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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籍汉学家对丁玲文学的研究

    时间:2020-03-27 07:59:3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丁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之一,受到了海外汉学家们的格外关注。而在海外汉学界的丁玲文学研究领域中,美国无疑是最为系统和突出的。本文以五位对丁玲文学研究见解较深的美籍汉学家为例,分析并总结五位汉学家研究成果及特点,尝试梳理和总结美国汉学界对丁玲文学研究的概况。

    关键词:丁玲;丁玲文学;美籍汉学家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8)24-0001-04

    0 前言

    丁玲(1904-1986),在国际上文坛上被称为“中国革命的女儿”、革命文学界的“主要核心作家”,以及“中国的女权主义者①”。丁玲自从1928年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便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20世纪30年代,海外汉学界便有了对丁玲个人及文学的零星研究。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英语国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出现了重大转折,西方文学界和中国文学界再次开始了交流,这也促进了美国汉学界对于丁玲文学的研究。其中,梅仪慈、白露、比约奇、颜海平和丁淑芳五位汉学家,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他们的研究代表了不同时期海外汉学界对于丁玲及其文学作品的不同观点。

    1 美籍汉学家关于丁玲及其作品的研究

    1.1 梅仪慈关于丁玲及其作品的研究

    1981年,梅仪慈(Yi-Tsi Mei Feuerwerker)认为英美学术界对于丁玲的介绍过于匮乏,在此之前也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关于丁玲作品分析的专著。198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梅仪慈(Yi-Tsi Mei Feuerwerker)的《丁玲的小说: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叙述》(Ding Ling’s Fiction: Ideology and Narrativ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该著述着重探究了在丁玲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意识形态是否对其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更进一步说,这部著作也是在探讨丁玲的文学作品叙事与其意识形态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梅仪慈在著述中用了“意识形态”这个词来作为丁玲及其作品研究的一方面,是因为所有作家都是有国籍的,每一位作家都来自于某种特定文化或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无法避免地,作家会带着一种主观的视角进行创作。梅仪慈在著述的引言中指出,她在研究丁玲及其作品时,着眼点不是在于丁玲文学创作时期的艺术手法与其政治思想间的关系,而是作品本身。梅仪慈认为丁玲的小说创作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都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

    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主要论述了丁玲女性主义时期和采用主观主义的写作手法进行创作。在这一阶段的论述中,梅仪慈探究的重点是作者在进行文学写作时,与故事中角色的一些行事态度和个人想法是否存在着相互作用、影响的关系。

    丁玲女性主义时期最有名的作品便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梅仪慈认为,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主人公莎菲摆脱了封建传统和社会的束缚,莎菲作为一名思想进步的现代女性,被作者渲染上了极强的女性主义色彩。梅仪慈对丁玲的这部作品评论道:“在丁玲早期作品的女主人公中,莎菲是最具代表性的,或者可以说是性格最鲜明的形象,因为在她的身上作家花费的笔墨最多。②”在研究过程中,梅仪慈从叙事学的角度对丁玲文学作品的风格、结构等进行了进一步详细分析。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丁玲早期的一些文学创作中,经常使用第一人称来进行故事叙述,究其原因,或许是使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能更清晰地展现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活动,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梅仪慈发现,女性主义这一主题在丁玲的一些早期文学创作中是十分常见的。这些文学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她们大多呼吁提高女性地位,强调男女平等及女性独立等问题,但是最终结果往往都无济于事。梅仪慈提出,在丁玲的这些早期文學作品中,女主人公都是向往并勇于追求自由恋爱的。而其中最为大胆且破格的行为便是她们在性欲望方面所展现出的直接,这一写作特点也极大展现出了丁玲在作品创作中所融入的女性主义色彩。

    第二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丁玲的写作风格有了微妙的变化,开始渐渐转向革命文学的题材,将写作的重点放在了对社会环境的大力描述上。在这一阶段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一天》。在这一时期,丁玲用更多笔墨来渲染小说的社会背景,并巧妙地采用修辞手法,如比喻的形式,将文学与政治问题相关联。

    第三阶段,是丁玲在延安工作生活时期。在延安时期,丁玲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更加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梅仪慈也在论述中提到了“人物典型化”的观点。在探究这一阶段时,梅仪慈提到了《民间艺人李卜》这篇文章。在塑造文中李卜的形象时,丁玲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不加过多修饰。这两个阶段的作品也分别代表了丁玲不同时期的写作特点。

    第四阶段,是丁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到了这一时期,她更侧重对作品情节的细节描述。在探讨这一阶段的丁玲文学作品时,梅仪慈主要分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一代表性作品,这也是美国,乃至西方汉学界第一次深入分析这部长篇小说。

    因为在丁玲的文学创作生涯中,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从侧面说明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思想意识的逐渐转变,而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又相应的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但在这部著作中,梅仪慈并没有把文学作品当作是一种作家个人意识形态的附属品,而是更多地以文学本身作为关注点,从主题的选择、人物刻画、情节设置、风格和语言、叙事方式等方面来仔细研究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

    1.2 比约奇关于丁玲及其作品的研究

    汉学家比约奇在1977年之前便翻译过丁玲的作品,收录在美国记者伊罗生(Harold R. Isaacs)重新出版的鲁迅、茅盾于1934年编选的英译本《草鞋脚: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Straw Sandals: Chinese Short Stories 1918-1933)。而后,在1977年,比约奇发表了集中于研究丁玲个人生活与文学创作的论文,《丁玲的早期生活与文学创作》(Ting Ling’s Early Years: Her Life and Literature through 1942)。

    比约奇的论文可以划分为两大块内容。第一块内容主要叙述了丁玲早期的个人生活;而第二块内容是在分析丁玲于1927—1942年间所发表的文学作品。第二块内容名为“丁玲在1942年之前的小说”,这一块内容中又包含五个章节,分别叙述了丁玲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她的个人思想和生活经历;丁玲早期体现出个人主义的一些文学作品;丁玲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当时革命运动的联系;丁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及女性主义;以及丁玲文学作品体现出的个人写作风格和特点。

    比约奇认为,文学作品作为社会历史的缩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充分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沧桑剧变。而通过论文中关于丁玲早期个人传记的研究和文学写作风格及特点的分析,从宏观上,可以观察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从微观上,可以更深入和仔细地了解到她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性格特点。

    该论文在从丁玲文学创作艺术风格的角度进行探讨时,采用了许多文学术语来探究她的写作特点和文本中体现出的艺术风格。比约奇认为在丁玲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艺术风格非常巧妙而精致,但同时他也指出了丁玲早期的文学作品情节设定过于单一化,文中的女主人公大多都是带着叛逆色彩的现代女性,并且每个故事发展只有一个因果,情节相对来说不够复杂。

    比约奇对丁玲生平的研究和对丁玲作品的研究都非常重视,他认为在分析丁玲相关作品时,应该紧密结合她写作时的生活环境和所处年代。

    1.3 白露关于丁玲及其作品的研究

    美国汉学家白露(Tani E. Barlow)于1985年出版了个人专著《“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性主義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Thoughts on March 8 and the Literary Expression of Ting Ling’s Feminism),值得注意的是,白露是美国汉学界首个采用“女性主义”一词来定义丁玲写作主题的汉学家。

    1989年,白露(Tani E. Barlow)和比约奇(Gary J. Bjorge)出版了两人合编的丁玲文学作品选集《我自己是一个女人:丁玲作品选》(I Myself Am a Woman :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白露在这部著作中这样写道:“丁玲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另一个文化人物可以这样细腻地表达出现代女性的情感,只有丁玲做到了。她也解释了不论那些革命者们多么立志于实践,中国也不能做到直接接受外来的西方女性主义。③”同时,白露认为,在真正走进丁玲的文学作品和了解丁玲生活经历的过程中,就会逐渐发现丁玲个人对于女性主义的一些看法。

    《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野草》以及《一九三〇年春上海》,这四篇小说的主人公所刻画的都是带着反叛心理的现代女性形象,表达的是丁玲认为女性与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而女性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往往想要与生活和社会进行抗争,但结果很明显只能以失败告终。

    《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和《新的信仰》这几部作品都是以延安为创作背景,描述了当时的政策和女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在《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中,丁玲分析了女性自身存在的弱点,并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白露提及《杜晚香》这部小说时,她认为当时丁玲的个人思想已经与社会主义风格紧密贴合了。白露认为,作品中主人公的结局可以看作是叛逆现代女性莎菲的一种转变。白露在为这部选集写序言时重点强调了“女性问题”,因为这些丁玲笔下的女主人公们总会在故事中发生个人意志与情感的冲突。此外,白露采用了写序言的方式来强调文本的深层内涵,从而引发读者从性别关系和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解读丁玲的作品。

    1.4 颜海平关于丁玲及其作品的研究

    颜海平的专著《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虽然并非是专门研究丁玲及其文学作品的,但其中有关丁玲的章节依旧非常精彩。颜海平为读者塑造了更为丰满和立体的丁玲形象,同时也以全新的视角深入分析了丁玲的一些文学作品。

    在这部著作中,颜海平以满载同情和尊重的文字重新塑造了在她心目中中国革命女性的形象,向读者们多方位地展现了丁玲的个人生活经历。颜海平认为,丁玲的生活经历与革命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基于此,颜海平称丁玲投身于革命的经历是“意味着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一个革命性的转折点④”。

    颜海平提到了《水》这部作品,这部作品是丁玲投身于革命事业后所写的,她认为,丁玲的这部现实主义小说在很大程度上真实揭露还原了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所经受的艰辛生活。颜海平在评价这部作时写道:“在《水》中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种构图让我们想起她早期小说中那些在社会上被抹杀的女性的痛苦,这些女性是和那些物质上被剥夺的大多数人的抗争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遍布城市乡村,同时也跨越了男女性别的分野⑤”。

    颜海平还为较为单一的丁玲文学研究注入了性别视角、都市文化等内容,将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颜海平注意到,丁玲早期的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角色大多为都市现代女性,并且大多以上海作为创作背景。但在丁玲笔下,这座现代都市给那些孤独无依的女性带来的并不是向往中的幸福和自由,而是巨大的压迫感。而颜海平提到丁玲最值得称赞的一点在于,尽管她也生活在这座压迫感巨大的城市里,但是她却并没有被现实击倒,依然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争取女性平等和女性尊严而奋斗。

    颜海平关于丁玲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广泛吸收了其他领域的知识内容,打破了之前过于单一化的研究模式,给海外汉学界的丁玲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1.5 丁淑芳关于丁玲及其作品的研究

    美籍华裔丁淑芳女士在2001年出版了她的著作《丁玲和她的母亲:人文心理学研究》(Ding Ling and Her Mother: A Cultural Psychological Study)。这本著作不同于以往的丁玲文学研究,从新颖的人文心理学视角,分析了在其母亲的影响下,丁玲的生活经历,这样的研究相比之前十分具有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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