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出小学科,,,融入大文化
时间：2021-05-05 07:59: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接通的意义》
项阳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国自古弦歌遍地，音乐在生活中生发出多种品样，积累下深厚传统。20世纪以降，置身于中西文化二元结构抟合的“新音乐”时代，中国传统音乐在努力“朝着同新的时代要求和人民生活相结合的方向”发展中亦有了许多新变化。{1}如何更好地守望传统，精准地认识中国传统音乐固有特质，学者们不断地以新知新法求之。近日出版的项阳先生新著《接通的意义——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出版，以下简称《接通》）借助文化洞悉艺术，透过当下样态回溯音乐的历史本原，系统阐述认识中国音乐文化的“接通”理论及收获，赋予学界探究中国音乐文化史一条新的识途。
一、集文成书的《接通》
在学术论域，探索学问、陈述己见的方式很多，如以专题性小文研究一个个独立成序的个案，每有心得随笔而议，文短而切要义；或再聚文成书。一般说来，这类著述呈松散式写作，过程较充裕，更有的放矢。
《接通》属于一本经过了较长时间田野考察与学术思考的“散文”式著作，精选了作者自2005年至2013年间发表的22篇文章，组成“理念认知”“接通历史”“历史的田野”三大篇章，围绕中国音乐研究中一些现存的或历史的抑或两者相关联的乐象，启用“接通”理论给予贴近历史真实的文化阐释。第一部分以9篇文章申述了“接通”理念由来与理论建构。强调音乐是一种文化，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应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中考究；倡导以历史人类学做指导，把握好传统、田野、历史互动，回到历史现场；音乐史学要走出书斋，传统音乐接通历史；从区域社会中把握历史脉络的实践展开；在各有侧重的视角下进行综合、立体的研究。第二部分运用“接通”理论分析、诠释了中国传统音乐的7个具体案例，展示文化对它们的历史解构。第三部分给予一些传统音乐回到历史的“更为广阔的空间进行深入的”{2}文化阐释；而且进一步深化了学界盛行的民族音乐学理论。总之，《接通》阐述了“接通”理念的发生过程、内容结构、主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它的出版，仍赋予读者一些新的感受。
首先从探究传统角度看，《接通》将深入认识中国音乐文化的固有特质、寻求其历史风采作为宏大叙事背景，涉及《功能性、制度、礼俗、两条脉——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认知》《传统音乐的个案调查与宏观把握——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的功能性与主导脉络一致性下的区域特色》《中国音乐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乐籍制度研究的意义》《从整体意义上认知区域音乐文化》《男唱女声：乐籍制度解体之后的特殊现象》《从官养到民养/腔种间的博弈》《雍、乾禁乐籍与女伶：中国戏曲发展的分水岭》《岱庙、东岳庙会用乐的相关问题》《关于凤阳花鼓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当下非主流化生存的中国传统音乐教育形式》《伍国栋：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开拓与实践者》等内容，论域宽阔，关乎“中国音乐”的物质构成、精神内涵、形态品样、乐艺表现与生成传布诸方面。正是它们的有机聚合，构成了中国音乐的经纬天地：一个由国家主导、历经数千载磨砺，由雅而俗、由官礼而民俗的制度体系与表现形式建构的“乐文化”。《接通》使我们看到了中国音乐文化史上的许多“新风物”，如上层社会之“明代王府的音乐文化”；底边阶层之堕民对传统音乐的创造与继承；乐伎给予传统音乐的专业化培育等。凡此命题，曾在既往各类中国音乐文著中或有浅描深述，或被疏忽。而《接通》的意义，在于给予它们以更具独特视角的辩析，且新见叠出。
其次聚众文成著便于阅读。《接通》所辑文论早已散见于《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文艺研究》诸学刊，许多观点与成果为同仁熟悉。然再聚它们于一著，洋洋三十余万字，仍令人兴然慨之。一卷在手，即如一种工具在握，减轻了读者文海寻芳的劳顿。更益于集中展示作者“新世纪”以来学习、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成果，益于展现“接通”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系统性，展现文化对作者亲近中国传统音乐的学术启迪，进而感受“接通”及其成果的学术震撼。帮助读者更好地领略中国音乐文化真经，把握历史脉动规律。所谓有正本清源之功。
再者从治学角度看，《接通》将研究视域指向“中国音乐文化史”，较之往昔“民族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史研究”、“中国音乐研究”在概念、理论、方法诸方面多有不同，可谓另辟蹊径。其特点是纳“中国音乐”于文化范畴，用历史大文化探究“乐文化”；紧扣乐文化在礼制与民俗两个主要脉络中相互为用的历史红线，以新的方法挖掘了以往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一些“未曾注意的内容及互动与关系”。{3}引经据典，赋予中国音乐学的“治史”与“知乐”一种新的视角。《接通》以突出“中国音乐”的文化属性为本，自然也提高了中国音乐在历史生活中的影响力。
二、文而化之的“接通”
所谓“接通”，是新世纪以来在中国音乐文化研究领域渐盛的一种学术理念，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它倡导接通许多显性的或隐性的物象来研究音乐，如接通艺术与文化；现实样态与历史本原；国家与区域；官方与民间；大传统与小传统；雅乐与俗乐；中原与边地；音乐与制度；中国音乐与世界各民族音乐{4}……此谓“九通”，九九归一，就是要在“充分认知音乐的多种功能性意义的基础上从与音乐文化相关的多层面加以考量。”{5}这样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中国音乐的历史成因、结构特质和功用意义，其结果“就会出现与既往的学术研究不同的新面貌。”{6}对此，郭树群先生曾予评述：“接通”概念由项阳“首倡提出并付诸实践以来，越来越受到学界有识之士的瞩目，取得了颇为丰富的开拓性成果。”{7}
在现代知识谱系中，“民族民间音乐”（或称“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国音乐史”是两个体现中国音乐域性、族性与乐性的基本学科，血脉相通，但内容、品性迥异。前者善阐感性知识，演绎当下活态，鲜活生动；后者藉典籍文献支撑，多游移于概念到概念的解读释惑，表征严谨。多年的学科建设，两者泾渭分明，缺少交合。且强调艺术性，忽视考察文化对音乐的历史滋养，导致人们认识二者多呈平面式观察描述。如何走出此种认识范式，有识之士在不断地进行探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文化热”此起彼伏，各种学说纷呈，带来许多新的研究方法。项阳先生乃一位“觉悟者”，深受其染，自觉纵身于文化学的知识海洋，潜心学习，触类旁通，并尝试以此观照中国音乐的传统特质。“接通”正是建立在他多年的跨学科学习及其知识的滋养下对中国音乐的文化性思考。
“接通”理念的核心，在于倡导音乐的文化性，主张用文化认识音乐，以便更好地认知中国传统音乐的特质。因为音乐的各种事象在生成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制度、社会的影响。借助文化——跨学科的见识考察音乐，可将许多乐象内部之间的交合圆通及其与社会多方面的联系洞察得更深入细致。因此，要将所研究的音乐事象置于其成长的历史环境中，即结合其社会制度、经济基础、风俗习尚等历史的人文文化来考量。只有将中国历史数千年进程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观照，才能全方位认知表征背后的特质。“我们面对的是现实存在中的‘音乐文化传统’，必定要把握‘历史’生成与演化的意义，如若不能对此有整体把握，则会停留在‘表象’层面。”{8}为此，“接通”乞灵于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文献学、考古学等知识来透晰传统的魅力。民间音乐是今人熟知的音乐品种之一，然因历史时空的差异而存在着概念下的差异，“当下在民间的传统音乐形态应该有两个重要的层面，一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即民间所有不断的新创造；一是历史上国家意义的音乐形态积淀在民间，如果仔细辨析就会发现这个层面的音声技艺形式及其承载的作品其实是‘很不民间’的样态。”如果我们仅留于常识性的平面式直觉，“显然难以整体把握其内涵与深层意义。”{9}再如认识流传各地的器乐曲“全国粮票”现象，只有接通历史上“国家在场”对专业音乐作品、乐工培养等与礼制下的具体用乐；接通历史上多种移民的传播，才能解读其成因与本原。这需要我们跳出一般“乐学”视域的就乐论乐，将平面式思维指向接通为立体的多维思维，把握住这些，我们“方能真正理解和认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整体意义。”{10}
在中国音乐学领域，项阳先生是一位勤奋的探索者。他的“接通”理论，缘于其音乐学研究职业之需；源自多种学科知识的文化滋养；也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自我认识、建构与完善过程。如果说从上世纪80年代发表小文《“化石”乐器挫琴的启示》，{11}到90年代出版第一部专著《中国弓弦乐器史》，{12}尚留于且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且探索“接通”理论的过程中；那么随着《山西乐户研究》{13}的研写，其认识中国传统音乐、认识中国音乐文化的思维已然跳跃到一种全新的域场，以完全“接通”的新视角来透视中国音乐。这样的过程，经历了“从一种朦胧的样态到逐渐清晰，从有意识到下意识地使用”{14}的进化。可谓作者与中国文化接通，乃一种文而化之的“文化自觉”之果。而今，《接通》对音乐学学科而言，既是一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基础性理论，也是一种从事研究的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方法论。
三、《接通》的意义
音乐学术的进步，往往与研究者视野、思路、方法的开拓密切相关。“接通”理论作为近年来学术领域新兴起的概念之一，说明“传统的学科意识、学科界域与治学方法正在发生变化”，{15}给学界揭示中国传统音乐“历史现象中的某些隐性规律”{16}带来了新气象。它帮助作者、读者在回望传统时有了许多认识历史本真的收获。
古人云：“歌者，乐之声也。”小曲是我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歌唱形式，受不同自然与人文生态历史涵养，滋生多种音声形态。燕赵自古多小曲。明清以来，北京及其直隶的燕赵大地小曲繁盛。然其特质如何、成因究竟？尚需深入探析。正是项阳先生的一次动心谈话，加之拜读他的若干文论，笔者渐渐明晓了音乐学的“接通”理念与意义，努力使之渗于燕赵小曲研究——探究繁荣、特质与历史成因。为此接通明清之际北京的政治吸引力，接通民歌作为“明一绝”的时代特质与乐籍制度下乐妓与文人两个群体的交合互动，接通乐妓携曲由江南“北上”与“适北化”的倾心打造……由此萌生了《乐籍制度下的燕赵小曲研究》课题，{17}撰写出《略论乐妓对明清燕赵小曲的影响》一文，{18}取得了将小曲由“劳动人民集体加工创作”的泛识论，细化到乐妓群体职业化影响的层面，初识了燕赵小曲的一些历史特质与当下形态的变化动因。借助“接通”理论，笔者完成了一次对家乡小曲文化学意义的释读，亦感受到“接通”赋予的学术张力与收获。
有哲人说，理论是指导实践成功的基石。《接通》作为“中国艺术学文库·博导文丛”的一种学术成果，富有艺术与文化视域中的细微观察和宏阔叙述，体现了国家艺术学理论的“顶层设计”，是继王光祈先生运用比较音乐学研究中国音乐史，杨荫浏先生融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于一体开展“有音乐的音乐史”研究以来探索中国音乐文化史的又一种新尝试。此次，它以“博导文丛”形式面世，的确为中国音乐学界把握传统音乐文化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带来一些革命性的新启发。
笔者深知，一种理念的出现，经历了不同的生发过程，其寻找受众的传播，也是一个渐进的被认识、被理解与接收的过程。每位受众，都会量需而应。在下以为，《接通》昭示我们置身于学科建设愈发细密的时代，尤其步入研究领域出于探究新学问的需要，在讲究艺术的专业化同时，需清醒地看到当代音乐学已对学人提出更高的知识要求。为了将学问做得更深入有效，我们需要做好相应的技术准备，例如“自身知识结构之调整”。具体说来，研究中国音乐文化史，需接通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气”——经史子集、官书正史、野史稗编、笔记小说、地方志书所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民风礼俗、族属关系、文化形态等物象。为此，需要借助古汉语、训诂学、目录文献学、校雠学、方言学、音韵学等知识方舟渡向理想彼岸。尽管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我们必须调整。换言之，为了寻获更多“新玉”，我们必借“他山之石”。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接通》昭示理念、探求问题、传递方法，较好地展现了艺术学理论在音乐研究中的魅力，我们期待着作者有更多的“接通”成果丰富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为使此法“普度众生”，为更多学人受用，考虑到多数基层读者的专业属性、文化素养与知识结构，“接通”应力求以更具大众化的话语阐释未来研究中精深的乐与文的互动内涵，以期更多读者近之喜之。
总之，“接通”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学术启迪，将中国音乐文化史上若干乐象穿越时空，融会在具体的历史、政治、文化研究中，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让我们觉得历史、政治、文化还可以这样去分析、去研究。”{19}
{1} 汪毓和、陈聆群《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880页。
{2} 项阳《接通的意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版，第266页。
{3} 钱乘旦《“世界史”的理论、方法与内容》，《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理论·世界史”版。
{4}{5}{6} 同{2}，第13页、前言第4页。
{7} 郭树群《中国古代律学史研究需要“接通”的思维向度》，《音乐研究》2014年第1期，第36页。
{8} 同{2}，第115页。
{9} 同{2}，前言第4页。
{10} 项阳《中国音乐史研究理念拓展的意义》，《音乐研究》2014年第1期，第25页。
{11} 项阳《“化石”挫琴的启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
{12} 项阳《中国弓弦乐器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13} 项阳《山西乐户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14} 同{2}，“后记”第323页。
{15} 《音乐研究》2014年第1期，“编者按”第1页。
{16} 郭树群《中国古代律学研究需要“接通”的思维向度》，《音乐研究》2014年第1期，第38页。
{17} 胡小满“2013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8} 胡小满《人民音乐》2014年第7期，第48页。
{19}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民间”何在 谁之“信仰”》，序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胡小满 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金兆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