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史”的边界

时间：2021-04-21 07:50:54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一、“大文学史”针对的问题

在“大文学史”这个概念中，“大”的指向究竟是“文学”还是“历史”，实际是个混沌的问题。这个问题如同“文学史”的暧昧性，文学史的落脚点，究竟是“文学”还是“历史”，一直也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它反映出现代学科划分的某种尴尬。文首这么说，是为了澄清概念，因为学界同时存在“大文学”和“大文学史”两种说法，但正如上文所述，“大文学”讨论也涉及到文学史建构，而“大文学史”建构也关注到文学的观念，两个概念实际是一个问题。

据学者考证，在关于中国文学的史著中，“大文学史”的说法最早见于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的《支那大文学史》（1909）a。中国学者最早使用这一概念，在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中。最初使用 “大文学史”概念，有缓解“文学”边界模糊的考虑。谢著《中国大文学史》开篇梳理“文学”的定义，正说明“文学”边界在时人心中未达成共识的事实。文学边界模糊考验“文学史”编纂者的能力和勇氣，缓解这种压力除了重新定义文学，“大”是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后人评述《中国大文学史》驳杂，文学史掺杂经学、学术、文字等内容，其实是“中国文学”史学建构中难以克服的问题：经、史、文的混杂是中国文学发展中常见的问题，要说明中国文学的特点，不驳杂难以说明问题，太驳杂又显得对象不纯。

早期“大文学史”的困惑随着现代“文学史”编纂方法的成熟似乎不复存在，“大文学史”的说法逐渐被史家弃用。尽管关于“文学”的边界始终充满争议，但依托现代以来建构的“文学”观念，“文学史”应该包含哪些对象仿佛已经清晰。“大文学史”的说法再次出现，已至上世纪90年代，也是出现在中国古典文学史的建构当中，反思的意味十分明显。如在此时出现的《先秦大文学史》（1993）“序言”中，作者介绍了使用这个概念的原因：

称“先秦文学史”为“大文学史”，不仅仅是因为这时期史的跨度极长，兼有几个社会形态的文化，为后来的断代文学史所无法比拟；最主要的，还在于它是文化发端期的文学，具有更为突出的文化性征和综合形态的特点。因而不仅在研究对象上稍异于后世的以“纯文学”为中心的断代文学；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亦尤其采取文化的视角，由文化而切入文学。b

序言解释了“大文学史”一度弃用的原因，也说明了再度使用的原因：皆因为“中国古典文学”边界极度模糊的难题。被弃用，缘于“纯文学”观念的出现，它预设出文学的边界进而解决了文学史建构的难题；再次使用，是作者认为“纯文学”并不能说明先秦文学的特点，这与谢无量当年的考虑有一致之处。

被“大文学史”作为靶子的“纯文学”，对于熟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方家并不陌生，这次思潮中出现的在“审美层次上对文学作品的阐发评判”c的说法，正彰显了 “纯文学”的文学史观，说它至上世纪末主导了中国文学研究界并不夸张。 “纯文学”观的起源可追溯至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在这本书中康德将“审美”与“意志”并列起来认识，为“纯粹的审美”——“纯文学”奠定了哲学基础。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纯文学”为学界熟悉得益于形式主义文论的贡献，通过对“文学性”的阐发、文学“内-外”部的区分，一种自足的文学观逐渐被建立起来。《先秦大文学史》对“纯文学”的反思，在于“纯文学”一旦落实到文学史研究中，强化“文学”忽略“历史”是必然的趋势。中国古典文学始终处于开放的状态，用“纯文学”一种文学观去梳理文学史必然有所偏颇。先秦是中国文学的草创时期，“文学”的边界更为模糊，只有在“纯文学”的基础加入历史、哲学、艺术的视野，才能说明文学发展的原委。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杨义首先提出“大文学”概念，他认为：“有所谓‘文学三世’：古代文史杂混、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d可以看出，杨先生的“大文学”观建构受到古典文学的启发，而在将这种文学观纳入历史建构中，他有注意到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发展的现实。杨先生“重绘中国文学的地图”，通过多民族文学的对话，将中国多民族的历史纳入到文学史建构中。在此基础上，他又关注到“雅-俗”对话、“文言-白话”对话等问题，进一步丰富了“大文学”观念的内涵。纵观杨先生对“大文学”观念的建构，它针对的问题包括“纯文学”史观和“现代性”史观等，其建构的目标是体现中国文学的历史丰富性，历史不应为一两种文学史观左右。

杨义之后，钱理群关于20世纪40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也提出“大文学史”构想。钱先生理解的“大文学史”，是包含“文化、思想、学术史背景下的文学史”e。他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包含着三大主题：“战争与文学与人”、“共产主义运动与文学与人”、“民族解放运动与文学与人”f，言下之意只有从这三大主题入手，才能更深入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点。可见，钱先生的“大文学史”构想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大”的由来还是针对了“纯文学”观，如果没有“纯文学”文学史视野的“小”，也无所谓“大”。钱先生的“大文学史”观在其总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三卷本，2013年，以下简称《编年史》）g中得到了实践。与几年前相比，《编年史》践行的“大文学史”显然走得更远，它不再将文化、思想、学术外在于文学，而是将它们作为文学史的一部分。在《编年史》中，文学广告是承载整个文学史的“支点”，实际已经将现代出版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天然的一部分；《编年史》编选的内容没有刻意整理作品出版的时间，而更有通过“掌故”建构历史的意味，如“蔡元培‘三顾茅庐’：‘一校一刊’格局的形成”、“文学革命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的互动”、“新月书店的开张与关门”等标题，都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这样做，如《编年史》分册主编吴福辉所言：“于文学内部、要对文学的发生、阅读、接受、传播、交流以至于经典化的过程，加以叙述；于文学外部，要统摄影响了文学的各种因素，给予足够的关注。”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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