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词汇的跨文化碰撞与融合

摘要：文章从不同语言碰撞与融合的角度，讨论了如何看待语言词汇发展和变化的问题。作者认为，外部的行政命令可能会使不同语言的词汇碰撞与融合延宕，使某种语言的词汇暂时得到“保护”，然而，它无法制止不同语言间必然发生词汇的碰撞与融合这一总体的发展趋势。只有在不同语言的交流中，而不是在真空的保护下，具体的某种语言和它的构成词汇才可能健康地发展。

关键词：语言；言语；跨文化传播；改口令

中图分类号：H0-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2-0144-05

世界各种语言，不同的语系、语族、语支之间，其词汇的碰撞和融合自公元前后人类的语言呈现种数减少趋势以来，一直处于不断自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很多生命力不强的语言消失了，一些本来显得不起眼的语言，随着操这种语言的民族的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性的主导语言。外部的强行命令可能会使不同语言的词汇碰撞与融合延宕，使某种语言的词汇暂时得到“保护”，然而，它无法制止不同语言间必然发生词汇的碰撞与融合这一总体的发展趋势。只有在不同语言的交流中，而不是在真空的保护下，具体的某种语言和它的构成词汇才可能发展、演变。如果某种语言的词汇真的被另一种语言的词汇所替代，甚至这种语言本身消失了，除了在文化保护的意义上值得述说外，只能怪自己的生命力不强。

我们所以关注这个问题，直接起因是2010年4月广电总局向央视等媒体下发的一个通知。该通知要求非外语频道的主持人在口播、采访时，以及屏幕显示的文字，不得使用外语及其缩略词。据《光明日报》的记者了解，此项“改口令”是为了提倡使用汉字，让更多的观众能看得懂、听得懂电视和广播节目。

这条消息一时引来传统媒体和网络的热议，多数人提及NBA（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F1（一级方程式锦标赛）、CCTV（中央电视台的台标）等常用英文名词的缩写词。支持者认为，新闻从业人员应从社会责任感出发，从维护祖国文字纯洁性的高度，努力减少汉语播报中的英语缩写词。反对者认为，新词的出现和中外语言的交流是个互动的过程，不能通过行政机构发布命令的方法干预这种互动过程。中立者表示，这个“改口令”造成汉语表达繁琐，不支持；因为涉及保护（自身）文化，不反对。细看讨论中的各种议论，其中存在诸多概念不清、讨论偏离主题等问题。

“改口令”的初衷是好的，如果作为传媒内部根据具体情形提出的非强制性的“导向”要求，是适当的。现在的问题在于，把软性要求（或者说弹性要求）变成了行政规章。行政规章属于法规，法规的要求是刚性的。语言的交流，词汇的使用是文化现象，采用法规的方式硬性禁止或推行，而不是采用语言学的学术方式或传媒业界的自律方式来调控，结果可能适得其反，造成自身语言词汇的贫乏无力。

本文定稿之时，又看到2010年12月新闻出版总署下发的通知，要求中文出版物“禁止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禁止生造非中非外、含义不清的词语；禁止任意增减外文字母、颠倒词序等违反语言规范现象。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和科学技术术语要按有关规定翻译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知说，要将这一要求纳入日常审读范围及出版物年度审批考核。这段禁令中的后面几个意思，诸如生造、含义不清，任意增减和颠倒等，要求禁止是合理的，但是将“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的现象，与这些明显不对的做法并列为禁止之列，就有些不通情理了。定语“随意”在执行中是无法确定的，带有太强的主观色彩。行政规章的文字特点之一，在于表达的内涵要能够操作。要求一律将外文转换为中文，其实是不可能的，应针对不同情况而做出有区分的规定。

对此的反馈意见谈到：语言的变化包括中外夹杂，应时代发展和使用需要而产生，强制转换中文是不现实及不合理的。互联网的网址是拉丁文、汽车的车牌中有拉丁文，没法中文啊！互联网中好多字是字母简称，很多出版物从互联网上直接引述，“腾讯QQ”怎么转换？

有鉴于此，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语言词汇的形成与发展。

一、外来新词语的汉化模式之认知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对于新词语的研究热潮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在50年代，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提出了“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口号；另一次是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当时人们比较开放地接受了大批外来词。这次的“改口令”可以说是50年代那次潮流在英文（严格地说，应该是“拉丁文”，英文只是诸多使用拉丁字母的文字之一）缩写词层面上的回光返照。

拉丁文缩写词又叫字母词，对汉语来说属于外来语；在汉语体系中，属于汉语中夹杂的新词新语。英文缩写词形成的背景，最近的，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最初的80年代。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与世界的交流处于封闭状态长达30年，普通词汇中反映中国特有情境下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较多，反映当代世界经济、商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新词汇很少。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主要拉丁文字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优势，以及拼音语言自身的优势，英语（还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作为重要的国际性语言成了汉语外来词的主要来源；近些年来传播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外来语在汉语中出现的频率呈几何级数增长。如何看待这种情形？我们先从新外来词语的分类说起。一般来说，外来词语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音译词语，即直接借助外来词的读音翻译过来而成新词语。如沙发、托福（TOFEL）、席梦思（simmons）等。

2.音意兼译词语，即词语的一部分借助外语的语音翻译过来，另一部分在结合意义找出一个相应的汉语语素组合而成一个新词语。如艾滋病（AIDS）、保龄球（bowling）等。

3.意译词语，即运用汉语合成词的构词规律，将外语词按语义翻译过来而成新词语。如代沟（generation gap）、复印（copy）等。

4.半借型词语，即一部分将英语词读音中的代表语素用字母代替，另一部分再结合语义找出一个相应的汉语语素组合而成新词语。如BP机、SOS村等。在半借形词中，还有一部分是日文的借形词，如上班族、鞋屋等。

5.全借形词语，即新词语完全由外文字母组成，这些字母均为所借外语词中的代表字母。如WTO（世界贸易组织）、NBA（美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1］

汉语中的字母词，应该看作是汉语的特有术语，是外来词汉化的表现。世界上各种文字（尤其是拉丁文字体系的文字）中都存在，并且越来越多地存在着外来词汇和某些词汇的缩写，只是因为都是拼音文字，看不大出来。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的现代象形文字体系，其中夹杂着少量拼音文字的拉丁字母，显得有些扎眼而已。

其实，字母词除了外来词外，还有很多是中文词的拼音缩写，例如：GB（国标）、HSK（中国汉语水平考试）、PSC（普通话水平测试）等，它们不是“西文”或者“外文”。［2］也就是说，不能把拉丁字母的缩写纳入汉字行文这种现象，简单地视为语言的不“纯洁”。

任何语言都是与外来语碰撞和融合的产物，没有真正纯洁的语言。英语400年前的词汇极为贫乏，语法很不完善。现在的英语词汇每年都在增加，是400年前词汇的不知多少倍，对最初的英语来说，新增的词汇几乎都可算是“外来”的，甚至连语法结构都借鉴了其他语言的。如果英语要捍卫自身的纯洁，只有回到斯图亚特王朝去了。

上面的分类，实际上展示了外来词的汉化过程。汉语在吸收外族词语的过程中坚持的首要原则是意译，对原语言库里没有的事物，甚至专门造了字，例如：袈裟、茉莉、玻璃、咖啡等等。而字母词不遵从这样的翻译原则，有违于外来语“汉化”的传统趋势，所以总能引起人们关注。其实换一个思路想问题，拉丁文字的缩写词融入汉语中，本身亦是一种汉化，而非“英化”。拉丁文字里也有从汉语直译或转译的词，从来没有听说过人家要为此纯洁英语或法语、德语，他们不怕汉化，我们怕拉丁化或英化干什么？

汉语中融入了很多其他语言的词汇。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大量西域的词汇融入汉语；唐代，又有大量佛教经典的词汇融入汉语；百年前，中国光是从日本引入的日式汉字词汇就有上千个，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抵制这种引入，为什么拉丁文字词汇的缩写语来了，就感觉危机了呢？只是字形不同而已。

二、语言的生命力是国家实力的隐喻

拉丁文字缩写词的广泛使用，与主要拉丁文字国家在经济、科技上所占据的优势地位是分不开的。从语言学的角度上讲，语言的发展遵循经济的原则。一个语言片段使用频率的高低决定了它简缩价值的大小。使用频率越高的词语，人们越要求其简短，这就是拉丁文字缩略词存在的意义。当这些外文缩略词在约定俗成的力量下，融入到我国的汉语体系当中，成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的时候，如果再用刚性的规范硬生生地将其剥离，势必会引起语言真正的主人——民众的不满。正如胡适所说：“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促进语言文字的革新，须要学者文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他们的改革方案，给他们正式的承认。”［3］

2000年，《剑桥语言大百科全书》的作者大卫·克瑞斯坦（David Crystal）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对其中有确切资料的6059种语言按各语言使用人口进行了统计排序。结果显示：使用者超过1亿人的语言有8种，依次为汉语、西班牙语、英语、孟加拉语、印地语、葡萄牙语、俄语、日语。［4］

但我们也要知道，当今世界上大约有6千种语言，英语是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70多个国家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半官方语言，3.8亿人以英语为母语；约有16亿人以某种方式使用英语，占世界人口的近1/3。全世界80%的电子信息用英语储存，因特网上80%多的内容是英语。［5］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必须正视英语的强势。这种强势的背后不仅是各自的文化力量，更是经济和科技创新的能力。因此，国力强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自然就拥有高势，汉语会流向他国，通过语言的碰撞而渗透到他国语言中。

三、语言的纯洁与民族特性的表达

1.如何理解“语言的纯洁”

语言的“纯洁性”不是一个新口号。列宁、毛泽东都曾谈及本国语言的纯洁性问题，他们撰写的文章成为谈论这个问题的理论依据。例如列宁1920年写的短文《论纯洁俄罗斯语言》。列宁写道：“老实说，如果滥用外来语使我痛恨（因为这使我们难于影响群众），那么在报上写文章的人所犯的一些错误就简直把我气坏了。”［6］

列宁说的是一种什么情形呢？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缺点、错误”这个意思，本来俄语中已经有三个同类的词可供使用，现在却有人非要把拉丁语中这个意思的词音转换为俄语发音，来指称“缺点、错误”，令不少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另一个是有人把法语“生气、发怒”的词音转换为俄语发音，却又不是在法语的原义上使用，而是把它当作“激起、打搅、唤起”的意思来用。正是这种情形，使得列宁生气了，因为“这使我们难于影响群众”。显然，列宁所说的纯洁语言，反对的是脱离群众的某些文化人使用外来语的炫耀。

1951年6月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是由毛泽东亲笔修改的，基本可以算作他的著作。毛泽东谈到“纯洁”语言的思想，来源于列宁的那篇文章。［7］毛泽东说：“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8］显然，毛泽东反对的也是语言脱离人民的生活。

列宁和毛泽东所说的语言纯洁性，主要是反对生硬地、不与人民生活相联系的滥用外来语或自造别人不懂的词汇，而不是反对在生活中吸收外来语。现在外来语的使用，主要不是精英在语言上脱离群众的问题，而是对外开放以来，年轻人通过广泛的中外交流带进来过多的没有消化的词汇，使得另一部分人（以中老年人为主）无法听懂。词汇不经消化的引入，确实是一类言语不“纯洁”的问题，教育部每年发布的新词汇中，九成是多数人难以理解的。这种现象，需要另文来讨论。

这次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要求语言纯洁的通知，初衷是好的，但对语言“纯洁”的理解，与列宁、毛泽东所要求的语言纯洁的内涵有所不同。就前者对语言“纯洁”的理解，一位外国人反问道：“中国说要保持汉语的‘纯洁’，这从另一个角度讲不就是要与世界隔离吗？”［9］

2.语言纯洁和言语纯洁

这个问题进一步，涉及到语言纯洁和言语纯洁的不同概念。

对于语言和言语这两个概念的界定，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说法已经得到公认，即“在我们看来，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它是使一个人能够了解和被人了解的全部语言习惯。”［10］也就是说，他认为语言是集体的，而言语是个人的，两者要区别对待。如果将这句话同“纯洁性”这个词结合起来，我们进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语言的纯洁性，是事关全语言社会集体的问题。语言的纯洁，仰仗语言社会的集体力量，得通过语言系统自身利益的运动来实现。而言语的纯洁，属于个人的行为。同样的语言，不同的使用者由于自身知识结构，以及说话时从众、从优的语言认知心理［11］等因素，会出现“纯洁”的言语和“不纯洁”的言语。“改口令”批评的行为，更多指向的是言语的不纯洁，而不是语言自身的纯洁问题。

汉语是一个成熟的、稳定的、开放的符号体系，这一点在语言学界是达成一定共识的。判断一种语言是否纯洁，不能把表面形式的“纯洁”当成判断依据，例如这样的认识便有些不妥：只有全部用汉字来进行表达，汉语才是纯洁的。

在世界各民族语言交往的舞台上，学会融合其他民族的语言成分，同时也积极输出自己的语言成分，本民族的语言才能获得生存。民族的交往必然会伴随着词汇的跨文化碰撞和融合。一种语言如果能够吸纳包括英文缩写词在内的外来语，恰恰说明这是一个具有包容力的语言体系，而具有包容力的语言体系是具有活力和生命力的。一个民族需要通过交往求得生存，一种语言也需要通过“交往”求得发展。

3.民族特性与语言

英语的全球扩张引起了很多非英语国家的警觉，这些国家也采取了一些类似这次“改口令”的做法。其中表现得最为激进的当属法国。进入20世纪之后，英语旋风愈演愈烈，19世纪曾是世界第二大外交语言的法语却备受冷落。为扭转颓势，法国曾不惜每年花费10亿美元用于海外的各种援助项目，以拓展法兰西文明和法语空间。［12］但效果甚微。

与法国的激进相反，日本在吸收外来语方面则表现的比较宽容。几年前，一位美国学者曾对汉、日两种语言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吸收外来词的情况进行对比和评估后认为：日语中外来语的数量和比例都远远超过中文中的外来语。［13］如果从语言的内部找原因，那是因为日语中表音的片假名系统很适合直接音译，而汉字的表意性更适合意译，所以日语中的外来词总量大大多于汉语中的外来词，如果从语言外部找原因，那就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有向西方学习的传统。这样说来，日语比汉语的外来语多这个结果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对待这个语言学的问题之所以采取不同的措施和看法，与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以及历史积淀下的民族性格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把这个问题单纯的当做语言学的问题去看，那么采用语言学的学术方式或传媒业界的自律方式来调控，是合适的解决方式。如果把这类语言问题上升到攸关民族存亡的高度去理解，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否会消亡，从语言的外部环境上来看，是与这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经济实力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本民族语言的使用、教育、保护都依赖于经济条件。而且经济因素确实也是导致很多语言消亡的重要原因。［14］我们不难发现，语言的表达或民族性的表达，其实是一国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文化力量的呈现。

四、言语与规范之间需要妥协

从时间的维度上来看，言语的发生在前，规范的作用在后。言语的发展速度一定快于规范出台的速度。对新词新语的规范也不例外。1987年底，在北京西山召开的我国第一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上，语言学的学者们就曾对词语的变异与规范化的关系展开了讨论。不少学者认为，新词语新用法的不断出现，是语言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评判某个新词语的优与劣，滥与不滥，应持变化发展的观点，不能简单化、“一刀切”。

陈原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用系研究生的一次讲课中指出，新词新义冲击着语言的规范化，从这个意义上，新词新义是非规范化的产品，但是不能一提到语言规范化，就把一切非规范化的成分看成完全消极的东西。新词新语的规范化是一个复杂的难度较大的系统工程。

其实，言语与规范是两种不同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两者之间的斗争似乎你死我活。若换一种角度看，我们若不能改变两者的对立，却可以通过价值层面上的某种共识，来改变现状。如果这两种力量可以采取非斗争而是协商的方式进行合作，那么结果肯定比现在好很多。然而，这种价值层面上的共识，是要通过双方做出妥协才能达到。一般说来，要求规范的一方应该做出更多的妥协，因为言语的变化不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说的算的。规范的目的如果真是为了语言整体健康发展的话，那就应该在把守基本语法和修辞规则的基础上，以学术探讨或传媒业界自律等弹性的而不是刚性的方式来控制言语的变化，做到刚柔并济，因势利导。

国家在处理言语变化这类属于自然发生、发展的问题时，要意识到：语言真正的主人是民众，语言的功能是沟通。刚性的行政措施可能会在直接控制的领域或单位扭转或抑制言语的变化，但很难在整个社会层面力挽狂澜。这次“改口令”最终的不了了之，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

传播科技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一场革命，它不仅为民族间的交往带来了便利，也加速推进了社会信息化的进程。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及时获取信息的能力，就将失去生存下去的条件。语言是信息传播与交流的工具。不同民族在进行沟通和协商过的程中，常常会发生言语跨文化传播的现象。不同语种的词汇在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也常常会发生碰撞和融合的现象，这是语言得以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陈小燕.汉语新词新语的文化考察［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2］刘涌泉.关于汉语字母词的问题［J］.汉语文字应用，2002，（1）:86.

［3］转引自香港《词库建设通讯》总第3期.

［4］徐世璇，廖乔婧.濒临语言问题研究综述［J］.当代语言学，2003，（2）:133-148.

［5］赵伯英.语言帝国主义和语言冲突［J］.理论前沿，2000，（10）:24.

［6］《列宁全集》第2版38卷53页.

［7］王希杰.语言的纯洁性和言语的纯洁性［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33-34.

［8］《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406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9］中新网.汉语出版物禁止随意夹带英文单词引争议［N/OL］.2010年12月23日.

［10］［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3:115.

［11］杨绪明，杨文全.当代汉语新词新语探析［M］.汉语学习，2009，（1）:102.

［12］任荣.论英语帝国主义背景下的汉语纯洁性［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84.

［13］张德鑫.“水至清则无鱼”—我的新生词语规范观［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118.

［14］徐世璇，廖乔婧.濒临语言问题研究综述［J］.当代语言学，2003，（2）:145.

（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