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客问治明清两代西藏史经验

[编者按]口述历史是一种记录历史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和现代的录音、录影等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口述史学（Oral History）发端于海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海外一直是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近些年在国内也处于方兴未艾之势。有鉴于此，本刊拟自本期起开设藏学口述专栏，以推动藏学口述史学的发展。刊发内容不限主题，既可以是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对某一涉藏历史事件的口述，也可以是藏学研究者的治学经历与学术心得。

本刊首期刊发的是邓锐龄先生的《答客问治明清两代西藏史经验》。邓锐龄先生是中国藏学界资深前辈，道德文章在学界一向受人敬佩。细读先生之文，从初到中央统战部民族处工作时与西藏史志相接触，到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民族研究所大体以元以后西藏历史为研究方向，再到进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专心治明清两代西藏历史，时代变迁与个人际遇，集体课题与个人兴趣，学术方向与自身基础，资料利用与写作章法，生活条件与时间保障，组织领导与科学管理，治学与做人，方方面面，谦逊严谨，语重心长，启发良多。

[中图分类号]C31+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2）03—0186—08

今春中央民族大学苏发祥教授等莅临寒舍，要求我谈一谈治史的经历和经验，而且最好集中在研究明代和清代西藏历史方面，词意恳切，很难推辞。未料到后来杂事丛集，执笔时间不多，为了快些交卷，就由我边忆边说，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邱熠华、梁俊艳同志记录。她们主动地增添了小注，我再整理成篇。又请历史所张云研究员、《中国藏学》黄维忠编审二同志审阅，他们都提出很好的应该补正的地方，我都遵办了。下面就从我研究明代和清代西藏历史的情况开始。

我最初接触清代的西藏历史，重点是在中央和西藏关系方面。1952—1953年，我刚进入中央统战部工作时，看的历史材料主要就是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卫藏通志》。看这部书的时间比较长。当时，西藏工委牙含章从日喀则班禅堪布会议厅得到了一个藏文本的《二十九条》，翻译成了汉文，请人带到北京来。当时处里（统战部民族处）要我看看译文。我就用《卫藏通志》和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仔细对照了汉译文，写了一篇，叫《清乾隆五十七年驻藏大臣权力二十九条译文校注》，交给领导后，被印为内部材料。这本小册子在后来中央统战部召开西藏工作讨论会的时候，起了些作用。当时主持会议的主席是部长李维汉。他在会上时时看这个小册子。这是1953年的事情。

到了1960年，我转到了学部民族研究所。直到1962年，才规定了治学的方向。在这以前，可以说，上级给什么任务就做什么任务。当时，翁独健先生是副所长，王森先生是藏族史组的领导。翁先生的意思，要我研究元代以后的西藏历史。当时，翁先生说，现在研究吐蕃历史的人太多了，你还是研究元代以后吧。1962—1964年两年时间里，在完成所一级的不少任务外，我看了《明实录》，大概读了从洪武到宣德年间三四朝的材料。当时，民族研究所收藏一部明实录藏族史料辑抄，字体抄得不佳，所以，我看的还是《明实录》全文，还做了一些笔记，但也看不出所以然来。1964年，下放山东劳动和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研究工作就全停了。

关于明代西藏史研究，我只写了6篇文章。

首先是一篇概述性的文章，较长，就是《藏族简史》中的元朝明朝这一部分。民族研究所组织的《藏族简史》这件工作，时间拖得非常长，从1959年开始，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件工作结束，《藏族简史》才印出来。写作期间，国家民委和西藏工委等都给该书的写作宗旨作了规定，要求主要说明中央和西藏之间的关系。由于多次运动干扰，时做时辍，很晚才把它印出来。1988年，我已经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时中心成立不久，领导者希望印一套《西藏知识小丛书》，所以就把《简史》里我所写的元明两代这部分抽出来做成一小册子，但加工比较多，写得比《简史》更好一些。

真正研究明代西藏的问题是1988—1991年，在日本教书的时候，利用业余时间做的。1989年写出论文《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事迹补考》。当时在日本写这篇文章，跑了好多图书馆，又要教书又要写作，非常不容易。在日本东方学会年会上发表前，我请人把主要的意思翻译成日文，在会上用日语讲了。当时，主持小组会议的是著名的敦煌学、唐代史专家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他和我早就认识。这篇论文记述了明朝初年一名叫宗泐的和尚，从南京出发经过西藏、尼泊尔，到印度的事迹。宗泐到尼泊尔，住在一个地方，从印度回来的时候还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有个明代的汉文译名，我不知道是哪里。在日本查了一部地图集，确定了这个地名的今地望。当时觉得把这个难题解决了，很高兴，所以在论文里也特意提出来。没想到，会议主席池田温教授让大家评议后，说日本梗一雄博士在德国一本学术杂志上早就发表了关于宗泐的文章，也早就把这个地名问题解决了，并把复印本赠给我。当时，我很纳闷，池田温教授事先知道我研究这个问题，可是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所以，决心把速度榎一雄博士未说到的东西尽可能作些补充。后来，池田教授把我的全部稿子译成日语，译文文笔很好，发表在《东方学》第81号上面，时间已到了1991年。原汉文稿，又经过补充，本来想寄给复旦大学编辑的杂志《历史地理》，当时该杂志是为了给谭其骧先生作庆寿纪念，要出专号的，但寄去晚了，经过谭先生审阅，评价很高，只好放在下一期。可以说，这份在国内发表的汉文本比日文译本好得多。不过，这篇日文译稿也曾寄给藏史研究先驱者、京都大学佐藤长教授看，他说挺有趣味，写得挺好。

第二篇是我从日本回北京后，在1991年9月第一次北京国际藏学讨论会上发表的《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迹考》。这是在日本时先找到仅留存在日本的克新诗集和有关材料，回国后又经过补充研究写成的。这篇论文在会上得到了预想不到的称赞。第一次北京藏学会，规定的主题是西藏农奴制研究，所以我们学者几乎都围绕这个题目讲。还记得，当时参会的史伯岭（E.Sperling）跟我说，每个人上来都谈农奴制，让人听烦了。当时，录音条件和字幕条件都不好，我只是大体说了说。这次会议来的人不少，日本方面有石滨裕美子，捷克有高马士（J.Kolmas），美国有范德康和史伯岭等。会后吃晚饭的时候，他们都来祝贺我，说这篇论文谈得好。

第三篇是《明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事迹考》，发表在1994年的《中国藏学》上。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罗熠研究员，他近年深入研究明朝在西藏的主权地位，业绩斐然，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好。

可以说，这3篇文章都得到了一些学者或早或晚的肯定。明初这3位和尚都到过西藏。还有一名从海道去过锡兰的僧人，但缺乏资料，没有办法研究。研究这3个和尚的事迹，算是补充了空白。能够自己找题目来写，我感到愉快。

再一篇就是《（贤者喜宴）明永乐时尚师哈立麻晋京纪事笺证》。在这篇文章上也用了一些功夫。不过，在写作过程中，对比汉藏文材料，使我对使用藏文史料的信心不足了。照理说，僧人戒律有不妄语的一条，可是僧人的传记里时时有夸大其辞的记述，有关明廷对哈立麻的高规格接待等等，下笔都非常夸大。只有用当时的汉文材料对照，才能知道当时的情形。此外，我原本想努力从藏文史料上再下一点功夫，但一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做到。到这个时候，我慢慢才觉得自己应该选择研究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这条路。

第一次北京国际藏学讨论会是由多杰才旦同志领导组织的。由于是第一次搞，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还是用内地会议的形式。开会的时候，大家围成一圈，中国人、外国人都自报家门，介绍自己的研究方向。我就自报说是研究汉藏关系史的。会后联欢，还请学者们上台表演、唱歌。半统战、半学术、半娱乐的一场会议，很有意思。

稍后不久，我读到兰姆（Alastair Lamb）写的《英国与中国中亚》这部书。这也给了我启发。按说起来，历史学者的最高水平应该是像伯戴克（L.Petech）这样，掌握很多的语言文字，能够通过对比不同语言的文字材料，尽可能恢复历史的真貌。可兰姆这本书，用的只是英印方面的档案材料，也写得很好，能站得住。因此，我就想，汉文材料还没好好利用呢，可以先在这方面做点工作，别人能够在藏文等其他材料上再补充，继续研究，这也是一条路。我可以走这条路。

回想起来，多年来的工作尽是集体任务，没有自己的自由研究的园地。从1960年到现在为止，50年来，我一共参加了8项集体大任务，包括《辞海》《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大地图集.历史地图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大辞典》《藏族简史》《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和《西藏通史》，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这些大任务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只好抽时间做。我总感觉，做研究工作，集体项目是重要的，但从人才的培养等方面考虑，领导还是应该给研究者一定的命题的自由。只有对某方面感兴趣，才能把研究做好。

我在清史方面连续用力是从多杰才旦同志领导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的撰写开始的。在写作过程中，陆续地、比较多地钻研了从顺治到雍正这一段的历史。这一段的《清实录》，不管有没有涉及到西藏，基本都看了。虽然也有了《清实录藏族史料》，但我还是把《实录》原文看了。那时候，藏研中心的图书馆还没有《清实录》，就从朋友手里借来看。当时还有一个问题。中心刚成立，就同时规划做两项工作，都上报国务院，得到批准。一项是李鹏年同志领导的、与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合作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还有一个是就是“历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研究”。照理说，应该档案资料大体先印出来，或中心的图书馆有力量协助搜罗有关史籍，再做研究。可是中心在创始阶段，举步维艰，这两个任务却同时开始，所以明清两代历史的研究撰写确有不少困难。关系史研究工程，本来邀请不少同志参加。参与写作的人分散在各单位，我们也订制出大家都可接受的编写体例，等大家把稿子交上来，再由我负责统稿。期间我去了日本，滞留3年，这对工作及参加者的积极情绪不无影响。回来后，收到了各专家的稿件，或写得过于简单，或写的头绪繁冗。因此，多杰才旦同志和我商定不用，全书时代且改为从元朝写到西藏和平解放。这书里清代的一部分，是我补写的。因这时《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初稿将近完成，我也得以使用，对清代西藏历史的知识知道的更多了。同时，请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祝启源同志撰写民国部分，分量不轻。我帮他修改了一下，他很愉快地接受了。这时候，陈庆英同志调到了藏研中心，就委托他写了元明这一大部分，我读稿后未加修改。张云同志也在此时调来，请他分担了清代3章，这样才把全书稿子汇齐。没想到定稿后，稿子交到中国藏学出版社，不知何故，8年多后才得以出版。

我在清史研究方面，不包括集体任务，大致只写了26篇论文。与柳隍祺先生合作的几篇论文，我觉得，一是题目选的比较合适，二是花的功夫比较多。1981年，柳先生已经73岁，我是56岁，我们合写了《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我想这恐怕是国内头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关于这篇文章有2个有趣味的事情。当时，《民族研究》的编辑杨文矩同志委托马大正同志来找我，说文章长了，中间有一段藏文转写可否不要。我说，恰恰需要，不能不要。印上这段转写，就是让大家看，藏文史籍中也是承认有金瓶掣签这件事的。还有一件事，是当时黄颢同志跟我说，你不要和柳先生一起写这写那了，还是好好搞你自己的吧。当时，柳先生跟我的想法是，文章有所为而写，但不要写成像过去文革时候那种大批判的文章，我们只要把事实说清楚了，道理自然就在这里摆着，人们也就不能不认可了。这也就是所谓的“意在言外”，“引而不发”。我有一位中学同学许曾重在社科院历史所研究清史，他看了这篇文章，首先道出了其用意所在，对我说这篇文章谈的是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在学术与现实两方面都明确肯定了清中央主持达赖喇嘛转世。同在历史所清史室的林永匡同志，一次遇到柳先生和我，当面称赞这篇文章“掷地有盆石声”，捷克高马士1991年来华在北京第一次藏学会上晤见时也给予赞许。他们都给我以知音之感。第二篇合写的文章是《第六辈班禅额尔德尼洛桑·贝丹意希生平事迹述评》。这是1982年写成的，可是中华书局后来把它印在《民族史论丛》中，就为时很晚了。中心党组书记江平很欣赏这篇的文笔。第三篇是《清初第五辈达赖喇嘛进京及受封经过》，这是1994年写的。柳先生86岁，我已经69岁了，从民研所调入藏研中心已有7年了。1993年陈庆英同志来京，任历史宗教研究所的所长。他要编辑一本《藏族历史宗教论文集》。我和柳先生商量要支持他，因此就写了这篇。论文集在1996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刊行。后来，柳先生告诉我，陈庆英同志说看得出来这篇文章是下了功夫写的。上面说到的这3篇论文，是写得比较扎实的。至于其他的研究论文，都是在撰写《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和《西藏通史》过程中，附带写的。

1985年发表的《关于琦善在驻藏大臣任上改定章程问题》一文，用那时新出版的张其勤《清代藏事辑要》来对照《清实录》与《清史稿·藩部传》的有关记载。我不同意清末驻藏大臣联豫与《藩部传》批评琦善，说琦善把乾隆时的卫藏章程全部废弃。吴丰培先生对我这个观点不以为然。以后再读《清代藏事纪要》，发现道光二十六年，琦善确曾奏请将前后藏的藏军操防事宜责成噶布伦等经理得到中央批准的记载，而我7年前写此文述及琦善更改训练藏军成例一段，匆促疏忽，竟未加引用，也没有向吴先生承认过失，至今觉得遗憾。

我翻译外国学者的论文不多，只有日本佐藤长的3篇关于明代西藏史的文章，意大利伯戴克用法文写的1篇关于清代西藏的文章。佐藤先生的文章是考据，可以说用汉藏文史料对照，勾勒出明代西藏政治史的基本面貌。伯戴克据汉、藏及法文史料写出清封辅国公首席噶伦沙札汪曲结布的生平，肯定他在道光咸丰时抵抗外国入侵西藏的辉煌功勋。他们两位知识广博，治学谨严，对我研究明清史很有帮助。我的若干篇翻译文字，也都是经过选择，大多脱稿于改革开放之初，用意在供我们参考，庶几有助于改变文革遗留的肤泛议论、不切实际的文风。

从我本人整个的研究工作来看，大部分论文都是集体大项目的副产品，自行选题撰作的较少。明清两代研究成果，发表有前有后，内容的时代顺序参差不齐，可是现在排起来大致有点体系的样子，这确实是原来没想到的。如要我谈写论文的经验，大致是：

第一，一般来说，写作之前，自己先编一个年表或日表来用，把事件的时间前后弄清楚。

第二，要对所研究的问题必读的典籍、史料是哪些，尽力做充分调查，也就是说要有目录学知识。这方面对我来说，倒不太难。明史方面，我从高中到大学都感兴趣，在大学里听过郑天挺先生开的明史的课。对清史也很感兴趣，在大学时，读过孟森先生的《清史讲义》。一般的明清历史知识，还有些基础。而目录学方面，平常都比较留心。有哪些古籍，大致讲什么，大体知道。有些史料不是一下子到手的，而是陆续出版或找到的。比如说，直到1990年以后，国内才开始印出大部头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这一类的书，就是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其他出版社辑录出版的很大部头的书。现在这样的书多起来了，嘉惠士林，给研究者节约时间，提供很大的方便，我使用时，每每由衷地感谢。但是，以前要用这些档案的话，都必须去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原档，又不知道如何迅速查到所需要的材料。在刊印档案方面，台湾比我们起步早，先出版了清代满汉档案方面的书，但我们当时利用不方便。北京图书馆也存入一些台湾方面出版的史料，最早借阅手续繁琐，好像台湾印的书里面有很多不该随便看的东西似的。如看的是多卷本大部头的书，弄不清楚所需要的资料究竟在新印的哪一册里，而又不允许一次全部借阅，就需要反复索借多次，图书馆服务的同志就不耐烦了。那时候，为了查一个资料，藏研中心的图书馆没有，北京图书馆又不好借，真是没有办法。有几次，我都是去中国书店查，那里是把书都排在架子上，找到后抄一下就行，如研究清初第五世达赖喇嘛来北京的住处，需要参考《鸿雪因缘图记》，我就用了这个办法去查的。我们中心图书馆现在很像样子，刚开始时书很少。

第三，历史学论文的关键部分需要引证原文，一定要仔细地研读原文，千万不要误解。应尽可能使用整理原始史料，恢复出当时历史事件的面貌，尽可能少发表议论和评论。另外，虽然读了很多材料，或有很多心得，可是，如果它们与文章的主题比较远，最好把它变成小注，或者写为附录，或者留着以后再用。千万不要都收在文章里。如果有意卖弄博学，这就不好，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文章初稿写出后，自己应多次审改，这是人生乐事之一，一种享受。有时候，文章写完后，搁一段时间再读，发现自己写得不好之处，内容文字都应再作几次调整修改。这样，“知一重非，进一重境”。发现自己哪里不对、不合适，加以改正，文章与人就一起进入了新的境界。

第四，写历史学方面的文章，一定要写得简要干净。这恐怕是起码的也是最高的要求。最好能做到不是同行的人也能看得下来。我认为，一切文章，无论是古文或者现代的语体文，写得清楚明白才是最好的。过去的人说，文章写得好，应像日光一样明亮，玉石一样洁净，清泉一样透彻见底。写到这样的境界才好，因它反映作者思维的清晰和条贯。要下大力做到这一点。至于其他个人风格，那在以后形成也不迟。

第五，在历史研究上下功夫的话，就一个题目深入探讨是必须的，但也要有全局性的了解，也就是所谓普通的历史知识，以求做到能够融会贯通。这需要多年的积累。过去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得书不易，只能杂乱地读，杂乱地积累。现在有些名家的书，不难到手，细读一两部，对我们帮助很大，就节约时间了。如《万历十五年》这样的书，写得很好，引人入胜。虽然只是说明代的万历朝的事，但一代制度也交代清楚了。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也应读读。至于清朝的历史，我不知道有什么书好。孟森先生的《清史讲义》可以看。他主要对清的开国，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雍正帝残害手足等写得比较多。现在国内出版的书，我看的很少，粗粗感觉一般教科书的意味比较浓，读了没有多大趣味。美国那几位研究清史的学者的书倒可以读一读，如史景迁的《曹寅与康熙》等等。《剑桥中国明代史》《剑桥中国晚清史》，也都可以看一看。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收入的主要是清代人物，也包括几名明末人物，由许多中外专家合作分条撰写。恒慕义这本书，条文不长，不仅讲名人的生平，还涉及传主生活上的事情，如他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他的家族事情等等，包括了些许逸闻琐事，读来有趣味，而且，读一个人的条文，也可以利用其提供的线索，再研究其他一些人和事。这样的工具书，平日闷着没事的时候，可以随手翻一翻。这样就感趣味了。

除了极少数天才，一般人不可能读书一遍就不忘。但只要志趣纯正，对某方面知识感兴趣，想深入探索，有韧性、有耐心，日积月累，点滴的知识就渐渐化为自己的血肉。如同树木，善于培植，它就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

我们做学问，模糊记得朱熹说过要“凡百放低”的话，也就是要求学者“一切放低”。从小到老，要时时夯实自己的学识基础，要时常温习读过的好书和基本读物。一直要谦虚，切忌虚骄。因为，从写文章说，要出现硬伤的话，较少在专门研究的问题上，而多是在泛论上，在一些基本知识上。读外文书也是这样，难的不是专业词汇，而是一些普通的字眼没弄清楚，理解出错。如翻译，最好在全文译出后，再仔细看几遍，发现中间有的话同上下文隔阂不通，或全不合情理，这就该深思反省了，这里未必是作者之过，而多是自己根本没有懂，甚至以己意为之。所谓“一切放低”，就是要重视根本知识和写作修养，这是基础、是最关紧要的。

至于其他一些怎样做学问，怎样遵循学术道德规范问题，我有一篇《做学问与做人》的文章，刊登在2006年的《中国藏学》杂志上，在此就不多说了。

最后，瞻望藏族史研究前途，恐怕以后要靠新的档案的公布、新的考古发现的推进，没有这些，前进恐怕比较难了。对于研究藏族历史的人来说，最好也要对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考古学等方面有稍多的理解，最好怀有成为多面手的意愿，以历史为自己的专长，其他方面也有些造诣，这样就不至于死抱着一棵树。

我觉得，大凡一个人衣食无忧，得以专心于所爱的学术，力求深造而求有所贡献，得到这样的机遇，在茫茫人海中已是幸运儿了，真应该珍惜，与时俱进。另外，对于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人们来说，应该有中外学术史的一般知识，且了解我国学术界的实际情况，给研究人员以充裕的时间。没有充裕的时间，不能自由独立地研究和思考，全体学术水平的提高就比较难，著述上炒冷饭的现象，也就难于避免。

我们每篇文章都能要有新的认识和新的材料，这样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