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城市群的发展规律及其对中原城市群的启示
时间：2020-09-20 07:57: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城市群是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体，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点，中原城市群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地区，其发展研究对促进中部崛起、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论文从世界公认发展最早也是最好的五大城市群出发，在产业、空间、组织管理几个维度上总结提炼城市群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中原城市群进一步发展的三条启示：加大投资力度，以交通网络的构建推进空间的整合；创造比较优势，以技术和制度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建立健全一体化的组织和管理模式，以法律和规划护航。
关键词：国外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律；启示
【DOI】10.19312/j.cnki.61-1499/c.2016.08.010
国民经济由区域经济有机耦合而成，区域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和高效运行的前提。21世纪以来，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市群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并被赋予区域协调发展支点的重要使命，同时也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国家已连续10 年把城市群提升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1]。在政策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近十年来，中国城市群蓬勃发展，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为代表的早期城市群正进入网络化发展阶段，新生城市群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省域城市群的繁荣更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国家经济重心多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国家经济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一环。中原城市群作为后起之秀，已成为国家重点培育的区域性城市群，《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加快培育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等城市群，使之成为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中原城市群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地区，研究其发展路径对促进中部崛起，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城市群的内涵
由于研究视角、时期、地域等的不同，国内外对于城市群的界定颇多。其中，国外影响较大、较为成熟的有20世纪10-90年代美国的大都市区研究[2]，1957年美国学者简·戈特曼 （J·Gottman） 的“大都市带 （Megalopolis）”研究[3]， 20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的都市圈研究，1991年加拿大城市学者麦吉的“Desakota区域”即城乡混合区研究[4]，2005年霍尔的巨型城市区域研究等[5]。由于城市群在中国发育很晚，只有不到35年的时间，比西方发达国家要晚80年左右，所以关于城市群的研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甚至争鸣很大的地方。代表性成果主要有1986年周一星教授的“城市经济统计区” [6]及后来的“都市连绵区”研究，严重敏[7]、顾朝林[8]、杨吾扬[9]等人的城镇体系研究，顾朝林[10]、薛凤旋[11]、周一星[12]等人的城市经济区研究，马晓东[13]、张京祥[14]关于城镇（市）群体的研究，姚士谋[15]、方创琳[16]、王丽[17]等人对城市群的研究。
总体上，国内学者主要从经济学和地理学的学科视角进行界定，虽未能达成统一的认识，但空间结构、职能分工、经济联系等基本是公认的重要界定依据。一般认为，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1]。
二、国外城市群的发展规律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发展最早最好的城市群有五个：美国大西洋沿岸、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伦敦城市群、日本太平洋城市群和巴黎城市群（表1）由于自然、人文背景的不同，他们在发展中都有着独有的个性，但在不同程度上也反映着城市群在空间地理、产业结构、管理架构方面的共性。
1.空间结构从单个城市孤立发展走向城市网络化，城镇化进程趋向平缓
国外城市群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单城市孤立发展阶段，在产业转移或工业革命等驱动力影响下，区位条件优越的港口或铁路交通枢纽城市逐步建成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中心，大量的人口迁入，产业不断集中，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第二阶段为圈轴状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形成的大城市规模不断增大，形成经济增长极，随着周边重要交通干线的建立，人流、物流量迅速增加，生产和运输成本降低，城市的扩散效应增强，基于地缘关系，相邻城市逐渐形成了松散的城市群发展模式。第三阶段为网状发展阶段，随着城市群各城市的不断壮大，区域实力增强，各城市间交通互通发达，形成网络结构，经济、社会等联系日趋紧密，这个阶段，城市工业发展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转换到技术密集性型，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且已经没有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化进程逐渐趋于平缓，如美国的城市群在这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仅0.01%[18]，[19]
2.产业结构从传统向现代和传统特色产业有机结合转型，城市间合理分工
城市产业结构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一二产业比例下降，第三产业比例上升，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依赖大规模的生产企业存在，实体经济的萎缩会影响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流动，进而造成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这是不争的事实。五大城市群中很多地区是最初是依托当地的煤炭、铁矿资源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基地，进入工业化后期，他们依靠技术创新，均调整了产业结构，实现了现代化新型工业城市的重建，同时结合旅游发展和城市更新的契机，通过产业的融合和多元发展，传统特色产业得以传承和发扬，很好地延续了城市发展的脉络。在城市群内部，在中心城市的带动下，随着产业的转移、调整和发展，各城市逐渐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产业，城市间通过合作与分工实现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
3.组织和管理模式因时制宜，以法律为基础，为规划为保障
由于发展进程、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国外城市群在组织和管理模式方面的演进也存在不同的路径，形成了不同的组织管理模式。这些组织管理模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阶段以及区域发展需求不断调整，与各国情和发展阶段密切关联，体现了因时制宜的原则。国外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以规划为保障，保持与时俱进不断修订的特点，如英国大伦敦地区，为引导和调整空间布局可持续发展，先后编制完成《大伦敦规划》（1944年）、《大伦敦发展规划》（1960年）、《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2004年）；再如日本依据1956年编制的《首都圈整治法》，制订了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十分重视规划编制的公众参与和规划效果的评估[19]。国外城市群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强调立法保障，有的是直接制定专项的法律，有的则是以普通的法律为基础，有力地支撑和保障了城市群政府之间的社会经济协调机制。
三、对中原城市群的启示
1.加大投资力度，以交通网络的构建推进空间的整合
发达的交通条件是城市得以发展并最终形成城市群的基础，是城市群有机体的动脉系统，世界五大城市群几乎占尽了当地地理条件最优良、配套设施最先进的港口、交通枢纽和国际空港。中原城市群交通网络已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米字形高速铁路网，与国际上五大城市群的网络状格局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是因为基础交通设施投资不足、规划不到位。为此，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实施多元投资模式，做好中原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顶层设计，打破行政界限，考虑各种运输模式和换成衔接，统一规划。应以郑州市为中心，立足于其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的定位，通过快速城际轨道、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建设，建成郑州与中原城市群内各城市半小时，与北京及河南周边省会城市1-2小时、与各大省会城市5小时以内的交通圈。大力发展航空运输网络、加快重要节点集疏运体系建设，形成立体化顺畅的交通网络，实现机场与铁路客运站、高速公路客运枢纽站、长途汽车站、码头、物流园区等的无缝衔接。积极实施“互联网交通运输”行动计划，构建智慧综合运输网络，提升综合运输服务一体化水平，推进中原城市群的空间整合。
2.创造比较优势，以技术和制度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依靠城市先天资源禀赋的差异而显明的比较优势，是城市群自然分工的基础，然而这种分工格局并非一成不变，因为比较优势会随着市场需求、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技术和制度创新则能够为这种比较优势的持续发展或健康演变提供保障，从而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群各城市间的合理分工。技术创新是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动对传统技术的升级改造或新技术的发明创造，制度的创新包含多个维度，对城市发展而言，宏观的土地、户籍、就业等制度以及微观的企业管理制度创新，意味着城乡间或企业间人口、土地、技术、资本等要素流动障碍的去除，为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和产业的自组织优化组合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技术和制度的创新相结合有益于新型产业的兴起以及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推进，当前大众旅游时代旅游业前后无限产关联的产业发展特点以及城市更新的契机，更助推了这种果效。为推动技术和制度创新，各城市要构建有效的政、校、行、企联动协同创新机制，加大科研投入和科技转化成果奖励力度，以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有效的试验平台，推动创新空间的发展。
3.建立健全一体化的组织和管理模式，以法律和规划护航
中原城市群已经进入一体化发展的阶段，当前不仅面临着资源稀缺、环境污染等严峻的挑战，而且必须实现经济的进一步提升和区域均衡发展的目标，以单一城市为主的管理方式难以应对，客观上需要建立和完善一体化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借鉴国外经验，应以动态规划为先导，利用公众参与机制，通过产业、交通、人口、生态等方面的科学规划和调整，引导城市群内不同城市政府的行动趋向合理和高效。为避免行政成本的增加及充分发挥各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管理模式不以行政区划调整和大量新设机构为手段，主要依托各城市现有行政机构，实施城市间横向联合管理，建立城市联合体，用法律的形式确认其法律地位和社会职责，明确维持运转的财政支撑渠道，由中央、省和城市群内成员三方共同承担，有独立的第三方进行绩效评估和监督审核，充分征求各方利益相关主体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一体化的规则规范，共同承诺和签署协议并受法律保护，战略管理和综合协调层次可以上交到中央政府城市群发展的专门办公室。通过这样一系列可行的运作机制，可以保证城市群一体化的有效运转。
参考文献：
[1]方创琳.中国城市群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与未来发展方向[J].地理学报，2014，69（8）：1130-1144.
[2]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3]Gottmann Jean.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J].Economic Geography， 1957（3）：189-200.
[4]McGee T G. “The emergence of Desakota region in Aisa： Expanding a hypothesis” [A]. In Ginburg，N Koppel B and McGee T.G.（eds），. The extended metropolis： Settlement transition in Aisa[C]. Hu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1.pp3-25.
[5] Hall P， Pain K. The Polycentric Metropolis： Learning from Mega-city Regions in Europe[M]. London：Earthscan，2006.
[6]周一星.关于明确我国城镇概念和城镇人口统计口径的建议[J].城市规划，1986，（3）：10-15.
[7]严重敏.区域开发中城镇体系的理论与实践[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1985（2）：7-11.
[8]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9]杨吾扬，杨齐.论城市的地域结构[J].地理研究，1986，5（1）：1-10.
[10]顾朝林.中国城市经济区划分的初步研究[J].1991，46（2）：129-141.
[11]薛凤旋，杨春.香港—深圳跨境城市经济区之形成[J]，1997，52（S）：016-027.
[12]周一星，张莉.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区[J].2003，58（2）：271-284.
[13]马晓冬，马荣华，徐建刚.基于ESDA-GIS城镇群体空间结构[J].2004，59（6）：1048-1057.
[14]张京祥.城市群体空间组合[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
[15]姚士谋.中国的城市群[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2.
[16]方创琳，宋吉涛，张蔷等.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组成与空间分异格局[J].2005，60（5）：827-840.
[17]王丽，邓羽，牛文元.城市群的界定与识别研究[J].2013，68（8）：1059-1070.
[18]黄俊.城市群发展历程对比研究分析一一以成渝城市群和国内外发达城市群对比为例[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11.
[19]刘靖，张岩.国外城市群整合研究进展与实践经验[J].世界地理研究，2015，24（3）：83-90.
作者简介：
王二红（1977--）女，河南省方城县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发展与城市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