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八一南昌起义的台前幕后

中共要人秘密汇集九江

1927年的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血雨腥风代替了生气勃勃的大好局面。为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于7月12日在汉口进行了改组，由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张国焘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一开始，中央并没有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当时的决议是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首先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方案。同时以中共所能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和基本力量，联合武汉国民党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举行第二次北伐。

张发奎北伐时指挥的第4军，因战功显赫而赢得“铁军”称号。这个部队中有2000多名中共党员，其中就有叶挺独立团。北伐后，张发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所辖的有叶挺担任师长的第24师、贺龙担任军长的第20军、叶剑英担任参谋长的第4军，以及25师、30团、73团、75团这些倾向中共的骨干部队。1927年7月中旬，这些部队被汪精卫以“东征讨蒋”的名义，从武汉调到九江地区。由于张发奎在北伐战争中曾与中共进行了诚意联合，部队的进步基础较好，所以便成为中共争取的对象。于是，中央派常委李立三和秘书长邓中夏于7月19日秘密来到九江。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聂荣臻、恽代英等也先后到达。

九江，北临长江，南倚庐山，是南昌与武汉之间的重镇，历来属兵家必争之地。在国共两党生死较量的关头，这里成为了中共秘密掀起一场历史风云的策源地。

“我们动身去九江时，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任务(指南昌暴动)。”李立三后来回忆说，他们一行来九江后，当晚就召开会议。李立三在会议上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第4集团军总司令)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张发奎态度虽然仍表示反唐，却已受汪之影响……在军事上，4军、11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回岭、涂家埠一带，20军已渐次集中九江。而3军移驻樟树，9军移驻临川，程潜之6军经江西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的时期。而张发奎尚徘徊于武汉，由于他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3、6、9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因此李立三进一步提出：“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靠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

参加会议的邓中夏、谭平山等完全赞同李立三的意见，并形成了给中央的一个报告：“把我党掌握的军队集中南昌实行暴动，消灭在南昌的反动武装，建立一个反对南京、武汉两个反动政府的新政府。”第二天，李立三等人又上庐山同在这里养病的瞿秋白商议，瞿秋白说“我们早就应该这样干了，我们已经压抑得太久了，也许这次暴动会给我们党带来新的希冀。”他于7月22日回武汉向中央报告。

7月23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等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具体研究南昌暴动的计划、纲领、宣言以及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问题，会议决定“叶、贺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询可否?”

7月25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武汉召开会议。苏联驻华总顾问鲍罗廷宣布瞿秋白为政治局常委，瞿向中央报告了李立三关于发动南昌暴动的建议。周恩来也说，刚才接到李立三等的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暴动。会议认为，此时发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放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南昌较为有利，因为那里是国民党江西省会，只有第5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警卫团和第3、第4、第6、第9军各一部共几千人驻守。而且在南昌、九江地区，有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贺龙、朱德等领导的武装力量，便于调兵遣将。会议决定：“如果张发奎仍坚持拥护汪精卫的立场，即与他脱离关系，并在九江将其解决。故赞成在南昌起义的决定。”并组成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指定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代表中央领导这次起义。周恩来提出，南昌为死战之地，不易立足，起义后应立即移师广东东江，建立根据地，而且依靠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苏俄联络。因此他要求共产国际迅速由汕头予以军火和物资接济。随后，北伐名将、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制定了南昌起义的军事计划，他说苏联可以运来一船的军人和枪炮，起义军到汕头一带的出海口就可取得。

7月26日，晴空万里，江风习习，29岁的周恩来在陈赓的陪同下，乘船驰抵九江，向汇集在那里的同志传达了中央关于批准组织南昌暴动的决定。经过讨论，确定以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叶挺领导的第25师、朱德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举行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来到南昌。事先前敌委员会为掩人耳目，以第20军的名义，包租了江西大旅社作为起义总指挥部。周恩来在这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因军事准备来不及，将李立三原定的7月28日晚起义改为7月30日晚上。他们一方面积极地进行军事准备，一方面派邓中夏携带暴动的详细计划，回武汉向中央报告。会后，周恩来来到还不是党员的贺龙的住处，就武装起义的计划征询他的意见，贺龙当即表示同意，并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他随即召开了20军团以上军官会议，号召他们参加起义，并当场宣布了起义计划。

共产国际曾阻止南昌起义

开始的时候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还是支持的。周恩来曾说：“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但共产国际决定上没有。”尽管鲍罗廷表态后不久即将被罗明那兹接替回国，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还是前往庐山向他汇报了南昌起义的准备情况。鲍罗廷随即召集瞿秋白、李立三等人在庐山开会，进一步明确了起义的时间和地点，并要求参加起义的部队迅速行动，做好准备工作。

谁知7月26日下午在汉口开会时，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这几个人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加伦首先说：“我今天上午会见了张发奎将军，与他研讨了军事问题，张已同意将他所统帅的第4军、第11军和第20军三个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进，逐渐转移，返回广东。张发奎如果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等退出共产党，因此我们可以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这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果在南昌与张发奎分家，(我们)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

千，在优势敌军阻击之下，恐难到达东江。如张氏不同意上述条件，那么再发动南昌起义也不迟。”

罗明那兹说：“目前共产国际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而且苏联政府出于外交考虑，来电禁止俄顾问在任何情形之下参加南昌暴动。”他在会议上传达了一份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倘若这次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对于这个突来的变化，在场的中共领导人都感到十分震惊。张国焘却并不觉得意外，他后来在《我的回忆》这本书中叙述了当时的情况两天前张国焘曾向罗明那兹报告，说周恩来认为举行南昌暴动的计划可以实现，他们要知道苏俄是否给予暴动以实际的支持，他们急需苏俄军事顾问们的援助和一大笔数目的款项，“罗明那兹那个青年(据说那时是29岁)对这个实际问题却显得茫然了。他在那里记录我的报告，声言一切要请示莫斯科。经我再三说明这是不能等待而要立即决定的事……他才简略地说道，可以叫周恩来等积极筹备，各地工农力量的发动则由你们根据实际情况处理；至于其他各点，则须请示莫斯科作最后决定。”

果真，7月26日这天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决定”出来了——不支持起义!罗明那兹指定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精神，张国焘说：“如果万一因时间或其他原因来不及阻止南昌暴动，又应如何?”罗回答：“这次暴动应坚决阻止，要克服一切困难抑制暴动的发生!”

7月27日晨，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九江。此时大部分负责同志已去了南昌，只剩下前委委员恽代英等人。张国焘召开了紧急会议，对他们说“共产国际来电不赞成举行南昌起义，而且禁止俄顾问介入这件事，拒绝给起义军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援。中央常委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建议大家重新讨论暴动的可行性，我也是同意重新讨论的……”恽代英愤然站起来说“这有什么可讨论的，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其他几位同志也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余地。

张国焘说：“既然大家反抗执行中央命令。我也无办法，待到南昌后再讨论决定吧。”他连发两封密信给南昌的前敌委员会，请暴动宜谨慎，无论如何待他到南昌后再定。

自从叶挺、贺龙的部队开到九江后，汪精卫、张发奎就感到了这支部队的“不稳定”，一心想寻找机会吃掉它。汪精卫、孙科于7月20日从武汉来到庐山，召集张发奎、唐生智(国民党第4集团军总司令)、朱培德(国民党东征军第5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长)开会，商量对付共产党和叶挺、贺龙的办法。唐生智说“现在形势危急，据可靠消息，中共一批委员云集九江，有进行暴动的倾向，叶、贺不稳。我看这样吧，就以张总指挥的名义令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将此二人软禁。”汪精卫、张发奎很是赞成，于是，他们策划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阴谋：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叶挺、贺龙上山，解除兵权；命令叶、贺部队开赴九江至南昌之间的德安县；集结三个军的兵力在此强行收缴他们的武器。

“杯酒释兵权”计划确定后，汪精卫兴奋地叮嘱：“绝对保密，万无一失。”

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机密不久就被叶剑英获知了。原来，张发奎随后在山上部署“软禁”方案，与身边的第4军军长黄琪翔商议此事。这个黄琪翔同情中共，对汪精卫让他反共、“清党”十分不满，而且又面临着与军阀争夺地盘所带来的种种矛盾，他心事重重，便与同来庐山的第4军参谋长叶剑英商量出路。当时他并不知道叶的中共秘密党员身份，对他十分信任，所以便把汪精卫和张发奎的阴谋说了出来。叶剑英听完心中一惊，他忧心如焚，次日便下山赶到九江星子县境内，和叶挺一起找到贺龙、廖乾吾(中共秘密党员，第4军政治部主任)，在第4军驻地甘棠湖的一个小划子上开会。叶剑英把得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他们名义上要你们上山避暑，商议军情，实际上要把你们抓起来，罢掉兵权。”叶、贺当时就表示不执行张发奎的这个命令，他们商量的对策是第一，不去庐山开会；第二，不执行将部队集中到德安的命令，按照党的指示，直开南昌；第三，第二天出发，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部队随后。甘棠湖上的这次秘密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按照“小划子会议”决定，部队于7月26日便从九江向南昌进发。由于叶挺、贺龙“公然违抗命令”，汪精卫、张发奎等大为恼火。7月29日，他们又在庐山作出了妄图进一步镇压和消灭共产党的三条决定：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为共产党提供帮助的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逮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和第二方面军秘书长高语罕等4人。

然而中共方面此时还被蒙在鼓里，对此一无所知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恽代英到达南昌后立刻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是否应该发动南昌起义，他说：“共产国际电令我们如有成功的把握可举行起义，否则不可动。莫斯科拒绝给予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经济支援，故暴动成功的条件已经失去，所以中央指示不可举行暴动，我们可以将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但是加伦将军主张与张发奎将军一同回广州的建议是值得我们大家重视的，但起义须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当然我是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周恩来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想法不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张国焘说：“恩来同志不应该说辞职二字，辞职就是意味着对困难退却、投降，我的意思是通过重新讨论找到更加适合中共发展的道路。”

“你的意思是要我们拉拢张发奎，实际情况是张发奎已受汪精卫包围，绝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我们应当站在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地位，绝不可以靠军阀!暴动不能推迟，更不可停止!”周恩来说，“我们与贺龙已定了暴动密约，他已征得各师长的同意，不能改变。贺龙还表示，若暴动联合张发奎，他不参加。”

激烈的争论一直持续到31日，才从叶剑英那里得知了汪精卫、张发奎庐山反共会议的秘密计划，并且叶剑英已接到张发奎来电，称其“准(八月)一日到南昌”，情况万分危急!张国焘的幻想终于破灭了，他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于是前敌委员会果断决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南昌暴动。但由于贺龙部的一个副营长赵福生叛变，将起义的时间密报给了敌指挥部，因此前敌委员会又把起义时间提前了2个小时。

枪声划破南昌夜空

7月31日晚10时，中共党员、农军团团长龚楚接到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

叶挺签发的作战命令。

我军以解决南昌敌军为目的，决于明(一日)二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你部农军于攻击开始前，应即完成新营房驻区之防御部署，并相机增援二十四师教导团对新营房南端敌军之攻击任务。

“秋初的深夜，晚风吹在身上有无限的凉意，我们为这一紧急任务所激动，热情像火一般的燃烧，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迎接这一场残酷的厮杀。”龚楚后来回忆了他当时的心情和南昌暴动的激烈场面，“八月一日晨二时，城内城外的枪声都响起来了。接着，连续的重机关枪，冲锋叫杀声，冲破了宁静的黑夜，激起了轩然的巨浪，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一南昌暴动便开始了。”

军旗升起的地方——江西大旅社内的起义军总指挥部，灯火通明，前后门都架起了机枪，加强了戒备。工作人员正忙着印刷宣传材料，警卫连在走廊里武装待命。灯光映照着周恩来坚定沉着的面容，其他领导同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发出一道道作战命令，随即分赴南昌城内外的各个战场。

参加这次起义的武装力量有：贺龙率领的第20军，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朱德率领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两个保安队，蔡廷锴的第10师，还有正向南昌集中的陈毅率领的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卢德铭领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等部，总兵力2万余人。为便于识别，按照总指挥部的规定，起义军一律在脖子上系红领带，臂上缠白毛巾，在手电筒和马灯的玻璃罩上贴红十字。

盘踞在敌总指挥部的警卫团是精锐部队，因此这里成为了贺龙第20军的主要进攻目标。战斗打响时，敌人在楼上架起了机关枪，利用有利地形向起义军疯狂扫射，封锁了进攻要道——鼓楼。此时担任主攻任务的起义部队尚未赶到，情况十分紧急，贺龙全副武装，站在石阶上亲自指挥，命令手枪连封锁住敌总指挥部大门，防止敌人逃跑。刘伯承参谋长也急切地命令主攻部队火速赶来。15分钟后主攻部队发起了强攻。敌人紧闭大门，龟缩在角楼、街亭、围墙等制高点上进行顽抗，子弹在起义军头上呼啸着。起义军架起两架长梯爬上了鼓楼，居高临下，机关枪子弹也呼啸着扫向敌人。顷刻间，角楼上的机枪被打哑了，据守在大门的敌人也倒下了。“冲啊!”一声呐喊，起义军从四面八方发起了冲锋，敌总指挥部的大门被打开了，起义军像洪水一样冲进院子，同负隅顽抗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不久，被紧紧围困在院子里的敌警卫团全部作了俘虏，驻在附近的省政府的敌警卫连、军乐连也都束手就擒。人们在俘虏群中发现了那个姓赵的告密起义时间的叛徒，便立即把他送到军部，他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叶挺指挥的第11军第24师打出了威风。71团向驻守在天主堂、百花洲、匡庐中学的敌第6军57团发起猛攻，72团向贡院内的敌第3军23团发起了冲锋。我72团3营和龚楚率领的广东农军冲进了敌第3军24团的新营房，全歼了这里的敌人。

贺龙的第20军第1、第2师、教导团和蔡廷锴的第10师对旧藩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地的敌第9军79团、80团实施了围攻。

朱德率领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的3个连和南昌公安局的2个保安队500余人参加了战斗。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动态”。起义当晚，朱德利用宴请、打牌等方式，拖住了滇军的两个团长，削减了敌人的对抗力量。

激战至拂晓共4个多小时，全歼南昌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炮5000余支(门)，子弹70余万发。

当天上午，叶挺公开发表了《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号召革命军人团结起来，打倒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列强。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发表了宋庆龄、邓演达、恽代英、毛泽东等人的《中央委员会宣言》，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种种罪行，表达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决心。

8月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身份，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45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以中共党员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革命政权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贺龙、林伯渠、叶挺、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徐特立、彭湃、郭沫若等25人为委员，谭平山为主席。任命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刘伯承为参谋团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决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贺龙兼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前敌总指挥，下辖三个军共16个团又4个营，计3万余人。这是第一支由我党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力量。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颁布了联席会议宣言、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公布了关于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等文件。

到中午以后，好奇的市民才来到街上，围观着“中国革命委员会”的安民布告。当他们终于明白在自己的身边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后，整个南昌城沸腾起来了!他们自发地组织游行，来到起义总指挥部门前，不断举手欢呼胜利，向英雄的起义军官兵致敬。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妇女会等也积极组织会议和演出，处处张灯结彩，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气氛。

8月2日，天气格外晴朗。体育场上人山人海，旌旗如林，欢声雷动。400多个单位的各界群众和市民5万多人，参加了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军民联欢大会。大家同唱战歌，歌声回荡在南昌城的上空，震撼了全中国。尽管起义受到过共产国际的阻挠，但当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真理报》仍发表文章热情洋溢地预言：“中国一个新的革命中心将要成立了。”

鲜血凝成的军旗魂

八一南昌起义的胜利，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国民党反动派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大肆攻击和污蔑共产党和进步力量，下令通缉起义领导人，加紧“清党”。蒋介石、汪精卫气急败坏地从南京、武汉和广州等地纠集大批反动军队向南昌扑来，妄图将革命力量一网打尽。

8月1日晚，周恩来主持前敌委员会和军事参谋团紧急会议，讨论了当前的严峻形势和行动计划。认为南昌易攻难守，不宜久留。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敌人的围追堵截，决定迅速撤离已是四面受敌的南昌，按照原定到广东去的行动方案，立即挥师南进，通过海上交通接受外援。待实力充实后攻取广州，再图北伐。

起义军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的血路。

1927年8月3日至5日，起义军3万多人先后从南昌东郊集结出发，取道赣东，途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南进。

8月3日敌李汉魂随张发奎率第4军追击起义军。出发时，起义军总指挥部让蔡廷锴率第10师作前卫，结果该部在8月4日到达进贤县李家渡时，师长蔡廷锴突然驱逐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之后率部开往浙江，叛变脱离起义军。由于撤离南昌比较仓促，起义军未经整顿，加上酷暑远征，部队减员较多，7日到达临川时，总兵力仅剩13000余人。

八一南昌起义后，国内反共势力愈加嚣张。张发奎等国民党政客撕下了“革命”的伪装，他于8月9日连发两电给汪精卫、谭延商闿(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此次贺、叶叛变中央，(我)精神受刺激过甚，实已心灰。……务令共党歼尽，稍赎罪过。”8月25日，驻广东的国民党第8集团军总指挥李济深，调钱大钧部9000人进至瑞金，阻止起义军南下：又调黄绍竑部9000人向于都前进，支援钱大钧部作战。中共前委决定各个击破，经过激战一举攻占了瑞金县城，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会昌的钱大钧部主力，歼灭敌军6000余名，缴获枪支2500余支。起义军伤亡近2000余人，鲜血染红了远征路。会昌战斗后，起义军改道东进，经福建的长汀、上杭入粤。途中，周恩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广东省委立即发动潮汕、东江地区的工农，响应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央派政治局常委张太雷由武汉赴粤，制定了“起义军打到哪里，就在哪里组织暴动响应”的策略。

9月16日，11000余人的起义部队在工农武装的配合下一路南进，第11军第25师占领广东省大浦县三河坝后，周恩来决定留朱德指挥25师和第9军教育团坚守三河坝，其余主力进击沿海的潮汕地区，夺取出海口，希望获得共产国际承诺的海运援助。这是起义军入粤后的第一次分兵。但在进军潮汕途中，又遭粤军和中央军的夹击。李济深令钱大钧残部牵制第25师，令黄绍竑部进攻潮安，令陈济棠、薛岳部3个师15000余人由河源东进，寻找起义军主力决战。他们形成了三角包围态势。而外围则由始终没有放弃对起义军追击的张发奎支援。

此时，国民党海军和英、美、法的军舰10余艘，以强大的炮火不断轰击，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强行登陆。据说苏联的军火轮远远地停泊在海面上，无法靠岸。这意味着此次南征的目的落空，“二次北伐”化为泡影，而且弹尽粮绝的起义军又进一步溃败。起义军也由原来的2万多人锐减到几千人。

10月3日，起义军领导机关在普宁流沙基督教堂召开会议，张太雷专程前来，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并指示起义领导人离开部队。周恩来总结了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武装部队向海陆丰转移，同当地的农民运动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非武装人员部分留下，部分疏散。当日下午，主力部队突围到海陆丰时，与敌陈济棠、徐景唐部发生激战，余部1300余人由24师师长董朗率领与彭湃的农军会合。同一天在三河坝交战的，还有朱德、陈毅率领的3000余人，与7倍于己的敌钱大钧、黄绍竑部4个师激战三昼夜，伤亡1000多人，最后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后来与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

贺龙、叶挺、聂荣臻等搀扶着身患疟疾的周恩来，边打边撤，也转移到了海丰县。他们既不熟悉当地的路，也听不懂老百姓说的话，手上又没有钱，饥肠辘辘。正当他们近乎绝望的时候，遇上了地方党的负责人杨石槐，杨找来一只小船，将他们送了出去。一叶扁舟在茫茫大海里颠簸了两天一夜，才到了香港，之后又辗转来到上海。

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最后在广东遭受了严重挫折。

广东失利后的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主持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在会上作了《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他说“这次失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单纯军事的投机，没有唤起广大农民来，必然失败的。”并说，“中央同意南昌起义后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地执行中央的决定。不料他假传圣旨，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他也极反对干。国焘这样做不仅损失个人信仰，也损失中央的威信。此次国焘的行动，应该受处分。”参加会议的张国焘极力争辩，恽代英、彭湃也对他提出了严肃批评，他这才默不做声了。

会后张国焘先行回沪向共产国际代表告状，并将起义失利的责任推诿于人。1927年10月24日，临时中央在“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思想指导下，发出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通告，指出：“前敌委员会的指导在政治军事上造成了极大的错误，仍然是继续机会主义的旧政策”，指责起义军未选择正确的南下路线，“只顾避免敌人的攻击，取道农民运动完全没有起的赣东荒凉道路……走上杭、汀洲绕道取潮汕，使敌人从容布置以致完全失败!”

11月，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扩大会议，曾在八七会议上赞扬过南昌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突然以所谓“政治纪律”问题，对起义大张挞伐，使起义领导人有口莫辩，遭受了不白之冤。会议最后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决定给前敌委员会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以警告处分，给中央委员、中央局驻粤委员谭平山以开除党籍处分，给张国焘以免除临时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处分。

对于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完全有必要进行反思和总结，但由于当时指导思想的错误和历史环境的局限性，在认定和处理上难以做到实事求是和公平合理。沉重的阴影笼罩了曾经的辉煌。然而，洒满烈士鲜血的旗帜上满载了起义军顽强的意志，苦难的山河间飞翔着无数烈士不屈的英魂!

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才初步肯定了南昌起义是正确的，这个决议指出：南昌暴动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军事行动是对的。南昌暴动失败的原因，在客观上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至于当时指导机关策略上的错误，乃是：(一)没有明显纲领；(二)对于土地革命不坚定：(三)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络起来，没有武装农民；(四)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五)其他军事上的错误等，这些错误亦就是南昌暴动失败的主观上的原因。

南昌暴动的失败，主要是指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遭受到的严重挫折和失利，而发轫于南昌城的大暴动无疑是成功的。这一点必须分清。至于指导策略上的问题，是由于我党毕竟年轻尚且缺乏经验所致。在从胜利到失败的浴血奋战的两个多月里，起义军撒播的革命火种遍及中华大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军事骨干，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八一”成为我军的建军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