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视野中的中华文化
时间：2021-05-05 07:55:0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中国文化史学者、文学家、散文家、作家和艺术理论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为了寻找中华文化的灵魂，余秋雨先生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考察了大量中华文化的遗迹，创作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寻觅中华》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散文写作新潮流。从1999年开始，为了对中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他与凤凰卫视合作，考察了人类重要古文明的遗址，以及欧洲的近百座城市，积淀了丰富的思想素材。这些考察活动通过电视传媒产生了巨大影响，余秋雨先生多次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马里兰大学、国会图书馆演讲“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引起轰动，并成为联合国全球文明世界大会、世界华商大会的首选文化演讲者。2010年，余秋雨先生出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编者按：2011年12月30日，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应邀为市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和机关干部等作《世界视野中的中华文化》专题报告。本刊整理刊发余秋雨先生报告的主体部分，与广大读者共享。
在世界视野中，中国文化是一个什么角色？讲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如果大家去翻一下辞海，翻一下有关书籍的话，可能都会头痛，因为那个概念很大，大到了无所不包。比如最典型的定义，文化是人类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个对不对呢？也对。但有的又太小，好像文化是文联、作协管的那一通事，文化人指的就是他们那些人。
我们现在谈文化的时候，谈表皮的东西比较多。比如，我们有多少台戏，有多少作品，写了多少散文，而少了文化的核心概念，即精神价值。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呼唤文化，上上下下要呼唤文化，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精神价值的问题。我们的企业家遇到了，我们的公务员遇到了，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遇到了。这使得我们不能不来关注文化。那么我们想一想，最能牵动我们内心的文化到底是什么？从这个角度入手，我想给文化下一个简短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养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现在我们一般讲文化的时候，是讲它含义之外的作用，比如文化家园、文化软实力，没讲它的本体。文化的本体是什么呢？文化本身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我再引申一点。欧洲有个心里学家，叫荣格，他说：“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循着这个逻辑，什么是中华文化？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什么是上海文化？就是上海人由于时空的共同性多年来沉淀的集体人格。按照这个逻辑分析下去，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一种养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后成果是集体人格。现在我们要更新文化，要把精力投入到文化，说到底是要提高中国人的集体人格，让我们更文明，让我们更高尚，让我们更有责任心。
世界上有四个古文化。按照时间，第一个是巴比伦文化，或者叫两河文化，或者叫美索不达米亚文化，这是历史上最早的文化；第二名是尼罗河边上的埃及文化；中华文化有可能和印度文化争夺第三名或第四名。这个时间以什么标准来算呢？一般来说，一个文化成熟的标准有三点：一是必须有文字，二是必须有城市化的居住，三是必须会冶炼金属。
中华文化距今大概有5000年。在古文明当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发展到今天的文明，它之所以长寿，理由很多，有几个优点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个，它不喜欢远征。整个历史证明，中国人从来不远征。他们有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在边界上产生摩擦，也有些边界战争，但从来没有远征，不管多么强大的皇帝，比如汉武帝、唐太宗，都没有远征，都没有想过要去打希腊、埃及。美国的世界文明史讲到中国，一上来就说中华文明登台比较晚，但它在舞台上一直没有下来，主要原因是儒家学说使他们不远征，拉住了远征的缰绳。农耕文明使得我们的人民从皇帝到普通的公民，都没有想到要去占领遥远的土地，热土难离。远征哪怕是胜利了，在文化来说其实也是失败了，所以有句名言：“在世界古代，任何军事远征都是文化自杀。”因为这种文化成了一种马背上的工具，如果你战胜了，文化在当地人生地不熟，水土不服，必然垮台。无数的证据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个传教士叫利玛窦，明代的时候来到中国，他看到中国有那么强大的国力和军队，以为中国很快要打欧洲了，但在中国呆了30几年后，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绝对不远征，因为他们的文化不支持这一点。
第二个，它不喜欢极端。中国人中心的思维模式叫中庸之道。中国也有极端的时候，但是时间很短。中国是农耕文明，靠天吃饭，它有个简单的哲学，就是冷，冷不到极端，热也热不到极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任何奇迹都不可能产生。这是中国人的习惯思维，这个思维到了孔子那里就变成了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什么呢？我们对中庸之道有一点误解，以为中庸之道就是做老好人，其实不是。中庸之道的思维是反对一切极端主义，它认为极端听起来爽快、尖锐，但如果靠它解决问题，一定坏事，而在两个极端之间，一定有一条合适的路、妥当的路。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好，它使中国的哲学思维有了一个基本的弹性，始终保持了一个有立场的中庸态度，不喜欢极端。这是中华文明从历史上到今天为止一直保持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叫做弹性哲学。它是中华智慧当中的一个顶级智慧，也是中华文明不灭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是主要原因。
第三个，它不喜欢无序。不喜欢无序，其实每个统治者都这么想，罗马帝国这么想，巴比伦帝国这么想，印度的孔雀王朝也这么想，但是为什么中国做到了呢？我考察了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发现他们灭亡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地方上没人管，路没有人修，桥没有人修，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人管。很多国家都是如此。那么，中国的古代文明凭什么解决了这一点？大家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被大家否定了一个制度，叫科举制度。在过去1300年当中，在中国只要是男性，不管他的职业，不管他的出生，不管他的地位，不管他的阶级，只要通过文化考试，就能成为各级公务员。那些年轻的男子，为了考试，年年月月都在背诵那些古代的经典，一代一代都在背，客观上中华文明就延续下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制度，世界其它各国的文明，没有一个做到了这点，所以瑞典的汉学家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机智的公务员选拔制度。
当然，中华文明不灭亡，还有好多原因，这里我只讲三点，这三点我觉得都需要重视，某种程度上还需要继承。
中华文明有三个优点，那么中华文明有什么毛病呢？我也讲三个。
第一个，太不在乎公共空间。中国文化这个好哪个好，全部对两个“庭”负责，对上是“朝廷”，对下是“家庭”。对朝廷叫“忠”，对家庭叫“孝”，忠孝两全，似乎全了，但是按照现代的概念说起来，朝廷和家庭之间，有一个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中华文明所没有关注的。中国古代的县官有时也到公共空间去，但他前面一定有两块牌子，一块叫“迴避”，一块叫“肃静”。这就又不是公共空间了，因为公共空间的特点是人声嘈杂、众声喧哗，既不能肃静，也不能回避。官不管公共空间，知识分子应该来管吧？知识分子也不管，因为知识分子相信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窗外就是公共空间。所以中华文明千好万好，唯独对公共空间比较忽视，缺少在公共空间生活的训练。公共空间是法兰克福学派重点研究的一个问题，现在也是国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说。公共空间是以理性作为它的最高原则，由理性来协调各种公共关系。对公共空间的忽视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缺漏。
第二个，太不在于法治意识。强化国家的法治也是人大同志的使命之一。作为一个文化人，我也需要给大家鼓劲。中国继续往前走，法治很重要。在中国，法治甚至比民主更重要，这一点现在还有待改进。没有法治的民主，我们经历过，那就是文革，叫“大民主”。这里我不是讲社会政治，我是讲文化。讲文化指的是什么呢？中国为什么武侠小说那么流行？什么叫江湖？江湖就是远离法律的地方。什么叫侠客？侠客就是远离法律的人群，或者说挑战法律的人群。文化上，在我们感到痛快的地方，往往是和法律过不去。江湖所在，法律无关。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不管是民间法庭还是长官法庭，都是非法的，或者说是对法律最大的否定。法律就是法律，需要它的规则，需要它的程序，需要它的辩护，需要它的合议，需要它的复审。一定要以法律来改变中国文化中的这种状态，就是太不在乎法律的状态。
第三个，太不在乎创新精神。我们经常讲，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编得非常好。确实不错。但是我查了一下，在纪晓岚先生负责编《四库全书》的九年，西方在做什么？一查吓了我一跳。在西方，水分子被分解，铁道造出来了，第一座铁路桥建立，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社会契约论发表，人性论被提出等等。这就产生了一个文化方向的问题。我们永远在记录，永远在整理，永远在标点，永远在收集，而人家总是在创新，总是在推进，总是在探索。这是我们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一点我不能不说，近几年来，中国的复古主义又有点抬头，好像老的都好，文言文都好，古人的话都对。其实搞错了。中国前进有古人的支撑，但我们只有创新才能给遥远的祖先带来光辉，中国文化的命根子在创新。中国的经济还会发展，这一点我还是坚信，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国的文化，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快速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时候，文化一直没有转型，文化人的思维更没有转型。事实证明，塑造一代人的精神价值，变成他们的生活方式，建立他们的集体人格，这是文化的使命，但是我们压力很大。大在那里？我们的文化距离我们作为一个大国还比较遥远，所以中央都要发决议。当然在这点上，中国文化既不要自卑，也不要骄傲，中心在于明白我们文化的任务，然后埋头创造。
上海也是如此。上海本来就是一个创新的城市，一个移民的城市，我们不能把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说得如花似玉。上海必须往前走，上海文化更是必须往前走，上海的未来在于开放、在于创新。历史已经过去，上海比较优秀的时代，是现在这个时代。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有待于我们去重建，我们要重建一支比较像样的队伍，我们要造就一个良好的上海的文化气氛，让埋伏着的、潜在的、真正的文化领军人物大批的出现，而不能再做老文章了。
（注：本文为本刊编辑部根据余秋雨先生的报告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