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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中国出版文化研究管窥

    时间:2021-05-05 07:54:0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日本名古屋大学的井上进教授从事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多年,成果卓著。其《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自春秋时期书籍的形成写起,经印刷术的诞生,到书籍的普及,记录了中国跨越2000年的书籍文化史。书中灵活运用书店广告、士大夫的著述等丰富的资料,描述了知识与读物的时代特征,堪称一部读书的社会史。然而该书也有一些有悖于中国主流观点的论述,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出版文化史;井上进;日本

    出版文化及出版文化史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日本名古屋大学的井上进教授曾出版了《中国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以下简称《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虽然我国有读者评论此书“堪称一部读书的社会史”,但至今该书在我国相关领域影响甚小。然而,在日本这十余年间,它始终备受业界推崇,拥有众多读者,其中包括许多非图书情报专业的人士。有日本学者甚至评论说,此书可以作为大学教科书。作为当今日本研究中国出版文化的主要人物,笔者认为井上进教授的研究成果及观点值得深究,故基于其《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作出粗浅探讨。

    一、井上进其人

    井上进,出生于1955年,1980年本科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学专业,后继续攻读并获得硕、博士学位。现任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明清学术史和中国出版文化史。截至目前,共出版《顾炎武》《中国出版文化史》《书林的眺望》等十余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约30篇。他能对中国的史料、典故运用自如,获得如此成就,与他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广阔的视野、渊博的知识及严谨的学术态度是分不开的。

    (一)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井上进年轻时就曾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古代史籍抱有极大的兴趣。他曾在北大留过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留学期间,他虚心学习汉文学、文化知识,据说他曾到著名大师冯友兰先生家请教。井上进教授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兴趣和研究,在他的其他著作上也可以体现,例如,他发表的《六经皆史说之系谱》《关于明末的避讳》《文化的雅和俗》等论文,出版的《顾炎武》《书林的眺望:传统中国的书物世界》等专著,对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都有其独到的见解。

    (二)广阔的视野、渊博的知识。井上进大学时的专业是东洋史,但由于对中国古籍抱有极大的兴趣,故热衷于研究中国古籍和藏书家,并于1990年发表论文《藏书和读书》。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作者写《中国出版文化史》的缘起。在学历史专业课的同时,他还兼修当时京都大学尾崎雄二郎先生的“目录学研究”,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的研究,曾发表《四部分类法的形成》《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稿》《目录学——读书的门径》等数篇相关研究论文,后来还出版过目录学专著《三重县公藏汉籍目录》《金泽市立玉川图书馆近世史料馆藏汉籍目录》等。后来,他借在“中华文人的生活研究班”听课之机,又发表了论文《书肆·书商·文人》。在写《书肆·书商·文人》这篇文章时,他收集了大量中国古代文人刻书、藏书、读书的相关史料,特别是明朝买书、卖书的具体秩事,这为他编撰《中国出版文化史》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井上进教授执迷于古籍的魅力和历史底蕴中,通过研究版本目录史,了解中国文化、思想史,并感知其变化。正因为他对中国历史文化谙熟,对中国学术史有很深的研究,才能通过出版文化史探寻学术的变迁,才能以“书”为关键词来注解中国悠久的思想、文化史。

    (三)严谨的学术态度,重视史学。井上进在学术上十分严谨,尤其注重正确、精密地解读史料,一向强调“历史不可篡改,故需发掘史料,还历史本来面目”。在《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后记中,他自述了在编撰此书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困难,尤其是撰写唐代出版文化部分的时候。他写道:“印刷术在唐代出现,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纸张的出现、普及、制作成书到印刷术的产生,其间历经一个很长的过渡期,但为什么这个过渡期就偏偏选在唐代?而且,从印刷术出现到逐渐普及又需要一个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却不是300年后的五代时期,而是又过了几十年后的宋代,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为了化解这些疑虑,他阅读了尽可能多的文献,查证了许多资料。最后,在读了陈寅格的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之后,终于找到了答案,也更进一步证实了出版文化的演变和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的变迁是相辅相成的。唐代的出版文化研究部分的撰写是最后收笔的,因此他笑称其为“鬼门关”。由此,足以看出井上进教授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学术精神。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写出了如此内容。

    二、《中国出版文化史》的写作特点

    (一)内容全面,史料丰富。首先,《中国出版文化史》分为前篇和本篇两部分,前篇主要讲述10世纪以前的写本时代的书籍文化;本篇着重写印刷术出现后的印本时代的书籍出版文化。虽被命名为“出版史”,但作者是从印本出现前的古早时期——春秋时期开始写起,经印刷术的诞生,到印本书籍的普及,记录了中国 2000余年的书籍文化史。因此,可以说它也是中国古代书籍文化的概观。其次,该书大至著书、读书、藏书、抄书、刻书以及买书、卖书的情况,小至盗版伪作、书店书商、出版坊刻规则、写经生、刻工、集资出书、经费、书价等,对关系到书籍出版文化的方方面面均进行了详略得当的论述,可以说在内容上是面面俱到。最后,该书汇集了有关汉籍的诸多史料、典故。书中提到了我国古代与书籍出版文化相关的近百人的逸闻趣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孔子、孙子、司马迁、蔡侯(伦)、王羲之、刘勰、颜之推、苏东坡、李白等。并且指出,中国古代文人把读书作为一种享受,对其的兴趣丝毫不亚于乐曲和饮酒。作者用故事来诠释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这无疑减少了理解上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趣味性。即便是非专业的人,只要是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都能看懂此书。因此,此书拥有众多的非专业读者。

    (二)语言风趣,通俗易懂。该书在日本之所以拥有众多读者,原因之一就是其通俗性、趣味性,诚然这与其丰富的史料是息息相关的。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开篇序言中就引用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作者的友人在美国某大学留学时,曾参加过那所大学举行的一次展示活动。当看到被重点展出的欧美人诩为“摇篮期作品”的印本书时,听到有同行的中国人小声说道“这大概是‘明本’吧”。极其普通的一件事,极其平常的一句话,但却极具讽刺意味,读者很容易就能体会到作者的用意:在印刷史上,欧美人处于摇篮期时,中国却早已是成人期了。这便是作者的风格,以小见大,小故事阐释大道理。此外,作者把明朝前期称为“朱子学的时代”,而把前期的出版文化的困境比喻为“出版业界的冬天”,在经历了“冬天结束”之后,又迎来了“书籍业界的新纪元”。这种极具文化意味的词句做章节标题的史学著作,目前国内尚不多见,这也给我们以启示和借鉴。如此,标题也紧扣文化主题,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本书重在讲述书籍文化,以文化为线索引出中国几千年的书籍历史。

    (三)实事求是,力求深度。在该书中,作者并没有完全认可国内书籍业界学者、专家的观点,而是以谦虚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例如“真正意义上的书肆出现在南北朝后期”“先秦著作、儒家经典、以及唐代诗集等直到明代后期才在下层士人中普及”等观点。对于这些观点,作者一方面旁征博引,以大量史料来证实;另一方面又极其谦虚,说自己只是在抛砖引玉,以便后人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作者在概述书籍的制作、阅读、收藏、买卖、出版等情况的同时,还着眼于书籍同知识、社会、思想的联系,以“书”为关键词注解中国悠久历史。这一点,作者在分析明朝的出版事业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深入研究了明代的出版事业,指出前期所产生的“贫乏的冬天”,是由于“朱子学盛行”。后来的复兴、繁盛变化,也正对应了明代人读书的变化、学问的变化,以及逐步发展出明末异端,背离传统道德的思想变化。书籍出版业的兴亡与思想、文化的变化息息相关。

    三、评价与商榷

    尽管该书有其独特之处,井上进在该书中的一些观点和中国的主流观点还有一些差异,我们虽无可厚非,但应该明确指出,以便共同探讨。

    (一)对“书肆”的理解。“书肆”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扬雄所著《法言》的《吾子》篇,原文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意思是说好读书,而不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却到书肆里去读诸子百家之书。由此,国内学者大多支持 “书肆”产生于汉代的观点。然而对文中“书肆”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或是理解为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书店、书铺;或是理解为买卖书的市肆,它具备书店的作用,但却没有书店的实体。对于国内有些学者妄下结论“汉代已经有了书店”,井上进给予指责,并指出:汉代仅仅是开始了书籍的买卖、流通,还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书肆,真正的书肆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

    (二)对明初的评价。井上进提出,明代前期出版业经历了一段显见的衰落,当时拥有最发达商业出版业的福建,也不过是形式上模仿元朝,印书的质量就明显衰落了。因此,他称其为“出版业界的冬天”。这种颓势在洪政年间得到了扭转,其中的显著变化是徽州版刻业的兴盛和北京书贾业的繁荣。他认为明代前期出版业的衰微是和明代控制出版和阅读经学息息相关的。随着文学的兴盛,出版业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然而,国内学者大多认为明清时期为古代出版印刷的鼎盛时期,其中,有代表性的学者如武汉大学的曹之先生,其在《中国古籍版本学》第七章《明代刻书》开篇即说“明代是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刻书地区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内容之丰、技术之精是任何朝代无与伦比的。”虽然多数学者提到明初有许多条文的限制给出版业发展带来影响,但这种情况不久就得到了改善,并未影响大局。相比之下,井上进教授对明初出版业的这一评价就显得稍低。其评价是否有小题大做之嫌还需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范军.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1978-2009)[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1~2.

    [2]国际学术界关注中国出版印刻的变化.2008-11-09.[2014-06-08].http:///bjpd-zhuanti/2008-11/09/content_14867731.htm

    [3]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M].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

    [4]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第二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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