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放与形而上之美：晚明与魏晋个性解放的异质性蠡测

时间：2021-05-05 07:54:39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内容提要有关魏晋与晚明个性解放的比较研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有别于魏晋时期个性解放之潮以贵族为主体，依托玄学思想，进而注重形而上之情，晚明之际的个性解放之风则以市民为主体，依托阳明学，进而注重形而放之情。晚明审美文化所表现的此种“去贵族化”的个性解放思潮被嗣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者所肯定。此种中国审美文化史上的内卷化倾向，并非是向晚明审美文化“招魂”，而是表征着在晚明发现中国自身现代性的可能。

关键词个性解放魏晋玄学阳明学形上之情自然情欲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8-0085-08

魏晋与晚明作为中国个性解放史上的重要时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相较于魏晋士人以“魏晋风度”载入史籍的或群体、或个体的个性解放的主潮，晚明文士赓续魏晋士人个性解放的传统，诸如唐伯虎、袁宏道等人堪比魏晋名士，①但是由于晚明社会发达的商品经济、异化的政治生态、畸形的科举文化等诸多方面相异于魏晋社会，晚明文士的个性解放显现出新质，尤其是晚明文士唯美-颓废审美风格所代表的文人文化，藉由人欲天理化的方式肯定感性欲望的合法性，不断消解占据宋明文化主流地位的程朱儒家的政教合一的伦理美学传统，从而形成晚明社会普遍性的个性解放之潮。

一、贵族与市民：魏晋与晚明个性解放的主体身份殊异

关于魏晋与晚明的个性解放，学术界聚讼不已的问题是人之觉醒的内涵，②但是如果以“谁之觉醒”的主体性的追问方式，那么则更能阐明魏晋与晚明个性解放的含义及其差异。

揆诸中国“士”文化传统，经历春秋战国之际社会阶层的流动，先秦士人以知识人的身份初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嗣后中国的历史亦随着士人身份的变化而变迁。钱穆曾将中国士阶层的活动分为四期，其认为“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不同。”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下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61页。魏晋与晚明由于社会文化场域的不同，士人身份的认同亦有所差异。

魏晋士人以士族化的社会形式构成贵族社会。王瑶指出门阀士族的问题是中古历史最为重要的关切。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页。相较于西汉的士人，东汉士人的数量业已不断增加，从而强化了西汉末年开始的士族化倾向。[美]余英时：《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3～195页。承继东汉士族化的潮流，魏晋士人尽管身逢乱世，但是仍以士族化的方式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晋书·食货志》载述：“而又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779页。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8页。宫崎市定、[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中华书局，2008年。宇都宫清吉、宇都宫清吉批判了内藤湖南关于中国中世史的分期，提出自秦汉以至隋唐为中国中世，强调中世是普遍的贵族统治。参见[日]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的领域》，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第133页。谷川道雄[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08年，第83～100页。等人都将魏晋六朝时期的中国社会称为贵族社会。美国学者姜士彬则将中古中国社会称为寡头政治，而此种寡头政治实际上是贵族制与官僚制的结合。[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范兆飞等译，中西书局，2016年。

魏晋士人此种士族化的方式不仅秉承先秦以降以道为中心的士文化传统，而且依托此种奠基于经济、政治基础之上的文化资本与庶民相区隔，表现出深具个性解放意义的贵族精神。布尔迪厄指出，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举凡艺术趣味、服饰风格、饮食习惯，乃至宗教、科学、哲学以及语言本身，都体现以致强化社会区隔的利益与功能。[美]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7页。魏晋士人正是通过此种文化资本的区隔功能，强调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无论是阮籍越礼任诞，所谓“礼岂为我辈设也”，还是王戎钟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抑或是刘伶纵酒放达，所谓“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如是種种的任诞之行作为魏晋士人文化资本的表征，突显出魏晋士人群体的个性自觉。但是魏晋时期由于缺乏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基础以至传播媒介等因素，殊难将此种个性解放之风播散至庶民阶层，形成社会的普遍性风气。因此，魏晋贵族社会囿于“人”的具体的指向性，尽管士人个体或群体的个性解放较为彻底，以至形成被嗣后知识人所极力表彰的“魏晋风度”，但是其“人之觉醒”的范围有限，并未形成全社会个性解放的普遍性风潮。

“市民”及其“市民社会”常常是一个聚讼不已的概念，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作为现代世界的产物是由原子式的个人联合组成的共同体社会。[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纲要》，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57页。邓正来引用查尔斯·泰勒之语指出，市民社会“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含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导论》，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页。诚然，晚明是否出现完全如黑格尔所言的“市民社会”以及由原子式的个体所构成的“市民阶层”，尚是值得商榷的问题。然而相较于魏晋贵族阶层，中晚明文士业已在文化、经济等方面表现出相对的独立性，一定意义上而言，其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市民阶层。尤其是晚明社会颓废审美风格所表现的个性解放的主体是中下层文士，作为市民阶层的代表其社会身份较之于魏晋士人已经发生质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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