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乡角度来思考我国收入分配差距
时间：2021-03-21 07:51:2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仅带来消费和经济需求结构的失衡，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经济增长失去意义。因此该文主要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针对我国现在的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原因以及解决方法等问题进行相关探讨。
关键词：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土地改革；户籍制度
一、城乡差距的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由于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策略。在这种经济策略的指导之下，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特别是这几年我国一直保持在8%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逐渐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已成为当前社会的热点话题之一。
人们对收入差距问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相互之间收入差距变化的敏感心理。人们往往不仅关心自己的收入的增长还关心相对的收入变化。这种关注会引发人们对其原因的思考，进而对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与合理性产生质疑。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内核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由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导致了农村居民的有效需求不足，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文献综述
以往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总是把全国所有人统筹在一起考虑，分析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的原因。最近的一些学者，如蔡昉（2006）指出由于户籍制度、劳动力流动不足、重化工业的优先发展导致的排斥就业的倾向。孙露晞（2010）认为由于地区要素市场开发程度高、人力资本收入占GDP中的比重不同，导致在初次分配中存在劳动份额的结构性差异。丁元竹（2010）认为由于财产性增值、就业资源、劳动力个人以及劳动分配方式的制度性因素的存在而导致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常修泽（2010）认为导致收入分配不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利润蚕食工资以及劳动者权益的弱化。李实（2001）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要归因于制度的转型，二元结构的变动没有推动城乡差距的“倒U”形变化。林毅夫、蔡昉（1999）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要源于政府以赶超为目的的产业政策，例如户籍制度。章奇、刘明兴（2003）认为，政府干预以及中国的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利，这对城乡收入差距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尽管在全国的层面上劳动者收入占GDP比重下降、户籍制度等原因得到来国内学者的广泛认同，但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导致我国说如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陈宗胜，周云波（2002）认为城乡基尼系数对整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起着主导作用。魏后凯也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基尼系数的一半以上。此外，Kahn 和Riskin(2001)也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决定中国的基尼系数。因此，本文就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三、我国的城乡差距对全国收入分配差距的贡献
按照现在国际通行的衡量指标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的收入分配的差距，近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不断的扩大，这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15—0.16，农村内部的是大概是0.22，而现在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上升至0.36，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38左右。仅从城市和农村两方面看，它们的基尼系数都没有超过0.4。但是综合起来从全国的角度看就是0.469，这说明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比重越来越重。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从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居民平均收入数据计算得出，从1996年开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差距逐渐拉大，1991年相差1000元，2002年相差6000元，2008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已经超过10000元。提到改革开放30年来，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8.16和7.35倍，但是在城乡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城乡分配失衡日益严峻，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纯收入比例不断地变大，从1983年的1.82:1上升到2009年的3.33:1，若把价格指数考虑在内则差距会更大。农村居民的收入过度依靠劳动，占比超过90%，城镇居民对转移性收入的倚重在进步提高。
此外，1978至2007农民收入差距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是逐渐下降的，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不断上升，但是总收入差距还是以城乡之间为主。
此外由于隐性收入，尤其是大量的灰色收入不能准确统计，所以现有的数据不能完全反应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特别是低估了高收入群体的真实收入，若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城乡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基尼系数可能会更大。
四、造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要理解我国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就必须探讨财产性收入、劳动力报酬、农村的发展、户籍制度以及机会平等因素等。
（一）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
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之间有2.56倍的收入差距，当时城镇居民都是租住公房，基本不拥有住房；而农村家庭一般都有自己的住房，此外还有一块宅基地和自留地。1998年城市地区实行房改并且允许职工以几万元的低廉价格买下房产，截止到2008年的城镇房地产价格大涨之前，仅城镇居民拥有的房产价值已经是农村房产价值的10倍以上，而现在这种差距悬殊则会更大。
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下，中国的土地是不允许自由买卖的，只能由政府低价垄断收购，因此由土地增值带来的财富并没有惠及农民。虽然城镇房地产价格大涨，但是没有人说房产的增值归国家所有；但是当农田转为城市用地时，由于政府对土地的低价垄断收购，土地的增值基本收归国有，政府的这种政策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在城乡差距的加大。
现阶段我国的劳动者属于不同的体系：掌控资源的体制内体系与靠劳动力谋生的体制外体系，土地价值的升值给前者带来了高收益，给后者带来了高房价。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带动经济这块蛋糕不断地被做大，但是只是有少数人从中获益，大部分人都被排除在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队伍之外，尤其是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只能靠劳动获得收益的农村人口。
（二）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过低，利润蚕食工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失衡，严重挤压了中国底层劳动群体的收入。199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而同期企业盈余从21.2%升至31.29%。此外还有学者认为，2004年之后个体经济的业主收入从劳动收入转为营业盈余，所以现在劳动者收入占GDP比重被低估了。
也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并没有降低，反而是一直稳步上升，但是他们认为实际上一直在下降的是农村要素的纯要素收入包括劳动者要素对GDP的贡献，而不是全社会工薪制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这更加可以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的现象。
（三）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
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的农业投资相对不足。发达国家对农业科技研究的财政投入大约为农业增加值的1%，即使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也可以达到0.5%~0.8%，而中国的还不到0.4%。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通过公开税、价格剪刀差等手段把农业中6000~7000万元的剩余用于工业化积累。在改革期间的1980~2000年间，政府运用了相同的方法在农业中吸取了1.29万亿元（2000年为价格基期）作为工业发展的资金来源。农村资金的外流直接导致了农业投资不足，农业发展过慢，农民的收入无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农业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就业机会不足，妨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在农民转移不充分，外出打工收入的增长赶不上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就不能缩小。
（四）户籍制度改革不到位使得城市化发展缓慢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不足，这严重阻碍了农民往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因为人口的集聚会带动第三产业大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会推动城市化进程。即使是在城市中，由于人口密度过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也有可能发展不起来。
城市的均衡规模由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决定的；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其收益递减而成本是递增的，最佳的城市规模应该由两条曲线的交点决定，但是因为户籍制度等因素会导致城市化规模发展不到最佳的状态，从而会对城市吸收就业的能力，城市的发展规模，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五）机会不平等
根据约翰.罗默的机会平等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我社会成员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能因为偶然因素影响个人的发展。但是现实生活中，由于个人起点的不同，会加剧结果的不平等。如果个人的成功是来源于智力体力的天赋不同或者后天的努力程度不同，再或者是所处的地域环境不同造成的结果差异，还是可以让人接受的，但是现在中国收入不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垄断和特权。一些人的拥有高收入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不可替代的脑力和体力，而是因为垄断地位，别人没有和他们进行公平竞争的机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入取决于本人的可替代性的大小，若可替代性很高则收入越低，反之越高。例如，无可替代的比尔.盖茨以及迈克尔.乔丹，他们的高收入大家认为是公平的，所以他们才会被人们推崇，而且人民对他们并没有仇富心理，但是现在我国对改革持失望态度的人正在增加而且人们的仇富心理日益暴涨。这很大程度上源于改革中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不平等。于大波也认为不怕财富不平等，就怕机会不平等。
五、通过改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建议
对于如何提高劳动者收入、减少收入分配差距，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建议，针对以上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劳动者权益，尤其是农民工的基本权利
组建农民工会，代表农民工的利益，提高农民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话语权，就劳动关系中的矛盾和劳动问题雇主进行交涉。单个人不可能就自己工作和就业条件的改善与企业管理者成功地进行独立的谈判。这就是说，单个人的谈判不可能是有效的；即使是有效的，也往往是分裂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依靠农民工集体的力量—农民工会，通过集体的力量对雇主施加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利润蚕食工资的行为。
（二）政府可以运用税收政策，转移支付等福利政策消除贫富差距
国家可以借助税收和福利制度来消除初次分配导致的收入差距，例如北欧通过增加社会福利使得四分之三的人口脱离贫困，所以由此可以看出税收和福利在消除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是相当大的。
（三）加快城市化进程
农村由于交通条件、要素供给、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欠缺导致它对资本的边际收益比较低；相反在城市中，由于资本的投资环境较好，能使资本边界产出效率高，资本的边际收益更高，于是资金更多的涌向城市。这便产生了一种资本的“潮涌现象”：越是在缺乏资金的农村越是吸引不到资金，而在城市中资本过度集中，产生了一种地区间的“马太效应”。资本的这种落户选择会带来城乡之间的发展失衡，我们不能控制资本的这种选择，但是我们可以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镇化是突破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也是突破要素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途径。通过城镇化实现从低收入、低消费的农村人口向高收入、高消费的城镇人口转移，随着城镇化推进的同时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镇，人口聚集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市场空间，农村人口进城从事生产效率较高的第二产业或服务业，其收入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大规模的农民市民化可以缩小严重的城乡差距。
（四）建立混合型土地所有制，使农民拥有从集体土地所有制中退出的自由
当农用地改作非农用地时，要保证农民可以在市场上平等交易土地，以探索土地、资金、劳动的各种组合，使农民可以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提高效率、增加收入。此外还要提高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教育对这20年的收入增长的影响大概占31%，从对收入分配的众多影响因素可以得出教育因素是变化最大的因素，从原来不到2%上升到现在的11%。所以我国应该加大对农村人口的教育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