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简图——中国文学的过去和现在

全面地论述中国文学发展的经过，及其发展过程中各个时代的特征，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在这篇短文中，我只打算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这就是为中国文学思想的主要潮流画一个简图。

一 现实主义的传统

大约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据说是出于孔子之手，编成了到那时为止的一部诗歌选集：《诗经》。这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诗歌集子，共三百零五篇，绝大多数是无名氏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讽刺诗、情诗和民间歌谣。这些诗篇反映了当时各阶层的生活，控诉了奴隶主们的愚蠢贪婪、奢侈荒淫，表现了人民的所爱与所憎。这些诗篇，具有各种各样的风格；诗句简练朴素，但是极富于形象性，有优美而强烈的抒情风味，同时还有和谐的音乐似的节奏（据说，这些诗篇，本来是可以配合乐器来歌唱的，但后来却只能“徒歌”了）。《诗经》，不但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总集”，而且还是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宝贵的传统。我们的先人们称这传统为“诗教”。

在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后，出现了有名的《楚辞》。这是大诗人屈原的作品的总称。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把名字留传下来的第一个大诗人。《楚辞》是一种新的诗体，在艺术形式上，《楚辞》可以说是《诗经》的那些诗篇的发展，它的诗句形式更多变化，诗句的节奏更多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楚辞》的主要诗篇——《离骚》，是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正义感，同瑰丽的想象和委婉的抒情风味，交织在一起的。《楚辞》吸收了中国神话和古代传说的精英，因而它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成为一朵奇葩。同时，《楚辞》又是最好地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一千多年前的一位研究《楚辞》的文学批评家就已经指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这就是说：《诗经》的诗篇中，有两种不同风格的现实主义，而《离骚》是兼有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并且发展之，自成为一种新的风格。）

表现在《诗经》和《楚辞》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为后来的各个朝代的大作家所继承。特别是汉朝初年（约在公元前第一世纪）的一些大作家以能继承《楚辞》的传统而自豪，他们发展了新的文体——“赋”，成为汉朝文学的主流。“赋”是韵文，在散文方面，在汉朝也有发展，司马迁就是最伟大的散文作家。汉以后，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在每个朝代都有代表人物，我们可以举出曹植（三国），陶潜（晋），李白、杜甫、白居易（唐），苏轼、陆游（宋），王实甫、关汉卿（元），吴敬梓、曹雪芹（清）等等已为世界所熟知的名字。但是我也打算着重指出，《诗经》和《楚辞》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汉（公元前二○二——公元后二一九）以后的各个朝代中，并不是不曾遇到阻碍而顺利发展的；第四世纪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出身、为封建王朝服务的文人们，更多的是反现实主义的。他们脱离现实，作品没有思想内容而追求形式的工整，“寻章摘句”，“排比声律”，结果是声调铿锵，字面华丽，而内容则空洞无物。这种风气，在第四世纪以后的文坛上，占压倒的优势，司马迁那样的纵横恣肆的散文看不见了，却盛行着韵文化的散文，名为骈文。骈文的体裁，简单说来是：文句两两相对，不但字数相同而且要求音节和谐，要求对仗工整，句句用典。其结果是浮华而不切实用。从第四世纪到第八世纪，诗、赋、骈文，被视为文学体裁的正宗，散文（即周秦诸子和西汉司马迁所用的文体）被称为“笔”，意即谓，这不是正规的文学语言。不用多说，这种主张是不合理的；更不用多说，骈文用以析理、叙事、状物、写人，都是束缚很大，不能发挥作者的创造力的。但是五百年间，文人学士习以为常，不敢持异议；直到唐朝的韩愈（七六八——八二四）方才有意识地反对这种不合理状况，大声疾呼地主张恢复古代的，即周、秦、两汉的散文体裁。韩愈的这个文体改革运动，后人称之为“古文运动”，并且称颂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但是，韩愈活着的时候“古文运动”并未被普遍承认，成为主流；和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以及其他拥护韩愈这个主张的作家们，虽然写了许多出色的文章，可是直到宋代中叶——那已经离开韩愈的时代两百多年了，——“古文运动”方才确立了它在文人学士中间的地位。

应当指出，韩愈不仅主张改革文体，他还主张“文以载道”。这就是主张文学必须宣传思想，对人民起教育的作用。不过，韩愈所要宣传的思想，由于时代的限制，也只能是孔、孟的思想。

十五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初，中国发生了第二次的“古文运动”。这个运动是针对着当时盛行的所谓“台阁体”而发的。什么叫做“台阁体”呢？这是一种平正典雅、不痛不痒、虚伪地歌功颂德、不敢触及现实的文风。“台阁体”，照字面解释，就有“宫廷文学作风”的意义。这个运动的前期的发动者、鼓吹者和实践者，最有名的共七人，被称为“前七子”；这个运动的后期也有最著名的七个人，被称为“后七子”。这个运动发生的时代，正是明朝国势衰弱，权臣当道，经济衰落，农民暴动频繁的时代，“前七子”和“后七子”觉得时局如此，文学家不能再闭着眼睛粉饰太平了，因而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就是主张向秦汉和盛唐的诗、文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学习。前后七子的这个运动确实起了转移风气的作风。但是，他们的宗旨（继承和发展现实主义的传统）固然很正确，他们的方法却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提倡从文字的形式上学习秦汉的文和盛唐的诗，而没有看到那时候流行于人民中间的用白话写的现实主义作品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而且由于他们主张摹拟秦汉的文体，结果发生了副作用；他们自己的文章就不通俗，而追随他们的人则变本加厉，写作了一些难懂而又不高明的“假古董”。就因为这样，另一派人又起来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这派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称为“公安派”和“竞陵派”（公安和竟陵都是地名，因为这两派人是出生于这两处的）。“公安”或“竟陵”都只是文体改革派，——即反对“前后七子”的追随者的那种生硬摹仿古代文体的不良文风，可是他们没有提出鲜明的继承和发展现实主义传统的主张。

但是，正如我前面说过，在这时候，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来自民间的作家的手中，已经取得了新的成就，这就是用白话写作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二现实主义的发展

如前所述，《诗经》、《楚辞》的现实主义传统，从第三世纪到第十七世纪这样漫长的一千五、六百年中间，并不是顺利地发展的。但是我也已经在上文指出：这是只就文人学士占统治地位的“文坛”而言。至于被鄙视的民间文学，情况就不是如此；在人民中间，《诗经》、《楚辞》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一直在发展着的。

这就首先要提到汉代的“乐府”。“乐府”本来是官办的主管音乐的机关。当时的官府派人到各地搜集民间诗歌，就由“乐府”配上音乐，演奏给皇帝欣赏。后来，那些曲调失传了，但歌辞却传下来，称为“乐府歌辞”。就流传到现在的两汉的“乐府歌辞”看来，有讽刺官僚贵族的，有控诉官吏的不法行为的，也有描写地主剥削农民和婚姻不自由造成的悲剧的等等。可以说，“乐府歌辞”相当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矛盾。这些“乐府歌辞”影响了东汉末年（第三世纪初期）的一部分文人，形成了所谓“建安风骨”。也就是：那时候（建安）的文人从“乐府歌辞”吸取了滋养，写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的诗篇。曹植是这一派诗人的代表。

从第三世纪到第六世纪，主要产生于长江沿岸的商业发达地区的南方民歌，内容多写男女间的恋爱，其风格是柔媚的；而同时代的北方民歌，题材却要广泛得多，风格则是刚健而朴素的。这些南方民歌和北方民歌（现在流传下来的，共约五百首），和当时的出身于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人学士的形式主义的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作品，显然是鲜明的对照。而在这个绮靡成风的三、四百年间，少数杰出的诗人（例如庾信，鲍照）能够突破当时漫弥于文坛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魔障，而创造了清新俊逸的风格，并给后代以影响的，大抵是从民歌吸取了养料，并学习了民歌的运用群众语言的方法的。

宋末元初（约在十三世纪中叶），戏曲开始成长。在元代，戏曲文学居于主要地位。这是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个新的发展。一百年间，出现的戏曲约计五、六百部，流传到今天的，有一百七十多部。这些作品的题材很广泛，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创造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典型。这里只能举出已为世界所知的两位大作家，就是关汉卿和王实甫（他们是同时代人）。

现实主义传统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宋代（公元九六○——一二七五）。这就是从市民阶层兴起来的一种文学新体裁——小说。这开始于十二世纪，最初是口头文学。那时候，由于商业发达，北方的汴京（今开封），市面繁荣，一般小市民要求各种文化娱乐，其中有以茶社为据点的说书人，很受欢迎。这些说书人所讲的故事有长有短（长者要连续数十天始能说完），题材有历史故事，男女恋爱，神仙鬼怪，江湖武侠，耸人听闻的刑事案件和社会奇闻等等。这些故事（当然是口语），有底本，由师傅传授给徒弟，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有增添修改，逐渐地更加完美。后来，由于印刷术发达，有人把这些底本印刷出来，供人阅读，那已是十三世纪前后的事了。

宋代的小说基本上还是口头文学，而且就其师徒相传，代有增改的情况看来，又可以说是集体创作。这些集体的创作者，大都没有留下姓名。留下姓名的少数几个说书人，也不能断定他们就是集体创作中的主要成员。到了明代（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就有留下姓名的小说作家了。这就是罗贯中，他把“三国”故事编写成为长篇小说；这就是施耐庵，他把宋代就已经流行很广，受到人民热烈欢迎的梁山泊英雄们的故事编写为长篇小说《水浒》；这就是吴承恩，他收集了历代相传的唐僧玄奘到印度取经的故事编写成为长篇小说《西游记》；这就是冯梦龙，他编集了三百年间的短篇小说共一百二十篇（其中也有他自己的作品），这些短篇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广泛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但是《三国志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小说，还是在旧有的基础上发展成功的。罗贯中等人在编写工作中所发挥的巨大的创造性的才能，确实是使人钦佩的，然而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这几部伟大作品，基本上是许多无名作家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完全是个人作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在十六世纪末年或十七世纪初年出世的，这就是暴露恶霸地主的罪恶行为的《金瓶梅》。但作者的姓名却没有传下来。曾经有这么一个说法：这部作品是明代的“古文运动”的后期的“七子”之一——很有影响的天才作家王世贞的手笔。但这一说，缺乏坚实的证据。

现实主义的小说到了清代，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时期的杰作，都是个人的作品，而且首先以文字形式出现。这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短篇小说集，用文言写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这都是在十六世纪后半到十七世纪前半出世的作品。这以后，直到十九世纪末，用白话写的、描写人情世态、讽刺社会黑暗的长篇小说就越来越多了。这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

三“五四”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中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国内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日益猛烈；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在这个革命斗争中发挥力量，取得了领导权。这一新的阶级斗争，反映在文化运动上，就是有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冠以“五四”二宇，是因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发生了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群众的大示威游行。事实上，这个新文化运动早一、二年就已经展开，而且获得青年学生的热烈拥护。这个新文化运动是以讨论文体改革（用白话写作而不用文言）开始的，然而立刻就提出了批判封建思想的尖锐主张，在社会上形成了反对“吃人的礼教”的运动。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波及到各个阶层的震动整个社会的“父与子的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要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然而在政治思想上比任何过去的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都要前进一大步；因为它明白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的思想内容。最初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后一部分成员，只满足于文体改革，即是把白话代替文言作为写作的工具。运动开展以后，就发生了内部的分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临阵脱逃，后来日益右倾，如胡适则最后成为反革命。这以后，新文化运动就转入革命文学运动的阶段，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之下，为宣传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而同各种的反动的和右倾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鲁迅是这时期的革命文学运动的旗手。鲁迅一生的战斗的业绩，就标志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

从“五四”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二十余年间，中国革命文学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着的。“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年——一九三五年）的活动及其成就，证明了这一点；鲁迅后期的作品证明了这一点；那个时期的不少优秀作家们的作品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摆在作家们面前，使得作家们（几乎全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能够更好地向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前进的，还有一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本性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直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在座谈会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才在中国第一次彻底地、系统地解决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群众斗争生活的关系，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以及文艺上的提高与普及工作的关系等重大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讲话”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指出：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在参加各种革命的现实斗争中彻底改造自己；只有这样，革命的新文艺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强有力的教育工具，才有可能成为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武器。

这次座谈会以后，十五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进行了对马列主义的认真的学习，勇敢地投身于群众斗争的烈火中接受考验。由于参加了各种群众运动，长期地生活在农民、工人、战士中间，经受了无数的锻炼，文艺工作者从思想到感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九四二年到现在，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产生了若干从内容到形式都焕然一新的优秀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英雄史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人新事。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毛泽东主席最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列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当然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而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对于中国今天的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说来，尤其重要；因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要通过文艺作品对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的。

去年六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方针。”由此可知，“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但和知识分子的继续思想改造方针没有丝毫的矛盾，而且正因为要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广大知识分子（包括文艺工作者）就必须继续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工作。就文艺而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正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不是在我国的文艺工作中削弱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敌人；而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也不是没有市场的，因而，我们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同时，也必须坚决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理论。

我们听到过这样的疑问：“百花齐放”如果放出毒草来，怎么办呢？分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又是怎样的呢？

在上引的毛主席的报告中，已经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为了节省篇幅，我这里只引用毛主席报告中关于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项标准。这就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中国文艺界热烈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因为确信这是适合于中国具体情况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方针；中国文艺界热烈拥护分辨香花和毒草的六项标准，因为这是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符合于我国的宪法精神的。

（本文是茅盾同志为国外读者写的，本刊稍有删改。）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