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不可能无中生有
时间：2021-02-25 08:03:0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本文节译自1987年春，法国文化记者克劳迪·格里玛（Claude Grimal）对雷蒙德·卡佛的访谈，威廉·L.斯图尔（William L. Stull）英译。法文刊登于Editions Mazarine杂志上，当时，卡佛的第三本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点好吗？》在法国出版了法文版。
克劳迪·格里玛（下简称“格里玛”）：为什么你总是写短篇小说而不是长篇？
雷蒙德·卡佛（下简称“卡佛”）：我的生活环境决定了我的写作。我还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那时候我才18岁。我妻子当时17岁。她怀孕了。我一贫如洗，只好拼命赚钱养活两个孩子。去大学学习一下如何写作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当然是很必要的，但是当时要我花上两三年的时间专心学习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确立了我的写作方向是短篇和诗歌。有能坐下来写作的时间，我就坐在书桌前，把一个短篇或一首诗写完。
格里玛：你认为自己是个优秀的诗人或者短篇小说家吗？你觉得你的诗歌和小说之间有什么关联？
卡佛：我的小说更出名一点，但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小说更出名一点，但就我个人而言，我热爱诗歌，我热爱诗歌。两者之间的关联？我的小说和诗歌都很短。（笑）我以同样的方式写作小说或诗歌，或者我可以说，它们的结果差不多，都是语言、情感浓缩的产物，和长篇小说不太一样。我常说，短篇小说和诗歌的相似性要超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相似性。
格里玛：你怎么处理意象？
卡佛：哦，意象。你知道的，正如有人所评价的，我的诗和小说不会以一个单一的意象为核心。意象会从小说中浮现出来，而不会以其它的方式呈现。我不认为写作建立在意象之上。
格里玛：什么样的诗歌传统对你产生影响？
卡佛：让我想一想……我不喜欢华莱士·史蒂文斯，我喜欢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喜欢罗伯特·弗罗斯特，还有其他许多同时代的诗人：凯尔韦·金奈尔、W.S.默温、特德·休斯、C.K.威廉斯、罗伯特·哈斯等等。美国的当今诗坛正在发生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运动。小说领域也是如此，特别在短篇作家中是如此。
格里玛：举例来说呢。
卡佛：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正在美国涌现出来。对作家来说这是个好时机。短篇小说集也卖得不错。冒出了许多年轻的天才型作家。我就编过一本《1986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选》，读到了几个我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作家的作品，他们都很优秀。在当代作家中，我崇敬的作家包括：理查德·福特、托拜厄斯·沃尔夫，他们都是第一流的作家。还有杰恩·安妮·菲利普斯的部分小说，安·贝蒂、巴里·汉娜、格雷斯·佩利、哈罗德·布罗契、以及约翰·厄普代克和乔伊斯·卡罗尔·奥茨的某些小说。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年轻作家里也有我喜欢的，艾米·亨佩尔和1950年代住在法国的理查德·耶茨。
格里玛：现在你有考虑写长篇吗？
卡佛：是的，现在我能写我想写的一切，不仅仅是短篇小说。所以，我也许会写个长篇。我现在还有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合同需要完成。大部分已经写了，预计在1月份可以出版。那之后，我要看看情况。自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出版后，每个人都想我写一部长篇，压力很大。我甚至接受了写长篇的预付款……但最终写的还是短篇小说。我确实在考虑一个更长的故事……也许那会成为一部长篇小说。但我不会强迫自己去写长篇。我还是写我想写的。我喜欢现在所拥有的自由。我写诗歌和随笔，包括一些自传性的随笔，比如我写过我的老师约翰·加德纳、我的父亲还有我嗜酒的毛病（我于1977年戒了酒）。现在，我的出版商很高兴，因为我的书卖得不错。这太棒了。
格里玛：在法国，你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并不是你的第一本翻译成法文的著作，这是怎么回事？
卡佛：是的，《大教堂》那本集子中的故事更有感染力，这是它的优势所在。这本新书将吸引那些没有被《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所吸引的读者。最后，我不知道……是的，我认为出版商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格里玛：那么你是否认为，和你的第一本书相比，你最近的这本已经改变了写作的方式？
卡佛：是的，非常对。我的小说血肉变得更加丰满、内容更加丰富。我第二本书《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的小说短小精悍、富于暗示，没有更多情感的流露。但我最新的这本《大教堂》，小说涉及的面更宽。它们更强壮有力、感染力更强，也更乐观。
格里玛：这是你刻意为之的？
卡佛：不，没有刻意追求。我没什么问题，但是我的生活环境改变了。我不再酗酒，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我会乐观一点。我认为一个作家的转变是很重要的，但那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而非一种个人的抉择。所以我在完成一本书之后，有那么6个星期，除了一点诗歌和随笔，我一个字都不会写。
格里玛：你写小说的时候就想好了要写小说集？还是说每篇小说之间都是独立的？
卡佛：我是把它们作为整体来看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想法会逐渐成形。
格里玛：你是怎么给小说集起名的？
卡佛：一般来讲，集子里最好的一篇小说，它的名字就是小说集的名字。那也是最让人激动的名字。“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就让我觉得不可抗拒。
格里玛：哪一篇是你最喜欢的？
卡佛：《大教堂》《好事一小件》，也有许多我现在不怎么喜欢的篇什，但我不想告诉你是哪几篇。我想出版一本我的小说精选，但肯定不是我的全集。
格里玛：《好事一小件》其实是对早期作品《洗澡》的改写，后者收录在《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
卡佛：是的，《洗澡》最早刊登在杂志上，得了个什么奖我已经不记得了，但这个故事总在困扰我。我好像没有写完，还有话要说。我在写《大教堂》的时候（顺便说一句，这是我写得最快的一本书，18个月不到就完成了），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大教堂》的故事完全不同于我之前写作的任何小说。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心变得更加丰富细腻。我重新翻看《洗澡》，觉得这就像一幅没有画完的画。这样我就重新写了一遍。现在好多了。一个好莱坞的家伙甚至把它拍成了电影，还有澳大利亚人，他们把我的《羽毛》改编成了电影。我看了第一部电影，挺好，第二部也不错。第二部片子里有一只孔雀，还有一副牙齿，挺搞笑。
格里玛：能谈谈你小说的结尾吗？比如说《大教堂》的结尾？
卡佛：可以啊，小说中的主人公对盲人充满了偏见。但是他在变化，他在成长。我从没写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这是我在写完《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之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当然，那是我歇了6个月之后的事。那么，我写那篇小说的时候，我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我感觉在写作时有一种冲动在迫使我写下去，这可不是每次写作都能碰到的情况。我感觉触碰到了什么，感觉非常兴奋。那个视力正常的人发生了变化。他把自己置于盲人的位置上。这个故事肯定了一些东西，有积极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我喜欢这篇小说。有人说这是对艺术和创作之类事物的隐喻，不，我思考的是盲人的手和他的手的身体接触，这完全凭借想象。像这样的事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好吧，那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发现。同样的事还出现在《好事一小件》之上。这篇小说讲的是父母和面包师的故事。虽然我不敢说这篇小说提升了我们的精神境界，但它至少有一个光明的结尾。这对夫妇能够接受他们孩子的去世这一事实。那就是正面的意义。有某种程度的交流沟通。这两个故事都以明亮的调子结尾，我很喜欢这样。倘若这两个故事能传世，我会很高兴的。
格里玛：在你的小说中，自传性元素是否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
卡佛：对于我最喜爱的作家——莫泊桑和契诃夫来说，故事总得有来源头。毫无疑问，那是我喜欢的方式。总有些文字与段落来源于现实生活。
格里玛：对于写作者来说，你写的是真实的，但是你认为你的人生经历对读者有帮助吗？
卡佛：不，一点都不。我用了一点自传性的元素，像一个图像、一句听到的句子，某些我看到我做过的事，我只是试着把它们转换成文字。是的，这里是有一点自传性质，但我希望更多的是想象。但能激发出火花的人生经历肯定是存在的，就像我们在菲利普·罗斯、托尔斯泰、莫泊桑和其他我所喜欢的作家那儿看到的那样。小说绝不可能无中生有。要有火花。那是我最感兴趣的小说类型。举个例子。《胖子》那篇小说，我的妻子，我第一任妻子，做过女招待，有一天晚上，她回家告诉我说，她碰到了一个肥佬顾客，他在提到自己时没用“我”，而是用的“我们”：“我们再来点面包……我们想要点特价的餐后甜点。”那让我很吃惊，我觉得那很特别。那就是我写那篇小说的灵感来源。我是很多年后才写那篇小说的，但是我没忘记我的妻子曾经告诉过我什么。那么，再后来，我坐下写作，问我自己，怎样才是讲述那个故事的最好方式。那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我决定以一个女招待——不是我妻子，而是女招待——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
格里玛：那篇小说的结尾，那个女人说她的生活正在发生改变，你能解释一下那是什么意思吗？
卡佛：我不能解释什么。也许我还是想给小说一些正面的信息。
格里玛：这是用现在时态写的小说。
卡佛：是的，那是对我来说最恰当的时态。我去年发在《纽约客》杂志上的四五篇小说都是用的现在时态。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我做的决定，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某些决定不是我做的，是决定自己但是我不想让你觉得这是一件挺神秘的事。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的。
格里玛：你有试着用美国方言来写作吗？
卡佛：当然，常有人说我有一副好耳朵，能记录我听到的对话，人们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我当然不认为现实中人们也以我小说中的方式写作，海明威其实也是这样。也有人说有一副好耳朵，以为他只是讲听来的话记录在小说中，其实那是误解，那些对话都是他创造的。人们根本不会那么说话。那是个节奏的问题。
格里玛：你认为对话在你的小说中有什么重要性？
卡佛：很重要。它能推动情节，塑造人物等等。我不喜欢小说中的人物说一些没理由的废话，而我真正喜欢的是没有认真听对方说话的两个人在一起看似漫不经心的对谈。
格里玛：能谈谈你小说的主题吗？
卡佛：作家应该谈论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东西。事实上，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在大学里已经教了差不多15年的书了。我在那儿写过其他的书，但是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关于大学生活的小说，因为我觉得，那段生活并没有在我的感情生活中留下什么印记。我倾向于回到我的青年时代，那些我很熟悉的人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最近的一些小说写的是经理，（比如《纽约客》上发的那一篇《无论谁正在睡这张床》，那篇小说里的人物所谈论的话题，是我早期作品中的人物从来不讨论的）他还是个商人。但我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是些贫穷而又迷惘的人。确实，经济问题，那是很重要的……我不认为我是个有政治倾向的作家，但是我在美国还是遭致右翼批评家的攻击，他们批评我没有描绘出更加灿烂光明的美国景象，还不够乐观，也因为我总是为非成功人士立传。但这些人的生命和那些成功人士一样有价值。是的，我把失业、经济和婚姻问题视作人生的赠予。人们总在担心房租、孩子、家庭生活这样的问题，那是些基本的问题。这是美国80—90%的人，或者上帝才知道的多少人的生活所考虑的问题。我书写穷人的故事，这些人，不常有人代他们发言。我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证人，当然，这些生活我自己也亲身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过的这样的日子。我不认为自己是个穷人发言人，但是我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我是个作家。
格里玛：你是怎么来写小说，又是怎么结尾的？
卡佛：就结尾而言，一个作家必须要有戏剧的感觉。你不能莫名其妙地就把故事结束了。你会在修改小说的过程中找到它。我一般要修改那么15、20次。我保留了不同的版本……过去我不这么做，现在我这么做是为了那些收集我的书的读者。我喜欢写作过程中的体力劳动。我没有文字处理机，但是我有一个打字员会把修改好的稿子给我……那么我就会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它们。托尔斯泰重写了《战争与和平》7遍，就在送去印刷前的最后一秒，他还在修改。我见过校样的照片！我喜欢这种对于作品非常认真在意的态度。
雷蒙德·卡佛（1938—1988） 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1938年5月25日出生于俄勒冈州克拉斯坎尼镇，1988年8月2日因肺癌去世。卡佛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为主，还有一部分散文。著作主要包括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一下好不好？》（1976年）、《愤怒的季节》（1977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1981年）、《大教堂》（1983年）、《我打电话的地方》（1988年），诗集《冬季失眠症》（1970年）、《鲑鱼夜溯》（1976年）《海水交汇的地方》（1985年），《海青色》（1986年），《通往瀑布的新路》（1989年）等。卡佛是美国文坛上罕见的“艰难时世”的观察者和表达者，“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被誉为“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小说界“简约主义”的大师。《伦敦时报》在他去世后称他为“美国的契诃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