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党的理论创新的基本线索及其实践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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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理论创新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具有多重意蕴，涉及到了多条基本线索。总的来说，党的理论创新遵循着“实践—理论”、“历史—逻辑”、“主体—客体”的基本线索，体现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以及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实践本质。
关键词：党的理论创新；基本线索；实践本质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3-0009-03
党的理论创新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根本条件，是革命胜利和改革开放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可靠保障。然而，党的理论创新有着不同的理論所指，具有多重意蕴，涉及到了多条线索，它既包括党的基本理论的创新，也包括党的建设某一个具体理论的创新，同时还包括了党所领导的事业的理论创新。为了深入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进一步澄清党的理论创新的概念意蕴，科学梳理党的理论创新的基本线索，深入揭示其实践本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理论创新“实践—理论”线索的实践本质
党的理论创新，是指对党的基本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等进行科学的调整以适应并促进党的建设、革命及现代化事业持续快速而健康发展的过程。党的理论创新是适应实践的需要而发起的，是实践检验理论——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的循环反复过程，蕴含“实践—理论”的基本发展线索。从根本上来说，党的理论创新主要指的是党的基本理论的创新，也就是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及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集中体现。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属性。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实践的产物，就是革命的理论，其革命性指的就是它的开放性，能够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实践—理论”的基本发展线索揭示了党的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实践本质，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某种程度上，党的理论创新过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进过程。学术界有成果指出，井冈山时期党的理论创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井冈山斗争时期的理论创新是指1927年10月到1930年前后，我党在井冈山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既源于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成果……井冈山斗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开始真正中国化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进入实质性探索的时期”[1]。党的理论创新不仅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先河，而且事实上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迄今为止，这个历史过程形成了两大理论创新成果，即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及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形成的理论结晶。它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解决中国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开创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理论体系，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从而建设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问题。1945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并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写进修改的党章中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建设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这是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大力推进理论创新的结果，是在深入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3]的基础上不断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从它所涵盖的战略思想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中国社会现代化”：党的理论创新“历史—逻辑”线索的实践本质
党的理论创新不仅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规律，体现“实践—理论”的有机统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遵循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遵循“历史—逻辑”的基本线索。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这种现代化是在外来势力的逼迫下被动开始的，是一种被动型现代化，又称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在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看来，中国社会现代化“作为一种国家主导的民族振兴战略，现代化启动的成败的关键首先应从制度与政治层面上去探寻”[5]。也就是说，“在现代化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具有占先性；在转变阶段则是经济与技术因素具有占先性；而在现代化后期特别是社会整合阶段，则是文化因素、生态因素等上升到重要地位”[5]528。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就是先推进政治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然后才是经济现代化与思想现代化等，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现代化的领导权威问题。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是沿着农民革命——洋务运动——戊戍维新——辛亥革命的历史轨迹演进的。由中国最底层的农民阶级发动太平天国运动，以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为目标，但它不能充当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领导权威。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的地主阶级开明派或改革派以“御侮”、“求富”为主题，试图通过发动一场军事的、经济的现代化运动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则充分表明，地主阶级开明派或改革派发动的经济现代化无法挽转现代化的被动局面，也不能充当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领导权威。资产阶级改良派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作为根本，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推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使封建政权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领导权威，戊戍维新在封建势力的反扑下以失败告终，这充分表明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不能充当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领导权威。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发动了一场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以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它的失败则充分表明，中国唯有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领导权威。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现代化实际上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那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革命理论以及由什么阶级来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从被动到主动的革命性转变。恰逢中国社会现代化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历史关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广泛传播并同中国的工人运动有机结合起来，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肩负着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从被动到主动革命性转变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有机结合起来，领导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前提；新中国成立以后，积极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明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但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致使中国社会主义计划型现代化建设受到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积极的理论创新，大胆改革、厉行开放，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之间的有机统一，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系。
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与逻辑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各种问题的历史过程。历史地看，这些问题就是：其一，中国革命分几步走，如何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转变，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创造强大的领导权威，积极引导中国社会现代化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由此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其二，中国社会现代化如何实现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有机结合，这就引发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由此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其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我国改革开放进入问题丛生、需要积极加强党的领导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现代化事实上又面临着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由此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四，在新的历史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着如何实现科学发展、怎样推进社会和谐的基本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逻辑地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实际上只是解决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问题：一个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前提问题，也就是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设一个具有较强现代化意识的领导权威，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局面从被动化为主动，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一个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在全球化的历史时期正常展开的问题，是主动地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邓小平理论提出并初步践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深化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科学发展观则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新航向，那就是沿着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方向前进，因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属性。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可以而且应该实现整合，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党的建设科学化”：党的理论创新的“主体—客体”线索的实践本质
党的理论创新不仅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还必须遵循政党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党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有效地改造客体，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彰显党的先进性，增强党的合法性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遵循党的理论创新的“主体—客体”发展线索及演变规律的过程，其实践本质就是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推进党的持续快速而健康发展，也就是不断促进党的现代化。“党员是党的主人，是党内生活的主体。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需要科学理论指导。‘党员主体’的理念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新基点。”[6]党的理论创新的“主体—客体”问题主要指的是积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施动者都是主体，而被这个主体所改造的对象物则都是客体。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崇高的使命感，它本身就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主体。事实上，它也具备了作为主体的条件：其一，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具有理论上的高瞻远瞩，能准确判断并科学预测党的建设中可能面临并将出现的各种问题；其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由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具有较高的理论素质和政治素质；其三，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它能够广泛而有效地发动和组织群众，确保理论创新的深入推进和顺利实现；其四，中国共产党实施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坚持集体领导，实行党内民主和党内集中的有机统一。刘少奇早就指出，“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2]365。当然，除了中国共产党自身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主体之外，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是党的理论创新的积极参与主体，人民群众对党的理论创新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党的理论创新的客体作为党的理论创新主体的受力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中国共产党本身也是客体，也是被改造的对象。这是因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3]5-6。其二，个别党员的学风、党风和作风问题。为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改造党的学风、党风和作风问题，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創了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其中以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最有名，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三，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思想建设等都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客体，都是需要我们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并党的理论创新的客体存在。
党的理论创新的主体与客体逻辑互动的历史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历史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必须落实“四个着眼于”，即“按照党章要求，着眼于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着眼于增强全党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着眼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3]9-10。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说到底是要不断增强党的建设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动性，克服党的建设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努力实现党的理论创新的主体与客体中间的逻辑互动，从而科学地把握和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建设规律。
参考文献：
[1] 康晓波,李意根.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理论创新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19.
[2]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33.
[3]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