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
时间：2020-11-23 07:53: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焚书是可靠的史实，史料来源于《奏事》。坑儒是三重伪造的历史，其第一个版本是收入于《说苑·反质》的历史故事，第二个版本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其定本是《诏定古文尚书序》。焚书坑儒，是一个用真实的焚书和虚假的坑儒巧妙合成的伪史。编造者，是儒家的经师，编造的时间，在东汉初年，编造的目的，在于将儒家的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们塑造为殉教的圣徒，为儒学的国教化制造舆论。
关键词：焚书；坑儒；三重伪造；卫宏；班固；儒学的经师
前几年，我在写作《秦帝国的崩溃》的过程中，注意到一个问题，《史记》关于秦始皇的记载，有太多的缺漏、错误和不实，我无法使用现在版本的《史记》作史料去复活一个真实的秦始皇。今年，我出版了一本新书《秦始皇的秘密》，围绕着秦始皇的亲族关系作了系列探索。在写作该书的过程中，我对有关秦始皇的史料、研究和评论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整理，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意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须要重新编撰，有关秦始皇的历史，须要推倒重来。
《秦始皇的秘密》这本书的底稿是电视讲座稿，为了使非专业的视听者听得懂，我以学术论文的内容和思维方式为底本，尝试用破解历史疑案的形式(历史推理)作了通俗的表达。不过，学术问题的解决，最有力的武器和最好的表达形式，无疑是学术论文。在本文中，我将书中曾经提到的一个历史疑案，焚书坑儒的真伪问题单独抽取出来，作一学术性的论证。
千百年来，有关焚书坑儒的议论和批评，如汗牛充栋，近代以来，学术界对于焚书坑儒的研究，有了深入的进展。概观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焚书和坑儒的原因、范围和历史评价的探讨上面。就笔者的管见而言，这些相关的议论和研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承认《史记》所记载的焚书和坑儒(或者是坑方士)是可信的史实。然而，《史记》中有关焚书和坑儒的记事是否可信的史实，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这个问题，既牵涉到《史记》的可信度的问题，更牵涉到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史书、史料与史实间的关系的问题。就笔者的孤陋寡闻而言，从一种明确的历史认识出发，1.首先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关焚书和坑儒的记事，作为历史学家所编撰的史书来看待；2.进而向前一步，具体地考察司马迁究竟根据何种史料来编写史书中的这两条记事；3.进而再向前一步，在史书，史料和史实间的关系中考察焚书坑儒的相关研究，我还没有见到。基于这种观察和思考，有鉴于此，本文拟对焚书坑儒这个老话题，从新的角度，再次作一考察。
一、《史记·秦始皇本纪》焚书记事的可靠来源
焚书和坑儒，分别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和三十五年条，是发生于不同年份的事情。
关于焚书，在记事的可信上没有大的疑问。不过，《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焚书记事的史料来源，仍然有进一步追究的余地。《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焚书的记事如下：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成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日：“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惠。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始皇悦。
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日：“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
丞相李斯日：“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令，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AT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制日：“可。”这段记事，时间明确，秦始皇三十四年。地点清楚，咸阳宫，秦的朝宫。主要人物有名有姓，官职称号逐一交代，博士仆射周青臣，博士淳于越，始皇，丞相李斯。事情的进展脉络分明，咸阳宫酒会上出现争论，始皇帝交由廷议讨论，丞相李斯上言，始皇帝裁决，完全符合秦汉时代廷议奏事以及法令产生、颁行的程序。文中“丞相臣斯昧死言”，“制日：可”的用语，正是秦汉诏书之一种，制书的标准用语。所以说，这一段记事，从内容上看可以说是相当可信。同时，从形式上看，也是一段典型的秦汉时代的上奏文。
《汉书·艺文志》春秋类有“《奏事》二十篇”，班固自注：“秦时大臣奏事，及石刻名山文也。”《奏事》这部书，是有关秦帝国的可靠的官方史料，两汉以来，一直藏于汉政府的档案馆。西汉末年，刘向著录于《七略》，东汉初年，班固著录于《艺文志》并加了注，他们都是亲自见过这本书的。《奏事》这本书，司马迁在担任太史令和中书令的时候，不但仔细阅读过，而且将其作为编撰《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基本材料之一。《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焚书的上述记事，其史料来源，应当就在这里。
焚书作为秦政府颁行的一项野蛮的文化政策，自有其思想和政策来源。我们知道，秦国长期奉行法家路线，商鞅辅助秦孝公变法，就曾提出过焚书的建议。《韩非子·和氏》载：“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但商鞅的焚书建议被实行一事，史书没有记载，也没有可靠的旁证，当是秦孝公没有采纳。秦孝公没有采纳的焚书政策，秦始皇采纳了。李斯所建议的焚书政策，其思想和政策的渊源，正可以在商鞅那里找到渊源。
关于秦始皇焚书一事，西汉初年的政论家贾谊在《新书》中多次提起。《过秦上》说：“(始皇)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过秦下》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对于焚书所造成的典籍佚失的后果，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时候有切身的感受。他在《史记·六国年表》序言中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他的这段感慨之言，是就焚书事件后果的直接证言。这些年来，新出土的文物，也为秦始皇焚书一事提供了旁证。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焚书记事，其史料来源于纪录秦王朝大臣奏事和名山刻石文的史料集《奏事》，相当可信，秦始皇焚书这件事情，思想源流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