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参天大树的风度
时间：2020-03-28 07:52:3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相信文学依然神圣
访谈人：周瑄璞
在我看来，陕西男性作家——尤其是优秀的几位——假如要从他们身上找一个共同点的话，他们的形象、气质总体可概括为介于欧洲绅士与关中农民之间。陈忠实是个最典型的代表。
《白鹿原》问世十多年来，保持着持续不断的销售和话题，印数累计130万册，各种评论文章已无法统计。话剧《白鹿原》的上演，更是掀起一个新的《白鹿原》热。而这十多年来，作家陈忠实不断地出现在人们期待的目光里。他对于大众，对于文学爱好者、研究者，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他是被人们神化了的偶像，还是一个平凡的人？在重重光环的映照下，在文学的身份变得边缘、模糊的当今，他在思索着什么？他的欣慰和烦恼是什么？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斑斓姿彩？让我们一起和他对话吧。
周瑄璞（以下简称周）：《白鹿原》相对于您此前的作品，在文学观念上，思想深度上，代表了哪一个层面？是否认为《白鹿原》达到了臻美的境界。
陈忠实（以下简称陈）：《白鹿原》是我小说创作又一次突破的作品。每个作家的创作历程，都在寻求突破和实现突破。每一次突破，既意味着一种新的艺术表述形式的呈现，也意味着对生活体验的深化和独立发现。我自发表小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较长时段里，小说创作可以说是与生活发展同步，都是对眼下发生着的生活现象做出回响应的反映，现在我可以在那些小说的阅读里，回忆新时期以来疾骤变化的重要的社会事件。到1982年秋天，我写出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应该是对之前的那种同步感应式写作的一次突破。从这个中篇起始，我探索人的情感世界的复杂性，探索我所熟悉的地域原生形态的生活意蕴，包括贫穷和落后里潜存的诗意和人性美，争取展现生活的厚度和深度，把此前作品里较为直白显露的意指化为一种情感体验。这种探索持续了五、六年，直到《白》的创作意图的萌发，应该是我对生活的理解和体验又进入一个新的层面，有了自以为颇为新鲜甚至惊讶的发现，实现新的表现欲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当然有艺术形式的探索，也不再满足此前中短篇小说的表述形式，包括语言，都必须寻找到能够负载已经意识到的生活内容的新的艺术形式。应该说，《白》是我小说创作截至到90年代初的探索结果，是从70年代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突破所实现的一次长篇佳作。
我无论如何也还不至于愚蠢到或利令智昏到会以为它“臻美”。尽管读者和评论界给予了巨大的关爱和评价，我仍然清醒地思考那些批评性的文字。
周：目前，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整体性问题是什么？外界对陕西文学界有一些相当尖锐的批评，比如说他们对当今时代的审美、观念上的落伍。总体来说还是在写农村。您对此怎么认为？
陈：中国当代文学呈现着前无古人的繁荣景象，年均出版800—1000部长篇小说的数量，已持续多年，应该是世所罕见的繁荣局面。对于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创作的神秘感，是一个彻底的颠覆。我说不准“面临的整体性问题”，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向你和大家推荐《光明日报》7月5日头版头条发表的雷达的文章《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这篇论文对当代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见解，在我感觉是切中症候的，是高屋建瓴的灼见，甚至有振聋发聩的力度。我自觉没有这样深刻透彻的见解，所以建议你读雷达文章以作参考。
你说到“外界对陕西文学界有相当尖锐的批评”，我把握不准批评“尖锐”到怎样的火色，也不知道“尖锐批评”的内容指向，仅依你列举的“时代审美、观念上的落伍”，我也很难判断。就我阅读本省一些颇具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印象，他们一个和另一个的审美倾向、对生活审视和体验里所呈现的观念和意识，差别很大，谁也不类同于谁。他们本身就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审美”和“观念”，更无从谈论其前沿或滞后了。你归结到“总体来说还是在写农村”，问题所指就比较具体也比较明晰了，我可以说话了。
我以为一部优秀的作品，既在于他写了什么题材，更在于他对这类题材写出了什么新的前所未见的内涵。谁恐怕也不会简单到认为“还在写农村”就“落伍”，写城市生活就一定前卫。“二战”过去60年了，世界上创作出版了多少反映“二战”的小说，拍摄了多少电影，现在仍然有新的长篇中篇小说在出版。已经成为了过去的旧题材，却在新的思想视点透视里折射出令人震惊的力量，让人类重新理解更深刻反思曾经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依然被那些对生活自觉承担着责任的作家艺术家开创着。中国一直是一个乡村社会。历经大小十三个王朝国都的西安，到解放前夕不过是一个集中着较多人口稍大点的村镇。尚不足30年之前，我工作的西安东郊的生产队的马车长驱扬鞭，骄傲地辗过坑坑洼洼的东西大街的街道，响鞭在残破剥落的钟楼金顶上回响。50年前我在西安东关读初中，学校后院居然有狼出现，吓得同学晚上不敢上厕所。西安的现代化外景，不过是最近20年才形成的这般壮丽模样，对这个已进入现代文明节奏和新潮情感的城市，作家们当会有强烈而又新鲜的体验，形成自己的小说。但不要排斥写乡村题材。中国乡村一直负载着这个民族精神和心理上最辉煌和最痛苦的记忆，直到今天，仍是生活发展中引发疼痛的敏感点之一。我只是期待有独到体验的作品，也相信那种负载着民族精神和心理历程的作品，肯定会被当代或后来的作家创造出来。
周：请说一下陕西文学在全国文坛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西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和全国其他省比较怎样？她还是中国的文学重镇吗？
陈：陕西是一个文学重镇，主要指当代文学。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和卓有建树者，多为南方人，我们常说的最具代表性的“鲁、郭、茅、巴、老、曹”，其中仅老舍一位是北方人。陕西在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的一位作家是郑伯奇先生，长安区人。当代文学我说陕西是一个重镇，有两条因素，首先，有一个对当代文学做出重要著述的作家群。“文革”前的十七年和“文革”后的新时期，陕西都形成了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群体，恕我不一一列举，那将是很长的一串名字。再者，这些作家现在仍然被读者和评论家频频论说，稍微了解陕西文学的人都很清楚。他们作品的影响，不仅跨越省界，有的被译介到国外。另一条因素，是产生过一个时期最具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可以当作一个埋藏当代文学的标志性成就，辟如《创业史》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的诸多小说里，应该是至今依然被公认的一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在许多写解放战争题材的小说中，也是这样品格的作品之一。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和获得南北评论界广泛好评的《秦腔》，都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作为一个省的文学，能拥有这样令人注目的作家群体和广泛获得好评的作品，就应该构成一个文学重镇。现在的状况，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新时期跃出的这个作家群体，还活跃在文坛上，尽管路遥、邹志安等几员大将早逝，但五十岁左右的一拨作家的势头依旧强劲。我近年比较关切的是四十岁这个年龄档上的青年作家，人数很多作品也很多，在省内文坛形成了影响，在全国文坛声音微弱。期待他们的声响早一年影响到中国文坛去，以自己独特的声音。
我向来不与其它省市作比较，更不做排列名次的愚蠢事。一个省的DGP是可以排列的，文学是难以如此排位的，至今尚未见到任何一位高人对中国当代文学排出各地域的名次来。我倒是想强调一点，可以称得文学重镇的省有许多，绝不止陕西一家。我们不能把自己囚在潼关以内自吹自擂自我欣赏，更不可自己给自己排座次，文坛毕竟不是水泊梁山。自信是进行艺术创造最可靠的精神品格和心理素质，而自吹“自排”却滑到不健全的心理形态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