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叙事中的诗意与温情
时间：2021-02-21 07:59:1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在文學湘军中，姜贻斌是一个特色十分鲜明的作家。他的绝大多数文本，都很接“地气”，坚持草根书写或原生态叙事，聚焦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姜贻斌以细腻的笔触伸入社会的细小事件，用生动的笔墨描绘纷繁芜杂的琐碎生活，且多数故事都是悲剧，凸显现实的冷酷和沉重，娓娓道来的故事背后总有一种能够穿透纸背的锐利力量，引发人的关于公平、正义和生存困境等宏大话语的深层思考。
长篇小说《火鲤鱼》的出版，可以看成是姜贻斌里程碑式的作品。作为一部家族叙事或者说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涉及的人物众多，似乎没有中心，又似乎大家都是中心，姜贻斌一会儿叙事，一会儿抒情，一会儿议论，一会儿对话，一会儿回忆，一会儿幻想，一会儿又回到现实。小说以“我”和几个哥哥的故乡行作为切入，通过“我”为主线，揭开了三国、水仙、银仙、车把、满妹、伞把、刀把、喜伢子、乐伢子、小彩、雪妹子、王一鸣、王老师、三妹子、苦宝、克山、王淑芳等一系列发生在邵水河畔、渔鼓庙和雷公山一带山民们的前世今生，说的是他们的苦难和生活，说的是他们活着的状态，而以“火鲤鱼”这一传说中幸福生活的代表为书名，正是全书内容艺术形象的高度浓缩。整个文本以二十四节气为章节，可谓独具匠心。每一章仿佛都是崭新的开始、独立的故事，实际上，每一个章节的故事、人物通过“我”的记忆、情感、思考和陈述，然后与时间发生微妙的时空反应，从而形成错综复杂又显得浑然天成的整体，勾勒出一幅关于农村过去和当下的浮世绘。
二
无疑，这是姜贻斌一直以来感性写作的一个突破，一次升华，或者说大胆创新。“我”是全书的聚光灯，也是全书的“发光源”，这不仅因为“我”是整部作品的主线，缺少了“我”，整部作品就彻底散架了，还因为“我”直接参与和见证了各个故事，是经历者，更是书写者。“我”的情感、思考、幻想、陈述是作品的重要部分，“我”和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关系和故事，也是作品的重要内容。而且，小说中的“我”与生活中的姜贻斌本人十分接近。
在阅读过程中，很多印象和联想浮现我脑海中，每一篇起始的童谣、情歌总会让我想起别人作品的一些影子，或者所谓的“互文性”吧。例如小说的表现方式让我想起莫言的《檀香刑》，小说中“我”的直接介入并穿起所有故事的设置又让我想起余华的《活着》，而某些情节、特别是小说的荒诞上又让我想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甚至围绕“火鲤鱼”而展开的时间追忆，能让我联想起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等等，这是一种风格上的杂糅，一种无意识的超前融合。读者面对的仿佛不是一位作家，而是一位情感丰富、经历特殊和技巧娴熟的高明画家，他用淡淡的素描甚至是印象性地勾勒出的一幅山水画，或轻描，或浓墨，或写意，或勾勒，再配上悠长悠长的充斥着淡淡乡愁和浓浓乡情的清新文字，构成一幅新时期另类而又别致的《清明上河图》。
相比从前的诗意和感性写作，姜贻斌的《火鲤鱼》透露出更温驯、更柔和和更温馨的基调，尽管仍然有残酷叙事，但残酷中有亮色，有温暖；尽管仍旧有尖利，有撕裂，但不再直接，不再那么疼痛。我想这不仅因为姜贻斌投入了太多的情感，而且有节制，有内敛。姜贻斌明白静水流深的道理，也明白海明威“冰山理论”的可贵。
姜贻斌的这部作品是为内心的需要而创作的。在小说的后记中，写他们兄弟到蔬菜场看望老邻居，他大哥对他说了一句话，“你要写个长篇嘞。”就是他这句话，突然让姜贻斌冲动起来，几十年的点点滴滴一齐涌现在他脑子里。在此，我想把姜贻斌与韩少功进行简单的比较。
同样是表现痛苦，但韩少功作品中所表现的痛苦，是一种绝望的的痛苦，要走出这种绝望，需要毁灭。例如《爸爸爸》和《女女女》就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在韩少功的意识中，那些痛苦无法忍受，我们找不到自我的分裂或者发泄的渠道，所以，韩少功的痛苦在我看来很像是倾覆般的激动，或者说，在他那里痛苦和激动水乳交融了。即便是我最喜欢的是《日夜书》，它表达了至高无上的单纯，可这种单纯里，也流露出深切的痛苦和绝望。在韩少功的作品中，既是个人的绝望，也是对整个世界人类的绝望。
但同样是表现绝望，姜贻斌表现的是那种深不见底的绝望，而且，他们的民族性都是通过强烈的个人性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在姜贻斌的作品中，充满了他自己生命的声音。感伤的怀旧，纤弱的内心情感，强烈的与外在世界的冲突，病态的内心分裂，这些都表现得非常真诚。之所以做得如此自然，是因为姜贻斌的表现是从他自身出发，也就是从人的角度进入社会，而不是从社会出发来进入人。
三
在艺术海洋里，情感的力量是最重要的，它就像是海底的暗流一样；而技巧、思想和信仰等等，都是海面的波涛，波涛汹涌的程度是由暗流来决定的。读姜贻斌的《火鲤鱼》，使我想到许多著名哲学家晚年所写的随笔，其力量不是愤怒和激动、不是为了冲突世界，而是深入人心的亲切。作品的主人公虽然经历无数的苦难，可是他们不仅不抱怨，甚至连抱怨的想法都没有。这样平凡中的伟大，尤其令人敬重。
正如《长篇小说选刊》主编顾建平所说：《火鲤鱼》让我们看到姜贻斌文学之路的另一个秘密通道，看到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对他此后人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小说用二十四节气铺排故事，有散文般的抒情气息，又有地老天荒的宿命感蕴含其中，小说放出巨大的情感冲击力，有它别具一格的艺术创造。
姜贻斌在平淡的书写中，努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他显得很从容，很内敛。明明情感汹涌，他表现得心平如镜。他甚至通过声音或留白来表现情感的冲击。例如，“我蹲下来默默地低头看着，渐渐地，耳边隐约地响起她们的笑声，那一定是打宝卦时的爽朗开怀的大笑。我还听见她俩的喁喁私语，像鱼喋水。甚至，我还听见石片落地的清脆声音。就是那种唯有宝卦才能发出的声音，将她们出去的信心鼓动了。我不知她们是否想过，以后要来这个密谋之地看看，来寻找那两块鼓舞着她俩出走的沉默的石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两块薄薄的石片鼓动了她俩，让她俩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在这里，“我”用回忆的喧嚣来反观现实的沉默，在回忆中，那么多的声音，那么多的场景，那么多的细节一一向“我”走来，逼真，生动，而“我”只能“默默地低着头”，看着“沉默的石片”。这是对过去岁月的追忆，是抚摸，是触碰，是对两个山女怀揣卑微的心愿走向山外世界的敬重与回望：“我”既庆幸她俩走出了大山，又担心她俩走出大山之后更为艰难的生活。它表达的是作者的底层视角和人文情怀。这样的描写很有艺术质感，温润如玉，情感细腻，饱满逼真，扣人心弦。读到这样的文字，仿佛有一根细细的鹅毛在轻轻撩拨读者心灵深处最脆弱的部位，热闹之余透露出淡淡的伤感。
如果是一个紧张的故事描写，读者看过后，紧张的琴弦绷紧一下，随后也就释放了。但这样的文字有较强的“意义增殖”，即文字与意义不是对等的，意义远远大于文字本身。在这部长篇中，这样的叙事不是偶尔为之，而是大面积出现。甚至，在“霜降”这一章，没有一个核心人物，却聚焦邵水河的汛期，以此展开对青春年少的淡淡追忆，或者说，是对逝去时光的一种祭奠，是珍藏于胸的对生命原初的一份情愫，这样的追忆、祭奠和情愫，是人类共有的，因而容易引读者的共鸣。这样的书写让我联想到沈从文和汪曾祺。沈从文说：他“要将文学的‘希腊小庙’建立在政治旋涡之外”。余秋雨在评张爱玲时说，读了张爱玲的作品，他感到庆幸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有“不带火焦气息”的作品。台湾作家施叔青在评价汪曾祺的作品时指出，他“强调小说的重点不在于讲故事，因此情节的安排被认为很次要”；不仅如此，他甚至“故意把外在的情节打散，专写些经历过的人与事。”这些前辈作家都尽力远离政治，尽力美化乡村生活，认为乡村的诗意更接近艺术的本质，因此，当他们向未曾物化的原始乡村唱上一支挽歌的时候，会有意无意地把情节置于边缘位置，推动文本前进的是一种隐约可见、似有似无的东西，这种东西带来一种情绪，一种感伤，一种深沉的力量。姜贻斌也自觉地传承了前辈作家的艺术创新，甚至为了表现一种生活的本质，他不断运用幻觉，不仅将幻觉的功能放大，而且，将放大了的幻觉反复出现在文本的细节处，这种表现手法被姜贻斌运用得地道娴熟，一直到《火鲤鱼》，仍然还在运用。
总而言之，从姜贻斌的《火鲤鱼》可以看出来，他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创新，不要忘记向卡夫卡和普鲁斯特等经典作家致敬———因为时间老人给卡夫卡和普鲁斯特颁发了勋章———他们都成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现代派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火鲤鱼》一定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市场的双重考验，最终进入到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小说的行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