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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成为世界政经秩序积极主导力量的必要条件和路径选择

    时间:2021-01-21 07:52:3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未来中国成为世界政经秩序积极主导力量是时代的要求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该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是“殖民主义的衰落”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这两点外因与“中国自身在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发面协调发展”这一内因同时具备。在“天时、地利、人和”兼具的前提下,在外交、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各方面采取协调发展的战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路径,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世界政经秩序;积极主导力量;必要条件;路径选择;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017-02

    引言

    世界性经济危机往往导致国际政治动荡和国际格局变革。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促进了世界多极化进程,推动了国际秩序改革,并孕育着新的发展模式。关于中国在未来世界新秩序格局中的权重问题,中外专家众说纷纭。有的专家认为,世界政治格局的大变化的趋势是世界重心东移;有的专家则认为中国很难拥有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必须高度警惕国际资本的经济渗透和战略围堵。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蓝普顿从军事、经济和文化三个视角分析了中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客观分析了中国的发展给周边国家和世界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认为这是一个尚不明朗的问题[1]。

    这些观点或强调外部条件的具备,或强调中国自身在政治、经济方面应采取的策略,而全面论证这一命题的内外部条件,同时关注中国未来全面发展战略的论辩相对很少。本文认为,应辩证地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分析中国发展所必须的条件,在政治和经济战略的基础下,给予中国外交和文化战略同样的重视。

    一、中国成为世界政经秩序积极主导力量的必要条件

    (一)外因:殖民主义的衰落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

    1.殖民主义的衰落

    随着殖民主义的衰落,国际旧秩序向新秩序转变的周期呈现出越来越短的趋势。经济、技术、资本的发展和变化呼唤着多国共管的现代国际新秩序[2]。这样,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中华民族加入主导国际新秩序,不仅是时代进步的需要,而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沿着和平、民主、共同发展的路径走来的中国最有资格参与建立这个国际新秩序。世界历史已经证明,靠殖民、霸权、战争和掠夺取得与维持国际秩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有像中国这样,对内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自强不息、加快发展,对外尊重主权、和平共处,才能够建立有利于世界各族的国际新秩序。

    2..经济全球化的深化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全球化从经济领域逐渐扩大到政治和安全事务领域。西方的“新干涉主义”力图在全球化中找到理论依据。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能自动带来公正合理的国际政经新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是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长期的过程,需要摆脱霸权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控制,需要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对发达国家构成制约,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拥有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

    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也有义务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应有的贡献。一个有利于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国际新秩序,不但可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还将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更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二)内因:中国全方位的协调发展

    当今世界大国主要是通过软权力来发挥作用的。软权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软权力来自文化、知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优势,范围十分广泛[3]。以此衡量,中国尚不具备全球性大国的资格,因为软权力与经济实力并非同步增长,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既有可能把周边国家吸引过来,也有可能把它们推入别人的怀抱。

    显然,稳定的周边环境与世界秩序是中国成长为世界新兴大国的必要条件。而世界大国和潜在世界大国的意图与作为,又是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历史性抉择对塑造世界新秩序影响重大。国际关系学认为,一个新兴大国只有两种选择:或当改变国际体制规范的挑战者,或当世界领导者的追随者与伙伴。中国在现阶段不应充当挑战者的角色,而做追随者对于中国来说难以接受也行不通。既然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么只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各方面协调发展以期更好的机遇。经济上,深化改革、继续开放,积聚财富与力量。政治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上,塑造大国形象,积极开展人权对话,在全球价值观方面达成共识。军事上,成为东亚地区一体化的领头羊,积极探索地区安全保障模式,参与国际立法与执法,在联合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文化上,成为世界文明主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高度警惕各方面让中国边缘化、孤立化的图谋。

    二、中国成为世界政经秩序积极主导力量的路径选择

    (一)外交战略:奉行“积极作为”的外交哲学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广泛深入地开展多边外交和多角合作,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方面主动发挥作用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方式。

    首先,应同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保持良好经济合作关系,不以意识和社会制度站队。其次,同俄罗斯、韩国、朝鲜、印度、巴基斯坦等邻国友好合作,共同构建和谐的睦邻关系。此外,继续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互相支持、协调配合,使这些国家支持中国成为维护和平和发展局面的坚定捍卫者。这就是“积极作为”的外交哲学,它体现了中国希望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念[4]。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外交战略的底线是“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任何威胁到这一底线的行为,比如“台独”、“藏独”、“疆独”、“南海问题”等等,都必须展现出强硬的态度和手段,决不能软弱退让。

    (二)政治战略:将中美关系定化为建设性的合作者

    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两个大国,两国关系对全球经济、政治、安全等产生着巨大影响。中美关系重要性远超一般的外交战略,应定位为政治战略。

    首先,积极开展战略性经贸关系。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经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而稳步前进,正是因为有了经贸这个压载舱。其次,加强中美在反恐和防扩散方面的合作。作为对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国,进一步深化在防扩散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朝核问题上,更要凸显中美合作的重要意义。此外,加强在联合国的合作。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对于维护联合国权威,提高联合国效率,进而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后冷战时代,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核问题、军备竞赛、跨国犯罪、传染病流行等诸多全球性问题凸显。中美双边关系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经济战略:力争主宰金融证券业

    经济全球化中,金融市场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主宰金融证券业是强者获胜的法宝。次贷危机没有打倒美国,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尽管中国并未通过这场危机跃升为国际政经秩序的积极主导者,但从来不缺防范意识的秩序主导国却正在收紧针对中国的各种防线。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美国加强了针对中国的政经围堵尤其是军事围堵,比如在朝鲜半岛和南海等问题上。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环境不排除恶化的风险。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重中之重是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力争主宰金融证券业。既要着眼于可持续增长,更要切实提升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求得新兴战略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并抓住机遇发展现代服务业,力争培育世界级品牌,占据价值链的高端。

    (四)文化战略:塑造中国良好的文化形象

    “文明冲突论”认为,经济全球化不仅会实现经济上的“双赢”,而且还会带来政治和文化上的“互惠”。批评全球化的人士认为,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好处过多地流向了发达国家。这些异议主要来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可见,所谓的“全球性文化”,很大程度上只是集中各不同文明存在交集的较浅层面上。

    因此,宣传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更有益于丰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维度和内涵。中国应充分发掘文化优势的“软实力”来弥补硬实力的不足,不断扩大中国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向世界各国人民传播“和谐世界”理念。这一理念以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各国共同繁荣为目标,尽管实现过程必将曲折复杂,但却意义极为深远。

    结语

    实现“中国成为未来世界政经秩序积极主导力量”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同时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等内外部条件。天时是指中国要利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全球化局势,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的全方位协调发展;地利是指中国在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与世界各处于战略地位的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开展“积极作为”的外交合作关系;人和是指中国在从容睿智地执行发展战略的同时,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国“不称霸”、“和平发展”的真诚,赢得人心,为实现建立“和谐世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基础。外部条件虽并不能完全被中国所掌控,然而从先在性的哲学角度来讲,内因是决定性的。因此,只要中国自己立场坚定,战略正确,团结稳定,这一目标乃至“中国梦”的实现将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 戴维·蓝普顿.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M].姚芸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2]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3]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4] 张其成.浅析当代中国“积极作为”的外交哲学[J].法制与社会,2010,(21):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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