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中的香港电影
时间：2020-09-10 07:52: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在全球电影文化中曾经扮演重要角色的香港电影近十年来一落千丈辉煌不再本文通过追溯它的历史与变迁，试图找到它衰落的原因和复兴的途径。
关键词：香港电影；单边主义；无根性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9)3-0073-03
在中国文化下长大的人对香港电影都不陌生，根植于殖民文化和草根文化的商业化的香港电影可能没有很深的文化寓意，但它的对全球的广泛的影响力和无可比拟的娱乐性使香港电影有着持久的生命力，但近十年来香港电影一落千丈，香港电影辉煌不再，我们追溯它的历史与变迁，试图找到它衰落的原因和复兴的途径。
香港本土的电影人在很大程度上埋怨香港政府的支持不力，其实香港电影衰落的原因有其复杂的一面。“九七”之后香港本土人才和资金的流失是一部分，“九七”回归以后文化和政治的转型是造成其发展滞后的内在因素之一。香港电影从黄金时期的每年四五百部滑坡至如今的每年五十部左右，电影业日渐式微，本土的电影人心灰意冷，甚至发出香港电影已经死了的悲叹。其实香港电影只是处在低谷期，整个大中华电影市场(大陆+香港+台湾)都处于低谷。但中华文化和中国电影绝不会死，因为中国经济的起飞带动中华文化的全球热潮正在带动电影文化的复兴，作为中国电影的一部分的香港电影同样也存在着机遇与挑战，复兴和重振只是时间问题。
纵观历史，20世纪50年代之前，香港的本土文化基本上还是对传统中原文化的延续，香港电影文化也是内地电影文化的延伸，显示出了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这时的香港电影面向劳工阶层，其主题表现和形式表现也遵从劳工阶层的审美需求，主要出品具有浓烈省港文化的粤语影片，努力表现“草根”阶层，重娱乐性而轻思想性。50年代中期之后，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在香港登陆。在香港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原文化融合岭南文化和西方文化而成的一种独特的复合文化渐渐在港滋生，这是香港近现代文化的基本内核，也是香港文学艺术发展的文化基础。香港电影继续发扬之前重娱乐、重“草根”的特色，拍摄粤语片、国语片和其他方言语种的影片，表现出香港电影作为地域性电影的重要特色。6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开始腾飞，新一代香港人主要接受西方文化熏陶，香港人的本位意识逐渐增强。香港的类型电影特别是功夫片和喜剧片得到了长足发展，并且打入了欧美主流院线。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香港电影新浪潮至80～90年代初的所谓“黄金十年”，正处于香港经济持续上升期，香港电影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它们以香港本土文化为主，融合好莱坞等其他国家电影表现手段，形成了具有强烈香港特色的电影。此时的香港电影，类型上更为多样，像包括武侠、功夫、警匪的动作类型，包括功夫喜剧、社会生活喜剧、鬼喜剧、后现代的无厘头喜剧的喜剧类型，以及恐怖、历史、言情等众多类型。在具体表现方式上，香港电影的本土性主要表现为电影叙事中的极致性。香港电影从题材挖掘到表现形式都达到了一种极致化程度，特别表现在对具体细节的处理上。这种极致性使香港电影集夸张与浪漫、煽情与纵乐、嬉闹与愚昧、血腥与怪诞甚至粗俗与失控于一体。
例如周星驰的喜剧电影中创造的经典小人物形象，表达了香港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边缘心理。这些小人物是些没有清晰道德观念的群体代表，他们用近乎自渎的方式，将反知识权威，反权威，反权势压迫推向了极致。这类电影颠覆了传统的香港侠义电影塑造的英雄形象。作为社会的镜像，电影在表达方式上的取向必将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但大众文化是转瞬即逝的，它不断地寻求新奇。周星驰式的喜剧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自然而然地主流化的事实本身并不能阻挡大众的视线投向新的文化产物。
长久殖民统治下无根文化的香港也催生了充满了“无根性”的王家卫电影。香港电影创作的成就虽然令它成为“东方好莱坞”，但是它不论从历史上或文化认知上，都因殖民统治而产生了无法定位的流离、无根感觉，可以说是无根文化。而作为香港电影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王家卫电影的一大特征，就是“无根性”。在王家卫的电影中，人物并没有具体的社会背景和身份内容，电影中的角色往往只有编号和呼叫器号码，连名字都没有。《重庆森林》中故事上半截的男主角是个警察，编号是223。《堕落天使》中同样一个演员演的角色编号仍是223，不过这回他不是警察，223是他坐牢时的编号。《重庆森林》故事下半截的男主角也是个警察，编号663，常常被快餐店老板叫成633。王家卫的视点总是投向这些没有名字、和正常人不一样的边缘人。这种边缘性或无根性在王家卫电影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交流”与“拒绝”的纠缠。“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0.01公分，是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距离，因为拒绝和逃避，男女主人公冷漠地互相疏离，永远不会靠近。在王家卫的电影里，似乎只有各种各样情感的单向流动，两个人中总是有一个背对着另一个，万一另一个转过身来面对对方时，对方总会选择逃避与拒绝。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会的语言越来越多，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却越来越少。王家卫的影片《堕落天使》中通过一个失语者反映出现代都市中人与人之间对话的艰难——男主角是个哑巴，他不惜以打架这种极端的方式以求与他人“擦出火花”。
香港电影在黄金时期真正享誉全球的是功夫或者武侠电影，从名闻遐迩的李小龙到成龙、李连杰。其实武侠片是中国电影史上发展最成熟的一种类型电影，是华语电影的典型代表。李小龙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将武侠片打人了西方电影市场，《猛龙过江》、《精武门》、《唐山大兄》等都将技击武术的实战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小龙的武打动作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武术的精髓和民族英雄的品格。到了袁和平、成龙手里，功夫片变成了现代动作片。成龙开创的谐趣动作片实现了其个人事业的转型，也拯救了处于低潮中的香港武侠电影，“中国武侠电影喜剧化的转变，是其创作风格从英雄化趋向平民化的重要标志”。对香港早期功夫片，《纽约时报》影评人曾如此评述：“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美国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威尔解释这样的评价并非贬义：“那些张狂的娱人作品，其实都包含出色的创意与匠心独运的技艺，是香港给全球文化最大的贡献。最佳的港片，不仅是娱乐大众的商品，更载满可喜的艺术技巧。”这种电影叙事中细节的极致化。使香港电影获得了极高的观赏价值。进入90年代，新武侠电影将电影做数字化、特技化的大胆尝试。香港功夫片突破了手工艺的历史阶段，超越了肉身的局限以后，武打设计自由奔放，想象力无拘无束。如2001年徐克导演的《蜀山传》，大量采用数字技术，对武侠电影的视觉空间进行了历史性的更换，更新了武侠
电影的视觉美学。
香港电影经过新浪潮的洗礼，绝大多数弄潮儿都转入商业体制，成为商业类型片的主将，这些电影人创作出了很多挑战传统道德的电影作品。1988年香港电影开始实施分级制。分级制的背后所隐藏的是创意的需求。香港电影发挥着引领潮流和审美嬗变的作用，这不仅仅从本土市场可获得证明，更大的证明来自台湾和海外市场热闹的反馈。电影作为流动的文化传媒形态，所宣扬的生活方式带来的是观念上的冲击，其特质之一是观众集体观赏。电影超出了其本身的意义，故此香港电影在它的“黄金”时期已不仅仅是电影了，它是一次又一次的时尚体验。
香港电影商业化的特点是快产快销、票房至上。这种急功近利的电影生产方式不仅仅为学术界所诟病，也是非常没有远见卓识的一种做法。香港电影的不重视剧本创作、迷信明星票房号召力、一窝蜂抢拍卖座类型片、过分依赖以外埠版权为主要融资手段等过于商业化的操作方式，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是处于无序的状态，而且对市场经验主义带来的盲目性也使其缺乏足够的警觉，当外埠市场出现变化时就束手无策了。这种因视野狭窄的无序循环形成的香港的电影性格，最终让香港电影步向低谷。
超过十年的经验说明，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香港电影衰退至今，实际上是在宣告香港电影单边主义的破产。由于香港电影与香港经济一样长期沉醉于本土的自豪感和骄傲中，于是滋长了“大香港主义”。“大香港主义”导致香港电影奉行单边思维，单边主义，这成为当代香港电影在文化上的局限并阻碍了其发展和提高。
香港电影一向商业色彩浓重，缺少实验色彩和先锋传统。香港动作片并不讲究故事的精彩，情节相对单纯，往往是大的场景团块构成影片。香港的电影类似一种文化快餐，以滑稽的动作和语言、讨巧的情节设计、新潮的电影手法来娱乐观众，但由于缺乏人文上的深层次的共鸣，难以让人反复回味。当观众对那些反复出现的技巧、语言出现审美疲劳的时，香港电影就失去吸引力了。另外，不少香港电影格调低下，充斥着低级趣味，难登大雅之堂。总之，一个缺乏文化底蕴的电影群体，靠着技巧，曾经有过所谓的辉煌，这本身其实并非常态，现在的所谓没落，也许才是香港电影的清醒的回归。所以其实香港电影人不必为“香港制造”的电影的消弭过分担忧，他们需要进一步调整心态。放开心胸，固守本土，寻求合作应该是香港电影重塑辉煌的新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