奇式的展示，而是将影像根植于台湾日据时代赛德克族奋起反抗的真实历史事件，从中挖掘这一民族的民族性，其中战士战死沙场，妇孺自杀殉道的民族自尊，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共鸣。这样的编码方式，要求创作者沉浸到民族历史的肌理中去，提炼适合现代影像商业表现的元素，并将之组织成完整的叙事。在好莱坞电影中，反映印第安族裔民族精神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与狼共舞》以及《荒野猎人》，值得创作者学习借鉴。
三、艺术化编码
在中国刚刚加入WTO那段时间里，曾盛行过民族艺术怎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保证其独立性的讨论，在这种语境下，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影像中，文化符号被编码成中国特色，成为对抗全球化和现代化，凸显本土意识和国家意识的武器，是世界主义想象中的本土隐喻，从而在全球化语境下确立自己的身份。如电影《德吉德》中对少数民族形象的描写，类似于西方立场上对“东方”的构建，本质上是“去历史化”和“他者化”的尝试[5]。
在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背景下，这样的编码策略已经显得陈旧。然而，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将以怎样一种新的编码方式进入艺术影像， 现有的案例屈指可数。最近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话语作品是《路边野餐》，导演毕赣是汉苗混血，出生且成长与凯里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区，他的电影中出现了许多少数民族元素，比如蜡染工艺、苗族葬礼，这些符号脱离了国家意识的隐喻，甚至也不是民族特色的呈现，而是与诸多其它符号夹杂在一起，成为导演的私人记忆，构成一种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这样有益的探索本身就展示出，在艺术影像领域里，少数民族文化元素的编码，当务之急是摆脱任何事先预设的假定和符号化倾向，它的隐喻，它的能指，只有在具体的上下文语境中，才有具体的呈现。
参考文献：
[1]李二仕.地域文化与民族电影[J].北京：电影艺术，2005（1）.
[2]胡谱忠.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国家形象[J].北京：电影艺术，2013（2）.
[3]宋瑶.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初探[J].北京：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4（5）.
[4]赵卫防.缝合与间离——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一种评析[J].北京：电影艺术，2005（1）.
[5]胡谱忠.当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文化表述[J].北京：文艺研究，20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