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党义”混乱及其后果：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参照

摘 要：迈可·曼关于“国家能力”的理论，对研究中国政治颇有启迪。一个政府或政党拥有了国家权力，并非就具备了“国家能力”。国民党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党治国家”，尽管在形式上垄断了国家的各项权力，但是其党义的混乱，不仅致使其内部派系纷争，而且加大了民众对其政权的疏离。国民党国家能力的弱势，终于加快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亡。国民党国家能力的弱势，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刻警示。

关键词：党义;从严治党;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D6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5）06-0118-07

一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学者迈可·曼（Machael Mann）首次提出了“国家能力”这个命题：国家能力就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是國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capacity）。[1]换言之，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在管理社会和国家的公共事务中能够得到广大被管理民众所认可、认同的，并得以有效运作或有效实施的公共权力。一个政府或政党拥有了“国家权力”，并不一定就具备了“国家能力”。“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只有把“国家权力”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各项政策或措施，并且这些政策或措施得到了被统治者（或被管理者）的认可或认同，“国家权力”拥有者（国家的政治统治者）才具备了“国家能力”。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政策措施的认可、认同程度的高低及其范围的大小，就是考量统治者“国家能力”的“大小”或“强弱”的标准。如果统治者对权力的过分痴迷而忽视了民心的皈依，其国家能力势必弱势。

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在分析传统中国政治时，也曾有过一些颇为矛盾的观察：严复以及不少自由主义学者强调在专制主义权力下，人民缺乏自由;而孙中山等人则看到传统专制主义权力下，人民缺乏国家观念，自由太多，国家缺乏对社会的整合与组织。迈可·曼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种似乎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的观察，因为它们所描述的恰恰是传统中国国家政治的两个基本特征，即国家管辖范围的宽泛与国家实际渗透社会能力的软弱。也就是统治者拥有的“国家权力”太多、太大，“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反之，广大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各项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的认同、认可的范围却不大，程度也不高，甚至反感。英国学者约翰·豪（John Hall）也对这一普遍存在于传统帝国的政治现象作过分析，他指出，有的论者强调了“传统帝国”的强大，有的论者强调了“传统帝国”的软弱，其实这两者都是现实存在的，强大表现于它们的宏伟遗址、它们的专断、它们对人的生命的轻蔑——掩蔽了它们的社会软弱性，软弱则表现在帝国对社会秩序无能为力。[2]这种政治权力（主要表现为系统的暴力机器和官僚机构），在缺少有效政治认同的条件下，即使再强大、再专断，也“无力深入渗透、改变并动员社会秩序”，因此其国家能力也是弱小的。

基于“国家能力”的分析视角，我们就可以对国民党政权在抗战胜利后的迅速败亡的根本缘由，得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分析。只要我们仔细分析国民党从1928年年底在形式上完成对中国统一到1949年在大陆统治结束这21年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在中国执政的国民党尽管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党治国家”，尽管在形式上垄断了国家的各项权力，但其“国家能力”始终处于“弱势”状态。至于国民党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漠视，对各地地方实力派军阀“坐大”的无可奈何，在国际上“无外交”的“弱国窘态”，以及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腐败和军事战略战术的错误，不过是国民党政府“国家能力弱势”的具体表现形式。

国民党政权“国家能力”的“弱势”，归根结底是国民党执政能力的“弱势”。早在1939年，蒋介石就意识到了这种“弱势”，他曾多次在党的大会上公开申戒：“我们的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本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3]1215-1218但就是这个“弱势的执政党”，不仅建立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国民政府”，还成天在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高论”，并建立了数量庞大的“党治军队”来维持其独裁统治，甚至还打着“训政”的旗号极力维护一党专政的“党治国家”模式。国民党政权这些 “做派”看似强大，但依然掩蔽不了这个政府“国家能力”的弱势，掩盖不了这个执政党的“弱势”。

人文天地

马业勤：国民党“党义”混乱及其后果：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参照

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除必须具备政党组织、政党领袖、政党社会基础等硬件外，党义、党德、党风等对于政党的兴衰成败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党义，是指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和所奉行的思想意识形态;所谓党德，是指千千万万个政党成员的品质所凝聚体现的政党道德形象;所谓党风，是指全党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在政治、思想、组织、工作、生活等方面体现的态度和行为，并相互感染而形成的作风。[4]国民党“国家能力”的弱势，其表现是全方位的，但国民党“党义”（即指导思想，也可称为“党魂”）的混乱是其重要表现之一，由此也就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党德败坏、党风不正以及党力不振，使得国民党政府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难以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同——显现出国家能力的弱势。

二

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及其所奉行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即党义，实质上是一面向全社会公开张扬的旗帜，它不但起着凝聚自身党力和论证自身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巨大功能，而且还起着吸引民众、争取民众、壮大自身政治基础的强大功用。

在历史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尤其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和顽强战斗力的感召下，大胆吸取了苏共“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萌生了“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党治国家”理念。如何“以党治国”呢？就是孙中山反复强调的“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5]。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在1928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再次强调：“以党治国，并不是说以党员治国，是以党义治国。”[6]

国民党的党义，就是国民党所奉行的三民主义为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只要仔细分析该“党义”，就可发现其自身存在着若干内在矛盾，存在着与现实社会政治状况脱节的弊端。早在20世纪20年代之际，孙中山就宣称三民主义包容的三项内容：英美民主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苏俄革命专政思想。[7]415于是，三民主义的内在矛盾就显现出来了：苏俄革命专政思想与“三民主义”的区别是明显的[8]，英美民主主义思想与苏共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矛盾性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内容含义和相互之间关系的理论阐释也不十分明确[9]。在大革命时期，这种混乱明显地表现在：

其一，提出“联俄容共”政策的孙中山和鼎力支持此政策的廖仲恺等国民党要人，“一方面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鼎力支持，一方面却不得不公开否认共产主义在当时中国之可行” [10]70，这势必造成奉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與实施“三民主义”的矛盾冲突。

其二，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重要阐释者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他对孙中山思想做了如下阐释：“孙中山虽然也主张革命，但主张的是国民革命、民族革命，而非阶级革命。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如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意在消弭并调和可能发生的阶级斗争，而非像共产党那样推动和鼓励阶级斗争。”[10]83戴季陶在宣称上述主张的同时，还宣称“三民主义”具有“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还宣称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政党”[10]82。戴季陶的这些所谓的“权威阐释”，“无异于在党内怀疑和反对‘容共’政策的党员前面扬起了一面政治旗帜”[10]83。这些“阐释”，不仅与英美的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相冲突，而且也与孙中山一度认可了的“联俄容共”政策相冲突，致使戴季陶在共产党人群英并起的口诛笔伐面前，连“招架之功”都难以为继。共产党人批判戴季陶主义的义正词严和戴季陶主义的理屈词穷，无疑显示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弱势。

其三，孙中山逝世后，为了继续坚持其“联俄容共”政策，作为国民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廖仲恺不惜公开指责那些反对“容共”政策的国民党老党员是“名为老党员，实为反革命”，进而导致1925年8月20日刺杀廖仲恺的严重事件[10]85。“廖案”这个代表着国民党上层严重“分裂”的标志性事件，显示了国民党指导思想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1927年“分共清党”后，为了与共产党厘清界线，国民党遂从党义、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将三民主义思想中一切稍带激进和社会改革色彩的内容，统统视做“共党余毒”而抛弃，这样一来，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不仅荡然无存[11]，而且与社会现实状况严重脱节。这就使得国民党党义的混乱就“更上一层楼”。

国民党在其党治文化建设中，戴季陶再次以三民主义权威阐释人的身份论证了孙中山及其学说的“道统”地位，用中国传统文化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全面阐释，赋予三民主义以道德化、伦理化的浓厚色彩。为了替国民党“一党训政”作理论张目，戴季陶还将三民主义约化为“民生主义”，再将“民生主义”具体演绎为“和平建国”发展经济的若干政策。经过戴季陶的再次演绎的“三民主义”，把孙中山大力倡导的“民族独立”、“国民主权”、“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进步的思想内容大大淡化了，这不仅加大了三民主义与现实社会状况的严重脱节，而且招致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严厉批判，也造成了国民党内部诸多党员对“三民主义”理解的歧义和混乱。

为了使“党义治国”落到实处，国民党政府还利用政治手段强制实施“党化教育”：其一，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一系列条例，要求把党义教育课程作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必修课，连大学也不例外。党化教育的举措受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尖锐批评，连胡适都痛批党义教材为“党八股”。其二，国民政府还规定军队、政府、学校务必在每周一举行“总理纪念周”仪式，该仪式除了恭读“总理遗训”、敬礼如仪外，毫无实质内容，徒滋长了众多参加者无可奈何的应付心理，还破坏了中山先生和三民主义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其三，1935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案》，在其“十二条”守则中，充斥着“忠孝”、“服从”、“仁爱”等中国传统道德要求。《守则》毫无民主、自由的时代精神，还同当时中国“急需解决内忧外患”的时代要求严重脱节，仿佛国民党不是一个具有忧患意识的执政党，而是一个恪守传统的道德团体。[7]417总之，在“党化教育”中，“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和进步的思想元素被恣意消解，“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幽灵还时隐时现，这引起了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不满和失望，还成为了中共党人批判其“独裁”、“封建”、“反动”的有力论据。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没能起到“整合社会”的政治认同功用，反而加剧了国民党党义的混乱及其政治统治的危机。

国民党在其党治文化建设中，大力推行国民党党治文化的社会化，其主要措施是大力推行陈立夫的“唯生哲学”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陈立夫的“唯生哲学”将人类社会的冲突的解决，归结为创造财富与合理分配、消费财富等“民众生计”问题，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公开宣扬对“知识”和“真理”的忽视，把“行”鼓吹到极端的至高概念，把“国家”作为“最高存在”，要求全体党员，“抱定天下为公的民生哲学……发挥我们的良知良能，决心力行，充其行之极致，就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亦是甘之如饴，无所畏惧”[12]。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的目的，就是把无条件地接受和执行国家意志而“力行”作为党员与公民的神圣义务，这实质上是对公民的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基本权利的剥夺，是对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和英美民主主义思想的严重侵蚀。

为了推行国民党党治文化的社会化，让党员乃至全体公民都无条件地“力行”国家意志，蒋介石在1934年的“剿匪”战事倥偬之际，发起一场以恢复“旧道德”为中心的“新生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国民政府废止了在成立伊始颁布的“禁止祀孔”条令，公然提倡“尊孔”、“保存国粹”。国民党政府这种在国家政策上的前后对立，中断了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削弱了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靠政府强制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成为了一场遗笑于世的闹剧，暴露了国民党“党治文化”的“粗糙”和“党义”的浅陋。

上述各点，足以窥见国民党“党义”的混乱，这既无益于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和整合，还大大妨碍了广大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对国民党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同，甚至还成为了政治对手群起批判的“众矢之的”。“党义”显然没能起到论证自身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功用，没能起到对本党党员“党力”的凝聚作用，没能起到对当时已经严重对立和撕裂的中国社会的弥合作用，反而加大了社会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疏离、恐惧与对抗。

三

一再标榜“党义治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其执政的22年中，难道不清楚国民党“党义”的混乱吗？难道不清楚国民党“党义”的混乱所招致的不良后果吗？

要说蒋介石集团对本党“党义”的混乱以及所招致的不良后果，是完全清楚或完全不清楚，都失之于简单或绝对。比较准确结论应该是，蒋介石集团对本党“党义”的混乱以及所招致的不良后果缺乏应有的重视，尤其缺乏如何解决、如何克服这些“混乱”的有效措施。

如果我们对蒋介石集团在其22年的执政境况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到蒋介石集团在22年的执政中是“战事不断”，这既有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内斗，又有国共两党之间殊死争斗，还有共御外侮的抗日战争。靠军事起家又一直忙于军事争斗的蒋介石集团，痴迷于对军权的掌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难免忽视。连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都认为，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无足轻重，“天下事都可以武力了之”。[13]224由于整个统治集团迷信于军权掌控，忙碌于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的军事争斗，致使在三民主义的理论建构和国民党党义建构方面毫无建树：国民党没有专门的理论研究部门、没有高级专家对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党义作学理性或政策性的深入研究;国民党政府的若干政策宣传和具体施政不仅与三民主义和“党义宣传”严重脱节，甚至还明显对立，这就更加剧了国民党“党义”的混乱[7]418-421;国民党“党义”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是，“它无法在操作层面上，创造出既可以直接为执政党政治目标服务，又有深厚的理论背景作为支持性条件的鼓动性的政治口号”[7]421，尤其缺乏如何解决工农大众“民生”问题的政策措施，使得国民党的“党义”和理论宣传不具备整合社会、凝聚人心的功效，在共产党人的理论宣传和理论攻势面前往往是窘态频出。至于如何解决、如何克服党义“混乱”的有效措施，在战火不断的军事争斗中只能“置后”或“阙如”了。

国民党党义混乱所招致的后果是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

国民党党义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党员、尤其是广大的基层党员信仰的普遍缺失，这种状况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后尤其明显，其突出表现就是基层党务工作人员的素质太低，其中不少人被普通民众视为“党棍”[13]319。对“党棍”这一类人，曾任过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的朱家骅曾做过界定：第一，这批人大多既无才无德，又无谋生技能，是党内的寄生团体。第二，这批人把“党”作为护身符，渐渐变成了当地的土豪劣绅。第三，借“党”争权夺利，“既不去辅助政府推行党的政策，反要争夺政府份内的事权，干涉政府的用人行政”[13]320。由于国民党的地方党组织“党棍”充斥，党组织不仅未能成为官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反而成为了一个与政府争权、与民众争利的角色。

国民党党义混乱、党德败坏、黨风不正、党力不振，势必导致国民党执政能力的弱化和整个国家能力的弱化。对此状况，连国民党党魁蒋介石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他不时痛切指出：“现在一般人看见我们党员，就是类似一个特殊阶级……特殊阶级是没有一个不讨厌、不排斥的”;“讲得不好，就如同军阀一样，再讲不好一点，就是如同乡下劣绅一样”[13]316;“就党外一般人士，尤其是各党各派对于我们的观感来说，他们看见我们党部就是衙门，看我们的党部委员就是官僚，看我们一般党员当作特殊阶级，甚至视同亡清时代的旗下人”;“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3]1215;不少党员，“不仅不能尽到职责，以维持公共的安宁，增进社会的福利 ，而且反要为非作歹，包烟包赌，做出种种坏事，不仅不足以为一般国民的模范，来指导并感化一般的人民，且本身就立不象立，行不象行”[11]，蒋介石这些措词严厉的训话，也许含有激励国民党人奋发自励的良苦用心，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党德、党风和党力的严重性危机。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更是加剧了其党义的混乱、党德的败坏、党风的不正和党力的不振，更是彰显了国民党国家能力的弱势：国民党自1927年建政以来，内部的派系纷争一直是此伏彼起。其纷争，既有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其他地方异己军阀的倾轧，也有蒋介石嫡系内部的派系纷争。这些“倾轧”和“纷争”，往往伴随着“密告”、“暗杀”、“贿赂”等阴谋伎俩，往往闪现着军阀、政客、党棍、兵痞、流氓的丑恶嘴脸。国民党国家能力的弱势，也大大影响了国民党中央对军权的掌控：不仅地方实力派军阀拥兵自重的情况依然故我，连蒋介石的嫡系之间也勾心斗角;尽管蒋介石一度强令军队所有官兵均集体加入国民党[13]349，但一旦遭遇战场危机，士兵逃跑、官兵临阵倒戈的现象依然不绝如缕。

国民党国家能力的弱化，在1946年国共“是和是战”的关键时刻表现得尤其突出：在“和与战”的问题上，蒋介石集团高层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一方面陶醉于自己拥有装备的相对优势和数量相对庞大的正规军，另一方面却缺乏一个执政党民主建国的理念和治国理政的措施，尤其缺乏对饱经战乱后国家经济恢复和民众生计治理的具体举措。反之，中共领导集团却“知己知彼”，从国民党军队“豫、湘、桂军事大败退”就知晓了国民党军队的实际战斗力，从国民党大员对“日占区”的“劫收”行为中已经坚信国民党正在失去人心，在同国民党多年的“交道”中也清楚了蒋介石不仅与地方实力派军阀勾心斗角，而且其嫡系也不统一。[14]中国共产党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做好了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的充分准备。

在国共军事决战的关键时期，国民党国家能力的持续性弱化得到了充分暴露：国民党各个派系的军阀“保存实力”、“见死不救”、“战场起义”等类事件不绝如缕;国统区的“反饥饿、反迫害”的人民民主运动和城市的“抢米”风潮以及农村“抗粮、抗捐、抗丁”风潮的此伏彼起;在军事战场日益吃紧的危难时刻，后方的大佬大员们依然花天酒地、贿赂公行、贪污成风……国民党国家能力的持续性弱化，不仅吞噬了国民政府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获得的那笔至为珍贵的政治财富，而且还提前敲响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大决战”中的“丧钟”[15]。

四

国民党“国家能力”的弱化及其政权覆亡，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刻的警示。

（一）腐败“亡党亡国”，“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

“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16]426、“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16]366，是习近平同志针对我党所面临的反腐败斗争和经济建设的严峻态势而发出的“警世之言”，更是针对人们对共产党执政认识的一些误区的“醒世之语”。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是“共产党的执政”、“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17]。在“必然”和“选择”这样一些“思维定势”与“理论规范”下，使得人们对“党的执政”、“党的领导”只有“拥护感”，而没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而执政的共产党人则容易产生“安全感”和“理所当然”感。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上述的“定势”和“规范”，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17]这可能是在中共中央的权威性、指导性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的“醒世之语”。大家都不会健忘，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中，不少共产党在“一夜之间”丧失执政地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尽管原因复杂，但是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执政党国家能力衰退，最后被人民所抛弃。也许是习近平同志担忧《决定》中的“警世之语”被人们所健忘，再一次明确指出执政党“亡党亡国”的根本缘由是“腐败”，是因“腐败”而导致的“丧失人心”。“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习近平同志发出的“警世之言”，就是希望我们时刻以国民党政权覆亡、苏联和东欧诸国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夏后之世”的为鉴，有秩序地建立起依宪反腐、依法反腐的制度性机制。

（二）国家公共权力机构的“不作为”是“国家能力”衰退

国家公共权力机构的“不作为”现象，也称之为“行政不作为”，是指公共权力主体（包括政府公务员个人）在义务履行法定的公共事务管理并且在有条件履行的前提下，却逾期不履行、甚至不履行的一种行政现象。“行政不作为”与“权力滥用”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也是权力肆意妄为的张扬，其表现方式多种多样。与“权力滥用”相比，“行政不作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就使得人们往往低估其危害性。“行政不作为”是官场腐败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实质上也是“国家能力”衰退的一种表现形式。

“行政不作为”现象在改革初期比较鲜见，但在改革开放经历了30多年的今天卻“渐成气候”。其原因虽然多且复杂，但其主要原因可能与当前面临着的“政府转型”态势有关。当今的政府业已开始了三大转型：一是从过去的管治型政府向现在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二是从全方位管理的无限政府向主要致力于公共领域治理的有限政府的转型;三是从官僚拍板决策的人治政府向公民参与治理的法治政府的转型。“转型”对政府来说是痛苦的，因为长时期以来享有改革“领导者”身份和地位的政府，现在却成为了“改革”的“对象”。当然，政府的“被改革”也是政府的“自改革”，就是“自改革”也得经历“权力”和“利益”调整的“痛苦”，这种“调整”，显然涉及到本部门内以及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利益”调整。“调整”期间，难免会出现管理的“空档”，但更多的是因“权力”和“利益”在调整后的“缩水”而“怠政”—— 对无利可图之事，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不作为、缓作为，部门之间互相推诿，工作人员相互扯皮。这种“怠政”就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就是典型的“国家能力”衰退。

“行政不作为”给国家的伤害是严重的，它伤害了国家的公信力和政府的信用，弱化了国家的权威和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尽人皆知，公信力是国家和政府最大的无形资产，假如政府失信于民、必然要导致“塔西佗陷阱”。在现代社会，政府信用既是重要的经济资源，更是一种维护国家安定和社会正常运行的社会资源，政府信用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的主核，政府失信将导致社会的混乱——失掉广大民众对国家权威和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可或认同。

上述警示在昭示着我们，任何一个政党在执政后，都必须致力于“国家能力”的建设和增强，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窑洞谈话”中所言：“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8]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12月27日走访8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人士的谈话中，依然强调：毛主席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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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遗伦 王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