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幽默·历史

传媒

在任何一个自诩为精英分子的人看来，我们的很大一部分日子即是用键盘敲出来的。生活如果没有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装备起来，那简直是个笑话。伟大的互联网给这个世界铺设了另一套神经系统，我们均是一个个渺小的神经元。

当然，我们的日子里还有电视，还有各种都市报、手机短信，偶尔也会在汽车里听一听广播。后现代主义的世界充塞着各种纷杂的消息：伊朗动态，石油价格飙升，明星绯闻，股市震荡，八十岁的富翁娶妻生子，总统太太拥有上千双鞋子，某种蔬菜有助于降血压，地球的另一面发生了海啸，某一间汽车修理店宰人，这个城市南端的一家私房菜馆名声大噪……总之，我们每天的活动半径超不过一公里，可是，谈起天下大事头头是道，一个斑斓的世界尽收眼底。

这就是我们常常要说的现代感了。何谓现代社会的标志？是人均收入达到多少美元，还是国家拥有多少核弹头？是阳光下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机场候机大楼，还是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抽水马桶？正确的答案是，我们被抛入了大众传媒组织起来的社会。秀才不出门，已知天下事，这是老掉牙的古典故事。几个酸兮兮的家伙多读了两本书，猜得出方圆百里以内的事情，就将众多草民唬得一愣一愣的。现今，稍稍活络一点的人都可以上知天文，下明地理。

当然，我们了解的世界大部分是由各种知识和消息拼贴起来的。少量的知识具体、可靠，可以从中体验到世界的质感和重量，例如早餐时方便面的气味，办公室里领导紧锁的眉头，街道上汽车喇叭的刺耳噪音，当年春茶的扑鼻清香……然而，我们的更大一部分世界仅仅是文字、图片和影像连缀起来的。它们不是世界本身，大众传媒是提供这些文字、图片和影像的强大支持系统。如果互联网全部中断，电视关闭，一切报刊停止发行，那么，我们心目中的世界立即会变得极其狭小。

夸张一点说，诸多大众传媒就是我们的文化感官。电视机决定我们看得到什么。正如一个社会学家所言，电视机前的五十个人游行可以制造出五万人的效果。相反，没有进入大众传媒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打开收音机，我们立即听说了千里之外的一场车祸；如果没有报社记者的介入，我们始终不知道同一个街区里的邻居正在吵架。大多数人可以清晰地指出自己寓所的坐标——某个街区、某条马路、某一幢大楼的某一层。然而，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我们同时生活在大众传媒提供的某一个知识架构内部。几张报纸、几个电视频道或者几个网站布置出个一个大千世界的幻象。我们如同一只蜘蛛爬行在知识与消息的网络之中，蹲在一个小小的节点之上。可是，躺在卧室的床上看电视的时候，手握鼠标点击电脑屏幕的时候，我们总是自豪地感觉到占有了整个世界。

相当多的时候，我们对于大众传媒的信赖甚至超出了自己的感官。我们的眼睛哪儿比得上电视摄像机？我们的耳朵哪有互联网的覆盖面？2005年7月7日，我与几个伙伴离开伦敦前往爱尔兰，丝毫不知道伦敦地铁大爆炸。汽车行驶在爱尔兰乡间幽静的小道，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了家人询问安全与否的短信。直至汽车歇息在一幢原木搭盖起来的乡村酒吧，我们才从电视屏幕的滚动新闻之中察觉到紧张气氛。所以，重要的是一个人与电视机的距离，而不是一个人与事件现场的距离。另一个例子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我曾经在地震之后的半小时电话询问重庆的友人。他的答复让人宽慰：震感很强，居民都跑到街上来了，但是没什么严重的伤亡。然而，大众传媒接踵而至的消息惨不忍睹。一个人只看得见小小的生活区域，大众传媒通常拥有一个俯视社会的制高点。

我们已经习惯了将大众传媒提供的知识和消息视为生活。电视里面那些明星进进出出，报纸的版面充斥一批稀奇古怪的轶闻，互联网正在关注某一个有争议的案件判决——生活的各个维度就是按照大众传媒提供的比例展现。只有在某些特殊时刻，这种生活会突然卡在什么地方，出现了几条巨大的裂缝，如同一阵风吹翻了舞台上的布景——裂缝背后是另外一些出人意料的景象。这时我们突然觉得怪异：大众传媒展现的生活为什么如此单薄？

许多人对于这种结论感到了不安——仿佛我们的生活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生活呢？大众传媒仅仅是一些幻觉，某些更有价值的生活因此沉没了吗？我们怎么能保证，大众传媒之外不是一种更没有价值的生活？

《黑客帝国》这部电影无疑将这种模糊的不安挑明了。一堆人蠕虫似的躺在营养液里昏睡，大脑植入的若干电极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制造出声色犬马的幻象。一个大型的计算机系统操纵着这个虚拟的空间。如果一个人吃到了一块多汁的可口牛排——对不起，那不是真的，手里的刀叉、汤匙以及口腔咀嚼的所有感觉都是计算机虚拟出来的。现今的技术已经如此完善，计算机可以像配制早餐一样提供各种预定的快感：餐桌上的，床上的，安逸地在沙滩上晒太阳或者大把大把地购物，甚至还有拳击场上将对方揍得鼻青眼肿的乐趣——无非是刺激相应的那一部分神经丛罢了。如何从这种虚拟的幻象之中突围？一个救世主式的英雄降临了。他的名字叫尼欧。戴墨镜的尼欧企图率领昏睡的人们冲向“真实的荒漠”。于是，出生入死的情节拉开了大幕。这个世界上，了解真相从来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相反，获悉真相常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然存在另一种选择：无知是福。另一个名叫塞佛的人物愿意从真实的荒漠返回那个虚拟的空间，只要能够从中得到更多的享受。真实就那么重要吗？如果一个人即将命丧黄泉，真实不真实又有什么关系？“真”这个观念有什么理由如此重要，以至于它的意义甚至超过了生命？

当然，《黑客帝国》顺便还抛下一批问题为难我们：什么是真实？如何定义真相？如果真实或者真相来自我们感官的经验，那么，那个虚拟的空间不是已经征服了眼睛和耳朵吗？另一个更为致命的困惑是，我们怎么能证明，尼欧的结局不是从一个虚拟的空间逃到了另一个虚拟的空间？所谓“真实的荒漠”会不会是另一台大型计算机制造的幻象？

无论是沉溺于大众传媒还是挑战大众传媒，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思想史上的先哲曾经用各种寓言表明他们的困惑。“庄生梦蝶”的著名典故之中，庄子无法做出判断——是庄子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子？柏拉图想象许多囚犯生来就囚禁于洞穴之中，他们将前面墙上的影子当成了世界，这些影子是由他们身后的篝火投射过来的。囚犯并不知道自己是囚犯，直至一个解放的囚犯走出了洞穴。解放的囚犯激动地返回洞穴，将阳光之下的各种景象告诉昔日的伙伴。然而，没有人相信他——他被当成了可笑的疯子。

如果这个囚犯的启蒙获得了响应，算不算做了一件好事？鲁迅在他的“铁屋子”寓言之中表示了深刻的怀疑。《呐喊》的序言记载了他的想法：有一间既无窗户又坚不可摧的铁屋子，里面许多熟睡的人不久就要闷死了。从昏睡之中死去并不痛苦。可是，如果用大喊大叫惊醒几个人，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承受临终的恐惧，这不是更糟糕吗？

当时与鲁迅对话的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在他看来，既然惊醒了几个人，摧毁铁屋子就存在希望。然而，这个乐观主义者肯定没有估计到未来的问题如此复杂：现今众多的精英分子飞速地敲打键盘的时候，他们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在摧毁铁屋子，还是在继续生产铁屋子？

幽默

“将计就计，听说过吧？一个资深的老贼从监狱里出来，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的遭遇：那些警察对就是我没办法呀！老虎凳，辣椒水——没用！老子坚贞不屈！于是，他们用上了美人计。老子将计就计，哈哈哈……然后表演了一番如何将计就计。旁边的一个小贼听了暗暗羡慕，于是自投罗网。老虎凳，辣椒水，这小子一声不吭。警察火了，一声大吼：拉出去毙了！这小贼急得大叫——喂，美人计还没用！”

可以预想的哄堂大笑。一个临时集体之中，擅长说笑话的人多半会自然地成为核心人物。机智和幽默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江湖习气。

时代的确不同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充当精神领袖的人物必须用诗与哲学武装到牙齿，搬弄起各种深奥的“主义”如数家珍。这些人显然不愿意装扮成楚楚动人的奶油小生——额上的皱纹表明了深刻的内心，络腮胡子象征了男子气概，如果脸颊上有一条无伤大雅的疤痕可以赢得更高的崇拜指数。可是，如今这种偶像已经过时。一本正经地思考世界肯定有些傻，过剩的理论只能造就一副苦大仇深的神情。要在一堆陌生人之中打开局面，笑话绝对比酸文假醋的格言有效。笑一笑，十年少，何必劳心费神地与诗或者哲学苦苦搏斗？令人惊异的是，如今居然冒出了那么多能说会道、滑稽俏皮的人物。古人云，三人行必有吾师；今人云，三人行必有幽默大师。从表情、腔调、节奏到耍贫嘴的遣词造句，他们的逗笑本领无可挑剔。即使周围笑得前仰后合，他们仍然可以不动声色，故作痴呆。我猜想，许多人的幽默才能多半是由无数机智诙谐的手机短信训练出来的 ，就像许多人的歌唱才能来自卡拉OK的开发——我愿意相信，多年之后历史学家必定会提出一个可爱的结论：手机与卡拉OK无疑是影响中国文化史的两种伟大机器。至于某些电视台那些妙语连珠、满脸坏笑的主持人，每一个表情和每一个动作都会让人喷饭。由于他们的“欢乐总动员”，我们时刻生活在喜剧气氛之中——这时我们才发现，以往那些诗、哲学或者什么“主义”让我们活得多么压抑！

据说英国式的幽默具有较高的智慧含量。笑声出口之前，我们的脑子已经转了一圈。英国式的幽默多半含蓄、温婉，即使讽刺也不过电光石火般的一蜇。然而，如今我们皮厚了许多，我们的神经由于各种风沙的摔打而逐渐迟钝。这时，只有大酸大辣的表演才能抓住周围的眼睛，令人粲然一笑。这终于酿成了另一种喜剧风格。一个埋没风尘的喜剧演员突然脱颖而出——他擅长的种种无理取闹的逗乐伎俩终于有了一个合法的名称：“无厘头”。周星驰、“无厘头”与《大话西游》出其不意地风靡一时，众多年轻的模仿者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念念有词地背诵剧中人的对话。短暂的观望之后，正统的文化机构决定赶这个时髦。北京大学给予周星驰的隆重礼遇表明，他的风格得到了学院精英的首肯。周星驰不再是一个喜剧演员——而是一个文化偶像。粗糙？缺乏细腻的表情？用力过度？穷凶极恶地逼迫别人笑出声来？——这些指摘已经没有多少意义。那些学院精英可以调集一大批后现代理论术语证明：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劲！

尽管考证不出“搞笑”这个术语是由哪一位高人首倡，但是，我深知“搞”这个动词的分量。笑声不再是水到渠成，而是搔胳肢窝似的“搞”出来的。当年，我们多么佩服王朔的喜剧天分——他的小说之中竟然堆积了那么多俏皮话。我们坚决地相信，葛优这种演员是王朔训练出来的。如果没有王朔提供的台词，葛优的冷幽默恐怕只能年复一年地封存在冰箱里面。现在，我们逐渐意识到一个可喜的事实：喜剧天才远比预料的多。那么多“戏说”的电视剧轻松地把血腥的历史调成了斗嘴的文字游戏，《家有儿女》逗得举国上下合不拢嘴，几个以“恶搞”为乐事的家伙竟然把著名导演折磨得捶胸顿足。文人相聚的一个饭局上，我亲眼目睹一个含情脉脉的故事如何被改写为“无厘头”的笑料。一个流浪文人看上了杭州西湖边茶楼里的一个端茶的女孩儿，接下来的故事该怎么办？众多文人一拥而上，分工合作，群策群力。从爱情的表白、遭拒、痛苦不堪到计谋、转机、赢得芳心，每一个段落都得到了“无厘头”式的加工。加工者个个才华横溢，工艺纯熟，以至于最初提供这个故事的作家不得不将深情的眼神改换成玩世不恭的嬉笑。我们身边“无厘头”式的爆笑如此之多，相形之下，相声反而成为一个毫无想象力的乏味节目。

“无厘头”式的狂欢生机勃勃，百无禁忌，甚至大举入侵某些与喜剧无缘的传统领域——例如警察或者侦探的故事。成龙或许算得上始作俑者。警察与凶手的对抗通常以命相搏，惊险万状；然而，成龙竟然在间不容发的打斗之中插入各种小噱头，令人忍俊不禁。我们似乎厌烦了将英雄想象为钢筋铁骨的硬汉。威风凛凛，君临天下——此外，他们是不是也有各种狼狈相，也会给我们提供各种笑料？随后，武侠故事闻风而动。《武林外传》的诞生表明，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侠已经被“无厘头”缴械。传统意义上的武功盖世或者侠肝义胆沉没在嬉皮笑脸的油腔滑调之中。

在我看来，“无厘头”最为杰出的胜利是征服了爱情领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男子汉气概是打动芳心的重要筹码。从007、硬汉小说到沉默不语的高仓健，这些重量级的男人始终是爱情领域的风向标。许多知识女性对于弱不禁风的奶油男生相当鄙夷，公然提倡“寻找男子汉”。这个口号的效果是，一批自认为有望入选的男子汉急急忙忙地给自己贴上胸毛。然而，“无厘头”不屑地将所谓的男子汉撇到了一边。《鹿鼎记》之中韦小宝实践的似乎是另一条民间的真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个无赖的投机小人竟然在爱情领域频繁得手，一大串女人围绕在他的周围争风吃醋，这充分证明了爱情气氛的改变：这种瘪三式的形象走红的时候到了。“无厘头”如何成功地将传统的男子汉形象挤出爱情领域？韦小宝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码。

坦率地说，我对于“无厘头”没有多少好感——笑不出来。我有时会奇怪地询问几个学生：为什么周星驰的一个鬼脸就可以让你们开心地笑这么久？他们暧昧地相视一笑，没有回答——我知道他们想说的是，这个家伙已经老了。为了表示对于周星驰并不陌生，我多少违心地做一些妥协：我承认，《功夫》这部电影的上半部分还是有点意思。几个学生这回忍不住了：啊呀老师，我们不断地重看这部电影，就是等着看下半部分呢！

无论周星驰多么有号召力，我从未担心“无厘头”如同瘟疫似的蔓延。“无厘头”不可能侵入医学领域，谁会让一个医生疯疯癫癫地诊断病人？“无厘头”也不可能侵入金融业。如果一个装神弄鬼的会计扣下了一半工资，最虔诚的“无厘头”崇拜者也饶不了他。即使夫妻之间分派谁洗碗，谁打扫房间，“无厘头”也解决不了问题——几句着三不着两的俏皮话改变不了固定的家庭分工。我想说的是，我对于“无厘头”的厌弃来自一个重大的怀疑：我们的生活值得享用这么多笑声吗？

一个电视记者曾经倒扛着摄像机在街上走了一天。整理街头随机拍摄的种种影像时，这个记者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他所拍摄的全部面容竟然没有一张笑脸。某种程度上，这个事实可以从另一处找到诠释：一位教师在课堂上出示了一幅图画，画面上一对夫妇在午后的灿烂阳光里酣睡——教师出了个题目“突然”，让学生自由想象后续的情节。这位教师同样震惊的是，交上来的所有作业均是虚构各种灾难的突然降临，无论是财物被窃、几个流氓的突袭还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大雷雨。这么一种集体的悲剧感从何而来？如果这种悲剧感时刻蛰伏在内心的暗处，“无厘头”提供的哈哈大笑犹如没心没肺的傻乐——“梦里不知身是客”。一个年轻人参加汶川大地震的救援行动后返回故乡，突然感到了微笑的可耻。如此惨痛的经验之后， 笑成了一种令人恶心的行为——我相信这种感觉。

当然，不管是不是喜欢“无厘头”，我们都没有理由否认作者们的奇特想象——妈的，这真是一批聪明人呵。可是，我们的内心同时清楚，没有人会真正地将自己的生活托付给这些聪明人，尽管我们会被他们的喜剧天才逗得哈哈大笑。

历史

是时候了——玩过了政治，玩过了哲学，后来又大规模地玩过了金融，现在轮到玩历史了。某些人的伟大才情即是，魔术般地将历史改造成有趣的玩具。一时间，历史是一个令人苦恼的存在。维护历史的遗迹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以至于穷人必须掂量一下配不配拥有历史。现在好了，历史光荣地成为一个获利的行业。门可罗雀的历史系一时人声鼎沸。枯燥的历史典籍、乏味的考古材料以及尘封已久的野史笔记无不成为娱乐圈的淘宝仓库。

一些人肯定对于“玩历史”的贬义表述痛恨不已。他们的面孔铺上了一层严肃乃至悲壮的表情，口口声声都是子曰诗云。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他们授予自己文化复兴者的称号。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鲁迅那一批人狂妄自大，胆敢践踏孔家店。数典忘祖，罪莫大焉——现在已经到了续写历史的时候了。克己复礼是一个神圣的使命。商业社会物欲横流，如果只有购物中心、银行、汽车或者电视、手机、互联网——如果没有孔孟之道，人类终将堕落在纸醉金迷之中，甚至万劫不复。于是，他们开始倡导读“经”，并且不失时机地动用了“国学”的名义。一国之学，威仪堂堂。当然，仅仅在教室里吟诵“君子和而不同”或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声势有限，他们干脆儒冠儒服地来到孔庙焚香跪拜，信誓旦旦。

蛰居于学院里的那些白发苍髯的文化大师令人景仰，可是，他们的身后常常尾随了一批势利之徒。老先生可能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皓首穷经现在竟然与一句时髦的广告用语衔接起来了——商机无限。训诂字句这种繁琐的活计只能搁在后台，重要的是，义理的阐发必须与企业的战略或者工商管理衔接起来。当然，如果可以证明李白武功卓绝或者李清照曾经移情别恋，这些资料一定重金收购。总之，利用历史文化淘金的时候到了。否则，我们百般辛苦地和历史练什么？一些明星教授到了电视演播厅伶牙俐齿地宣讲《论语》或者别的什么经典，启蒙的工作似乎功德无量。然而，大多数真正的启蒙工作者——例如，幼儿园或者小学老师——挣得到他们的巨额出场费吗？我们还是不要自欺欺人吧——这显然是学术加盟娱乐圈的盛大表演。另一些胃口更好的人正在高瞻远瞩地盘算，如何把历史端到一个更大的柜台上出售。例如，构思一个中华文化标志城，开价三百个亿，这一笔生意可以获利几许？我的心目中，令人惊奇的毋宁说是这一点：为什么这么多人蝗虫一般地聚集在儒家学说周围？难道我们真的看不出来，这一切与儒家大师教诲的“敏于事而慎于言”或者“安贫乐道”的距离有多远吗？

当然，聚集在儒家学说周围多少得读几本经典。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的人只能徘徊在历史之外。然而，近期的情况有了改观。一个时髦的概念拯救了许多人——中国元素。还有什么必要吃力地啃古籍呢？只要罗列诸如琴、棋、书、画或者竹、梅、松、菊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反复呈现的意象，许多人就会欣慰地觉得，历史终于回来了。因此，张艺谋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调集了一些《论语》、传统戏曲、太极拳或者笔墨与国画的片断，那些苛刻的批评家立即如痴如醉，热泪盈眶：这小子不愧为龙的传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想一想，这个光、声、影的嘉年华会与中国传统艺术的简约神韵究竟还有多少联系。

既如同启示又如同讽刺——中国元素这个词的广泛流行源于美国好莱坞的一部影片《功夫熊猫》。对于熟悉中国武侠小说的人说来，这是一个乏善可陈的故事：一只笨拙的、同时又极其向往“功夫”的熊猫终于战胜了自我，练就一手绝世武功，并且成功地狙击了雪豹的暴动。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影片之中无所不在的中国元素。熊猫无疑是中国的宝贝；此外，我们还可以挑出一大堆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独门意象，例如卷轴，汉服，宫殿，龙头，鞭炮，面条，轿子，瓷器，庙宇，豆腐，牌坊，斗笠……当然最重要的中国元素即是“功夫”——由李小龙、成龙、李连杰这一批影星以及大量香港武侠影片介绍给世界的中国武功，包括螳螂拳、猴拳、蛇拳。据说，《功夫熊猫》的导演马克·奥斯波恩曾经以美国式的修辞公开表示了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神往——他说，《功夫熊猫》是“写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我们可以礼貌地向马克·奥斯波恩导演报以微笑，但是，我们必须心中有数——这是娱乐而不是历史。可以预料，还会有一些聪明的导演别出心裁地调动中国元素包装为风味十足的仿真版历史。然而，导演脸上故作深沉的表情无法迷惑我们。我们不会轻易把历史与传统的重量赋予这些零星的文化碎片。一堆积木搭盖的楼房与摩天大楼的距离有多远，中国元素和历史与传统的距离就会有多远。神奇的中国元素多半倾倒了西方，犹如教堂、城堡、风车、庄园、画廊、圣诞老人、钢箍长裙与高尔夫球组装出来的欧洲是一个招待东方观光客的形象。如果我们连自己也哄住了，那么，我们将辜负真正的历史与传统。

真正的历史与传统多出来的是什么？——千年不绝的血脉。西方可以品尝和赞叹中国元素的异域情调，然而察觉不到血脉的相承，察觉不到我们这个民族抛不开的奇特体验，包括我们的耻辱和不懈的期盼。《出版人》杂志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美国和加拿大网民曾经共同投票，挑选二十个形象的符号充当中国元素——即西方心目中的chinese element：汉语、北京故宫、长城、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莫高窟、唐帝国、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天坛、毛泽东、针灸、中国烹饪。许多人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中国元素的认知很大一部分来自旅行社的宣传手册。这里找不到《红楼梦》，更找不到鲁迅。

鲁迅的评价已经成为专业人士的一个分歧焦点。一些人一如既往地将鲁迅奉为伟大的旗手，另一些人对于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性格为人啧有烦言。鲁迅被排除在中国元素之外，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鲁迅的辛辣气味不小心就会呛着了西方友人；同时，他过多地热衷于“速朽”的杂文以至于没有多少可以向西方世界炫耀的鸿篇巨著。但是，鲁迅顽强地镶嵌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之中，如同一块撤换不下的拱石。他是我们自己的，他的愤世之言只有我们听得懂，并且痛彻心扉。讨人喜欢的苏州园林、京剧、兵马俑或者丝绸可以荣耀地列入中国元素的目录供全世界检索，鲁迅仅仅是我们的历史不可或缺的段落。这就是中国元素和历史与传统的深刻分歧。中国元素的文化渊源不可否认，然而，我愿意重复一个曾经表述过的观点：文史知识不等于历史感。

我已经听到了背后的嘀咕：有必要如此认真地折磨自己吗？往左或者往右，中国元素或者历史，无非游戏而已。的确，“戏说”即是他们对付历史的著名策略。从《戏说乾隆》、《还珠格格》到《铁齿铜牙纪晓岚》，历史提供了多少笑声！为什么要贮存那么多血腥的记忆烦恼自己呢？“游戏”历史的最高版本的确就是游戏。日本的光荣公司终于将中国的《三国演义》改造成一款新型的电子游戏《三国无双》。关羽、张飞、赵云、吕布均以动漫人物的面目出现。他们在键盘的操纵之下大砍大杀，最终完成计算机程序赋予的使命。任何一种历史学派的观点都在这里寿终正寝，只有软件工程师和游戏者的拇指决定这些历史人物的命运。这时，历史已经删除了全部意义，除了这些人物之间虚拟的武功较量。

可以与“戏说”相提并论的另一个策略是历史的“武侠化”。万象纷呈的社会被收缩为几个武侠的恩怨情仇，历史成了掌心的一团可以任意捏弄的橡皮泥。抛开烦人的政治、经济问题，我们就不会被迫解释复杂的、声势浩大的历史运动。所以，张艺谋的《英雄》可以把历史叙述得那么轻巧：那个雄视四海的秦始皇仅仅因为一个“剑”字就悟出了天下的至理，那个含辛茹苦、处心积虑的杀手仅仅由于一声劝解就放弃了致命的一击，舍身就戮。当然，他们开心地摆弄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为这些问题犯愁：如果历史的怨恨可以处理得如此简单，那么，现今的世界为什么依然烽火连天？设计故事的第一推动力，他们必须构思一些小仇恨、小嫉妒，例如争夺武林至尊或者葵花宝典。清一色的铁血男儿多半过于枯燥，他们时常怂恿几个师兄暗恋师妹继而导致仇杀，以至于坊间有“防火防盗防师兄”之讥。总之，金庸小说训练出来的想象力被带入了历史，所有的事件都变得轻飘飘了。我们的企图就是在史料之中发现各种有趣的噱头，例如，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事最好可以追溯至某个女人的情史，拯救天下苍生的是一些武功超群的大侠，一本武功秘籍、一张藏宝图或者一种点穴的绝技乃是江山社稷的终极担保。至于经济史、交通史、科学技术的水平以及社会制度的改革统统拒之门外——那些鬼东西一点也不好玩。

从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某些耗资巨大的电影大片到书店里的各种秘史和真伪莫辨的回忆录，我们遇到的历史前所未有的丰富。然而，某些时候，扰人的历史会突如其来地现身，顽强地充当生活之中的累赘。某个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商看上了一块地皮。拆迁之中，一批民房内部突然发现了一段古城墙。根据有关规定，古城墙必须作为文物加以保护，规划局开始重新考虑在这里修建一座主题公园。那些房地产开发商沮丧地愁眉苦脸——这种麻烦犹如秘密情妇意外地怀孕又不肯打胎一样。这个时候，他们的强烈愿望是，历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没有历史的日子里我们难道照顾不了自己吗？有趣的是，没有多少人谴责房地产开发商的实利主义态度。事实上，我们的教授和导演又会好多少呢？

南帆，学者，现居福州。主要著作有《文学的维度》、《双重视域》、《关于我父母的一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