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农民 解放农民 解救农民
时间：2021-09-26 16:33:2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进入新世纪以来，“三农”问题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农民是中国最大弱势群体，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我国社会对农民处境、命运给予高度人文关怀，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历史进步。但我以为，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正确地理解农民，平等地对待农民，才能探求破解“三农”问题，解放农民，解救农民的可行方法。这是我写作这篇“三解”农民一文的目的。
解读农民——同样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
一些理论与决策界的“高层”人士，对于农民了解还不算透彻，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些误解，以致影响治理“三农”问题，改善农民生存与发展状况的正确决策。因此，有必要对农民的一些认识问题予以澄清。
我不赞成“农民思想保守”的说法。我生于农家，长于农村，长期在农业部门工作，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大部分亲朋是农民。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从来没有感觉他们“思想保守”，我反而觉得，他们大都保持着开放的思维方式，很少有固守的观念和僵化的戒律。只不过，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是，他们在和外界打交道（做生意）时，表现得格外小心，格外谨慎。即就是我给他们推荐生产经营项目，他们也会掂量再三，提出好多我预先想不到的问题，有时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信得过我。
细细想来，思想保守是一回事，行为谨慎又是另外一回事，两者不能混淆。保守的意思是“维持现状，不求改进”。难道农民甘愿守穷，甘愿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而不求有一丝改善吗？显然不是。恰恰相反，农民受尽了贫穷之苦，不安于贫穷之状，总期望通过奋斗，最大限度地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社会地位。农民所以不惜举债供子女读书上大学，图的就是能够使下一代脱离生存困境，改变生活轨迹。对于这一基本判断，大概不会引起太多的争论。谨慎的意思是，“对外界事物或者自己的言行密切注意，以免发生不利或者不幸的事情”。谨慎行事是农民行为的一个显著特点。但谨慎行事的原因不是为了维持现状，而是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时趋利避害。
大凡交易活动都会有不确定性和风险存在。谨慎行事是控制不确定性，降低交易风险，提高交易效率的需要。那么，为什么农民在和外界打交道时会格外小心，格外谨慎？
其一，农民私有财产很少，缺乏风险承受能力，稍有不慎就会赔的精光，此谓赚得起赔不起；
其二，农民的有限财产有多种用项，应付天灾人祸、红白喜事、教育培训、集资摊派，以及开展生产经营等，大部分用项是被动、刚性支出，真正可用于选择交易的财产更少；
其三，农民财产的权利基础脆弱，往往与交易对方“权利不对称”（农民交易的对手经常是乡村某种资源的垄断者），极易受到攻击，且总是受伤害者，不得不慎之又慎；
其四，农民掌握的知识和获取的信息有限，常常与交易对方“信息不对称”，难以支持理性行为的需要，有时不得不行使神圣的“退出权”，以回避风险。
正因为如此，农民的选择权利不大，选择自由较小，面对每次交易机会，都必须认真对待，思考再三，格外小心，格外谨慎。即使是很小的交易（也许在贫穷的农民看来并不“小”），也务求成功。当交易风险较大，缺少成功把握时，农民会使用“退出权”，退出交易活动，避免交易中的不幸降落到自己头上，以致赔上血本，家庭经济破产，多年翻不了身，生计生存陷入困境。只有当农民明确感受到交易所能够带来正的效用，又排除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时，他们必定会主动大胆采取行动。
许多交易活动，在普通而贫穷的农民看来是困难的。比如时下引起激烈反响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一些人错误地认为贫困落后地方的农民“宁愿呆在家里闲着，也不愿意出来找活干”。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一定清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复杂性。劳动力转移是一系列复杂的交易过程，不仅要实现在产业之间的转换，还要实现生存地域空间的跃迁。农民从农业转到二、三产业，实现产业转换要支付“转业成本”；农民从乡村社会迁往城镇社区，实现身份转换要支付“迁徙成本”。在产业转换和身份转换的过程中，农民要搜寻就业信息，选择迁徙路径，接受技能培训，应对劳资纠纷，消化与迁入地的文化冲突，每一项都有付出，况且还有放弃原来职业和原居住地社会资源的机会成本。这还不包括客居他乡受到冷眼、遭遇鄙视所要承受的“心理成本”。劳动力转移过程包含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风险，如果再加上实际存在的制度歧视和束缚，农民的转业和迁徙选择会变得更加困难。
格外的小心谨慎，是农民从自身的财产状况出发，在权利和信息“两个不对称”情势下做出的理性选择。循环累积，格外小心谨慎就成为贫穷农民的行为规范。
解放农民——撤除束缚农民的制度
解放农民，其基本含义是解除对农民的束缚，让农民获得更大的选择权，能够自由地发展。
是什么束缚了农民？是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和歧视农民的制度。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大量的讨论，无须赘述。
人们习惯于“通过深化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表述。其实，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本上就是解放生产者。“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核心的核心就是解放农民！“翻身得土地”是解放农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是解放农民，撤除束缚农民自由的各项制度则是彻底解放农民！
需要解除的、束缚农民的制度，可以列举若干方面。
就业与户籍制度。农业就业空间不断缩小，必然要求加快农民由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镇迁徙的进程。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地拓展农民的就业空间，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使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红利”，最终实现人的自由、人的现代化。顺利地推进这一进程，必然要求撤除户籍与就业的制度屏障，实现劳动力在城乡的自由流动。要解除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户籍的行政管制，使有能力、有需要的农民能够自主地选择居住地；解除农民在城镇创业、就业的季节、工种限制，按照就业市场化的原则，劳动用工实行公开招聘，竞争上岗；解除对进城农民的一切歧视，保障进城农民与当地居民享有平等权利。
土地制度。土地是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是农民最大的“家当”，但目前农民却难以得到土地升值的好处。工业化、城市化大量抽取农村资源，却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城，造成农民占有的资源和财富份额下降，生存和发展空间不断缩小，经济社会条件恶化。必须解除严格管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用途的制度，允许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入经营性建设用地一级市场，实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物权化、股权化，即使农民转移到城市也能在农村拥有一份土地。让农民拥有如何发挥自己土地的最大经济效用的选择权。
物流制度。在“国计民生”、“特殊物资”、“战略物资”等名义掩盖下，农村物流市场被权力部门瓜分，形成“部门经济”。粮食、棉花、蚕茧、烤烟等农产品什么价格，销售给谁，由不得农民。农民失去了产品处置权。化肥、农药、兽药、种子等农资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农资经营本是农民的“地盘”，但由于实行歧视性管制，农民进不了“主渠道”。
必须解除用剪刀“剪”农民的农村物流制度，政府力量要尽快退出农产品和农资经营领域，只有政府力量退出来，农民才会有更多选择权，有更大发展空间。
税收制度。我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之一。农业税费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它本质上是向贫穷的低收入人群征税，是征人头税、过头税，而且税基过小、税源分散、征税成本过高，并由此引发农民和基层政府负担沉重。现在国库充实，只要愿意，完全有能力废除农业税。对农民来说，废除农业税，负担彻底减轻了，是千年未有之大好事；对国家来说，不仅财力能够办到，而且是加入WTO后补贴农业最佳选择，是凝聚人心的德政工程。
乡镇治理机制。废除人民公社后，乡镇政府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乡镇政府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义务，机构膨胀，权力扩张，官僚主义严重，权力寻租盛行。农民利益已不再是乡镇政府思考问题、组织工作的“出发点”。相反，在不少地方，乡镇政府已经成为顺利推进农村自治和增进农民利益的障碍。一方面农民负担沉重，一方面乡镇政府债台高筑，官民矛盾突出，干群关系紧张。必须重新构筑乡镇治理机制，减少乡镇管理事项，简化乡镇机构设置，规范乡镇政府行为。去掉重压，农民才能获得自由，才能充满生机活力。
解救农民——向农民伸出援助之手
目前，大多数农民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深陷困难之中，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极为恶劣。解除制度的束缚，是非常必要的，它能大幅度改善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景况，激励农民创业。但要让农民彻底脱离困境，仅仅解除制度的束缚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向农民伸出援助之手。
援助农民，主要是改善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开发人力资源，增强创业、转业、就业的本领，积聚从农村向城市迁徙的能量，并为农民闯市场提供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全社会都会从中受益。发展教育是国家为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要更多地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把农民从沉重的教育负担中解脱出来。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劳动力转移供给与二、三产业和城镇劳动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偏差，这是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向城镇迁徙的一个重要障碍。即就是户籍和就业的“篱笆”完全撤除，农民进城也会遇到人力资本短缺，迁徙能量不足的问题。应当实施城乡统筹就业战略，把农村劳动力就业纳入国家就业规划，并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考核指标。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制，提高转业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在二、三产业和城镇就业。建立规范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发布制度，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让农民少担风险，多得实惠。
强化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要转向农村，改善农民用水、用电等生活条件，启动农村消费，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农村二、三产业和城镇发展。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基本建设投入，探索农业结构调整补贴、农民收入补贴以及其他方面的农业“绿箱”支持政策，尤其是粮食补贴要尽快实现由流通环节向给农民直接补贴转换。对那些生存和发展条件极为艰苦，改善生存和发展环境又极为困难的农民，政府要加大投资力度，下决心实行移民搬迁。
优化农民融资环境。在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关闭之后，资金短缺成为农民创业的主要“瓶颈”。在城市，住房贷款、买车贷款非常红火，而在农村，农民贷款却越来越困难，农业贷款在整个金融机构贷款中的份额越来越低。现行银行贷款制度已经不适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民贷款的成本太高。应当从我国农户经营规模小，经营方式灵活的特点出发，挖掘利用传统信用文化资源，建设农户信用体系，加快金融工具和制度创新，建立具有中国农村特色的金融体系。国家通过增加贴息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向农民提供贷款支持。
促进农民合作闯市场。合作经济是个体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小规模农户获取的信息带有公共性，导致农户之间的“同构竞争”，加上商人“中间盘剥”，农民在市场交易利益中损失过多。“合作闯市场”成为农民面对大市场作出的理性选择。但经济合作以信用为基础，农户生产规模越小，农户数量越多，则谈判缔约的难度越大，合作组织治理的成本越高，这是农业合作发展中的“二律背反”（这也是中国农民“一盘散沙”的重要原因）。要吸收国际合作经济发展的经验，探索既符合合作经济一般原理，又具有中国特色，能够节省缔约成本和治理成本的合作组织形态。
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有所靠”是满足做人尊严的基本需要。农民是弱势群体，最需要人文关怀，最需要社会保障。要逐步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为重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的关键是各级政府要分担农村社会保障费用。必须明确，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不是“恩赐”，而是责任。公共财政应当公平地而不带有歧视地用于全体公民之间。绝对不能把排斥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了比较可靠的社会保障，农民才会大步迈向市场。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农民问题的焦点是土地问题，那么21世纪中国农民问题的焦点则是就业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对新世纪的中国农民来说，能够天天有活干就是最现实的社会保障。要从21世纪初我国就业压力增大，就业形势严峻的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推行就业增长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要在推行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从政治上关心农民，制度上解放农民，经济上扶持农民，使更多的农民尽快离开土地，离开农村，在二、三产业，在城镇创业、就业，实现农民向市民转化，农村向城市跃迁，最终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