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伙计到垦荒者

小伙计

1924年春天，二十岁的叶灵凤跟随他的三叔父来到十里洋场，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那所由刘海粟创办的学校，无疑在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上具有开拓者的意义。当时在学校里上课的老师，后来都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刘海粟、黄宾虹、傅雷、江小鹣、汪亚尘、李金发、潘天寿、关良、陈抱一、丁悚、方干民……只不过，当时只道是寻常，叶灵凤并没有觉得大师们特别的好，因为此刻他的心，压根儿就不在父亲指定自己所学的西洋美术上。

上海美专新校舍设在西门斜桥路，那儿原来是徽州会馆修建的“丙舍”。这个古词的本来含义是“正房旁边的耳房”，又寓意“客居他处”，演化到现代则成了“墓庐”。直白地说，是临时停放棺柩的一处所在。徽州旅沪的商人们，经常在这里为客死上海的同乡办理丧葬事宜。每天，叶灵凤背着画夹从这里路过，总能感觉到后脖子上有一丝阴冷潮湿的风在吹拂，仿佛身后有个戴着面具的老巫婆，反复唱着一支奇怪的歌。

叶灵凤的三叔父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那儿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块福地。每天在美术学校上完课，他便以文学青年的身份跟着郁达夫去上馆子。那时候郁达夫刚刚辞了北京大学的教席归来，穿一件深灰色长袍，高高的颧骨，身材瘦长，看上去像江浙的小商人，一点儿也看不出那是个满肚子绝世才华的人。郁达夫从来不在家里吃饭，他经常光顾一些本地和徽帮的小饭馆，一包香烟，半斤老酒，最爱吃的一样菜是“白烂污”。所谓“白烂污”，即黄豆芽煮肉丝，不用酱油，放了酱油的便称为“红烂污”了。

当时寓居在民厚南里的还有郭沫若、成仿吾、戴望舒、施蛰存、田汉、张闻天及其弟张健尔等人。根据叶灵凤自述，他受那些作家的影响很深，“虽然每天照旧到美术学校上课，事实上画的已经很少，即使人体写生也不大感到兴趣，总是在课堂上转一转，就躲到学校的图书馆去看书或是写小说”。他将小说写在一个练习簿上，藏在抽屉里，秘不示人。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次航行的话，那么叶灵凤二十岁时，那艘船的未来目标还是模糊不清的。他只能听从内心神秘声音的驱使，跟着兴趣去随波逐流。“每天往来要经过那一条长长的福熙路，在一条路口附近有一家旧货店，时时有整捆旧西书堆在店门口出售。我记得曾经用一毛钱两毛钱的代价，从那里买到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英国画家罗赛谛的诗集，喜欢得简直是废寝忘食。”午后的空气中弥漫着阳春面的味道，潮湿缠绵的黄梅雨一丝丝飘过来，那段历史镌刻在心田中，成为人生永远的记忆。

当年的创造社，除了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大佬级人物外，还有一群发挥了极大作用的小伙计，其中包括周全平、叶灵凤、潘汉年、柯仲平、周毓英、邱韵铎等人。创造社的极盛时期过去之后，郭沫若漂流日本，郁达夫离开上海，张资平经营矿山，留在上海的成仿吾独木难支，不久《创造周报》宣布停刊。成仿吾打算离开上海时，望着编辑部里堆放的一捆捆未刊用的存稿，皱着眉头连声轻叹：可惜，可惜。

小伙计周全平自告奋勇，挑头办起了一份杂志，名曰《洪水》，放言要续写创造社中后期的辉煌。至于《洪水》的刊名，并没有太多含意，只因为周全平那时正在一个教会里参与校对《圣经》，正好校对到洪水那一章。“这个名好哇，洪水，我渴慕着那能毁坏一切的洪水”。

参加《洪水》杂志编辑杂务的有倪贻德、敬隐渔、严良才等几个年轻人，叶灵凤是后来才加入的，他的任务是负责封面设计和插图。1924年8月24日，创造社的著名刊物《洪水》创刊，封面上是一幅怪异的图案：上端有一只鹰和两条蛇，鹰的胸前佩着一把剑，下端是滔滔洪水，一群浮游的海贝和海螺中，尖嘴猴腮的凶神露出狰狞的脸，凶神的身体下面，丢着一个撕破了的假面具。

这个封面的设计者就是创造社小伙计叶灵凤。

年轻时的叶灵凤是王尔德的追随者。那时候共产党的早期人物张闻天也热爱文学，和叶灵凤同住哈同路民厚南里，那位特殊邻居送给他的书，清一色是王尔德的小品集和童话集。叶灵凤读之而倾心，继而翻译了王的名著《莎乐美》。他觉得找到了灵魂上的导师，以至于终生与那位唯美主义艺术家形影相随。叶灵凤的画风、文学创作乃至生活作派，无不深受艺术巨匠王尔德的影响。

作家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说，叶灵凤很想成为一个沪上有名的花花大少，想要赢得众多女人的芳心。可是，他没有邵洵美帅，也没有邵洵美有钱，但他偏偏就存了那样的念头。叶灵凤是个略带脂粉气的男子，他在文章中自夸：“除了香水以外，我还有两盒极好的粉。”在创造社的那群小伙计中，叶灵凤有点儿养尊处优，加上要插图和写稿，编辑部的杂务（打包、邮寄之类的活路）干得少，因此常引起另一些小伙计的不满。周毓英回忆说：“我们大家什么事情都共同做，包书也要大家来。灵凤、汉年是能躲就躲，否则敷衍一下。柯仲平包书的时候骂人骂得最厉害，连声‘×他妈的，他们写的稿子要我们打包！’”

其实这话说得有点冤枉。小伙计们编辑《洪水》杂志是在周全平的家中，那是上海南市阜民路里弄中的一间老房子，四扇玻璃窗对着大天井，显得开阔疏朗，不似一般亭子间那么阴暗潮湿。淡淡的冬日阳光下，叶灵凤和周全平默默对坐，一边翻着原稿，一边涂抹校样。只有偶尔的空隙，工作疲倦了的两个人才伸伸懒腰，一声叹息，一次对白，给那个亭子间带来一丝生机。

叶灵凤回忆说：“这一间小小的亭子间中的生活，这一种团聚静谧的幽味，的确是使我凄然不忍遽舍它而去的。你试想，这一间小小的斗方室中，在书桌床架和凌乱的书堆隙地，文章写倦了的时候，可以站起来环绕徘徊……”即便到了晚年，两鬓斑白的叶灵凤仍旧念念不忘：“在那间亭子间里所过的几个月的生活，却是我毕生所不能忘记的。因为正是从那里开始，我正式离开家庭踏入了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第一次参加了刊物的编辑工作，并且亲自校对了自己所写和自己付排的文章。”

入狱

叶灵凤入狱，完全是一次意外事件。

依据创造社小伙计周毓英的回忆，《洪水》杂志创刊后，创造社不久又成立了出版部。在宝山路一带开了个门市，常常有赤足拖木屐的人来买书，那些人多半是工厂里的工人，也有学生大老远地跑来，呆在书店角落里安静地读书。这么个偏僻冷清的里弄，忽然间变得熙熙攘攘，警察局怀疑这个书店是赤色的。终于有一天，宝山路警察局派了十几个警察来搜查，楼上楼下，连马桶、保险箱、账簿等都查过了，没有查出任何可疑的证据。叶灵凤等几个创造社小伙计始终捏着一把汗，直到警察搜查完毕，揪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可是，正当小伙计们庆幸平安无事的时候，那些警察又折转身回来了。领头的那个警察走过来，双手抱拳，和颜悦色地说道：“局长请各位去谈话，对不起，请跟我走一趟吧。”正在书店中忙碌的柯仲平、叶灵凤、周毓英、成绍宗四人，当时没有作任何申辩，脸上也没有任何肃穆的表情，乐呵呵地跟着警察走了，倒像是去参加一场喜宴。

叶灵凤等人被抓去五天后便放了。为此，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狱中五日记》叙述那件事。叶灵凤在文章中说：狱中五日，实在是不足述，外面谣传我们曾受了严酷的刑讯，实则在牢里的我们席地坦卧，享受了平时在外面享受不到的幸福。不但不觉得苦，反而自惭形秽——我这种耽于享乐的书生也被归结到革命的旗帜下，恐怕要让人笑掉门牙了。

在叶灵凤想象中的世界里，他希望狱中生活能像小说中读到的那样：夜深人静了，狱卒手持一支蜡烛走过长廊，摇曳的烛光在墙壁上拉出长长的投影，狱卒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掏钥匙开牢门的声音清晰可闻，狱卒点名，叫他的名字，他跟着狱卒去提审……类似这样的戏剧化镜头一个也没有出现，狱中生活平庸得让人感觉太乏味。难怪叶灵凤事后感叹：“啊，太不值得了！”

入狱前的叶灵凤，是一个醉心于唯美主义生活情调的浪漫艺术家。“有时穿着廉价的三友实业社出品的自由布衣服，蓝雪花纹的大褂，外加上红雪花的马甲，真想冒充王尔德，见了叫人吓一跳。”（楼适夷语）狱中五日的现实生活让他清醒了许多，狱中老犯人对于新进犯人的敲诈，狱卒、茶役的勒索，警察们收了贿赂后行事的态度……见识了狱中的世相百态，叶灵凤在《狱中五日记》中大谈坐牢体会，他说：因为自己身上有一两块钱的缘故，在牢里不但没有受欺负，还得到了相当的敬重。“我用了五元钱，结交了一位腿上刺着春宫画的白相好汉，他便事事都为我出面，钱的能力真不可思议。”

叶灵凤出狱后曾感叹道：“我出来了之后，不但未得到愉快，反觉得有一种消失了对手之抵抗而空漠的悲哀。”显然，他这么说显得有点矫情。入狱坐牢并不是什么快乐的事，放出来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毕竟比狱中生活要好许多。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入狱经历后来还成了他创作的素材。1930年，叶灵凤出版长篇小说《红的天使》，其主人公丁健鹤的入狱，以及狱外朋友们营救丁健鹤的过程，无疑皆取材于此。

双凤楼记

1927年，二十三岁的叶灵凤已成为沪上文坛一颗闪亮的新星了。

这一年，他连续出版了三本书：散文集《白叶杂记》，短篇小说集《女娲氏之遗孽》和长篇小说《菊子夫人》，还相继发表了不少文学和美术作品，他沉浸在一种迷醉的喜悦中，感到天空格外蓝，太阳格外红。

如此春风得意的时刻，有一位异性仰慕者前来叩门拜访。

叩门者与叶灵凤不同姓，但是同名。她叫郭林凤，是复旦大学的一位女学生，因为仰慕那个同名者的文才，她邀了同伴U一起“专程来瞻仰”。

旧式恋爱是含蓄的，像是遮面娇羞的花，那份缱绻之情中隐隐蕴藏着悠长的韵味。郭林凤，尽管对与她同名的才子心中充满了爱意，仍然保持大家闺秀的矜持，她让自己的同学U出面去会见叶灵凤，与叶展开“手谈”。那个场面想来十分有趣：一男一女对面坐着，有话不好好说出口，却非要用纸条写出来递给对方，旧时代青年对爱情的谨慎态度可见一斑。

“凤的家庭是很不自由的，她家中没有一个人能了解她。”

“这与我何干？”

“她很爱你！”

U在纸条上写的这四个字，像红红的火炭灼烧着叶灵凤的心。不知道这是出自U的观察，还是受了郭林凤的指使。叶灵凤后来在随笔小品《天竹》中回忆：“我像一只惊弓的鸟儿突然又听见了一声弦响一般，一见这四个字，我的脸色完全变了。”

与郭林凤真正见面的时刻，叶灵凤用文字记录了下来。

U率先开口说道：“这或许要惹旁人的议论，以两个青年的女性，仅因一点文字关系，就突然跑去会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男性。了解我们的人自然知道这是天真，不了解我们的人不知道将要编派成什么了……”

郭林凤的话耐人寻味：“日前一晤，我承认是我生命史上最可纪念的一页。虽不免有点冒昧，但是同名的缘分，我想，这一点心灵上的认识，足以解释我一切的冒昧。”

而在叶灵凤这边，心头上的喜悦不言而喻。“冷寂的楼头，永远是冷寂的，永远是灰色的。但自昨日以来，我觉得一切都有了生气，我觉得窗外那一枝残叶也分外地可爱。啊，这是谁的力量？”

短短的十几天时间内，叶灵凤和郭林凤相见了五次，爱情之树在无拘无束地生长。“玫瑰花开了，而且开得异常丰盛。一夜的春风，冬眠的虫儿睁开眼来，已完全不相信这是他旧有的世界了。”

短暂的热恋之后，那一对同名的人进入婚姻的殿堂。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生活过得恩爱甜蜜。这一时期，叶灵凤写有一组《双凤楼随笔》，写庭院里的李树和牵牛花，写居家过日子的煤烟，写醉鱼、醋虾、黄瓜以及泥滑滑的莲子羹汤，只要是有情人在一起，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也能过得极富诗意。

谁知道还不到一年，他们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变故。

郭林凤祖籍广西，她的父亲是个政府官员，而且官衔不小。郭父带着家眷长期住在上海，有一幢两层楼的房子，宽敞的庭院里种满了花花草草，还有七八个男女佣仆。

——事情就出在男女佣仆上。有一对男女佣仆彼此相爱，无意中被郭家主人（郭父）发现了，令那对男女跪在大众广庭之下，训斥责骂，大发雷霆。受到侮辱的男仆一怒之下，动了杀机，灶房里拿了一把菜刀，见人就砍。那天郭父不在家，郭林凤读书住校，侥幸躲过了那场灾难。郭家其他人遭致满门抄斩，可怜郭林凤的母亲，平日里吃斋念佛，一心向善，即便是在那对男女佣仆罚跪之时，郭母也没少怜悯他们。遗憾的是，起了杀心的男佣已顾不到那么多了。

1928年夏天的那桩凶杀案在上海滩引起了震动。小报上接二连三刊登此一事件的花边新闻，郭林凤被卷入漩涡中，她本来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母亲被害，又死得那么惨，对郭林凤的打击之深可想而知。她伏在丈夫叶灵凤的胸前嘤嘤哭泣，悲声说道：“想起母亲，我有一生也流不完的眼泪……”

为了让妻子度过那一段艰难时日，叶灵凤带着她南下香港，借助南方的和风细雨来抚慰心灵。初到香港，叶灵凤夫妇无亲无故，暂住在中环路的一家旅馆里。因为以前编稿认识了一位叫侣伦的香港作家，对于侣伦来说，年龄不大的叶灵凤是他文学上的前辈。在侣伦的帮助下，叶灵凤夫妇终于有了一个住所。据侣伦在回忆文章《故人之思》中云：

那是坐落在宋皇台旁边一间房子的第二层楼。从那“走马骑楼”向外望，正面是鲤鱼门，右面是香港，左面是一条向前伸展的海堤;景色很美。尤其是晚上，海上的渔船灯火在澄明的水面溜来溜去，下面传来海水拍岸的有节奏的声音。有海阔天空之中，人们仿佛置身于超然物外的感觉。

如此优美舒适的环境，有助于疗养妻子的心灵创伤。在香港的一个月，郭林凤尽管内心仍在忧伤，但从表面上看情绪已经平复。那段时间，他们夫妻俩以及青年作家侣伦的日子过得惬意。三个人都喜爱读书，叶灵凤读高尔基的《母亲》，郭林凤读法国作家雷司华德的《漫郎摄实戈》，侣伦读史蒂文森的小说《自杀俱乐部》。“读书读累了，三个人便到外面去散步，一同坐在堤边的石块上乘凉。常常一坐就坐到了深夜。有趣的是，有一次讲鬼故事，竟整整讲了一个通宵。”（李文宇：《叶灵凤传》）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叶灵凤因沪上的书店业务要处理，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香港。分别前和侣伦约定，等稍后时间松缓些了再来。谁知道香港一别后，这对夫妻的感情出现了裂缝，郭林凤回到老家广西，帮助她做过大官的父亲处理家庭杂务。经历了那次凶杀事件后，她父亲一下子变老了十几岁，感情上也脆弱了许多，留住女儿说什么也不让走。直到一年后，郭林凤在广州一所大学谋了份教书的工作，父亲才不甘心地让她去了广州。

到广州后的第二年，郭林凤不幸染上了风寒，香消玉殒。

郭林凤也爱好写作，在报纸上经常以“南碧”的笔名卖文为生。对于她和叶灵凤的那段感情，郭林凤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别柬》，专门谈论过这件事。有一次，郭林凤逛旧书店，在书摊上看到一本《双凤楼随笔》，不禁泪如雨下。

“左联”风波

叶灵凤终生是王尔德的追随者。年轻时他翻译王尔德的著名悲剧《莎乐美》，那个“致命的女性”形象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这个血腥的故事充满了爱情、死亡、暴力、乱伦、亵渎、性虐待、恋尸癖等多种元素，王尔德受十九世纪象征主义和颓废主义影响巨大，他的诗剧《莎乐美》更是词藻华丽，极力歌颂肉体官能。文学史上，评论家们将莎乐美捧着约翰的头颅狂吻的那一刻总结为“刹那主义”。时间停止了，过去和未来都被否定了，空间的感受被无限放大，那一瞬间才是人生中最美丽的时刻。

年轻时的叶灵凤模仿颓废派艺术家，喜欢将头发乱蓬在头上，有时又换一个样式，用一顶鸭舌帽压住头发，不时地走到镜子跟前仔细端详。在随笔《偶成》一文中，他这样描述自己在电车上向一个时髦女子炫耀他的精致：“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有哈必根香水的手帕来擦一擦手，我望望自己的手指，很尖细。才用Curtex修饰过的指甲，整洁而光亮。”

叶灵凤的唯美主义，不仅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上，更主要地是体现在艺术风格上。他的早期小说充满了伤感孤寂的唯美情调，作品中所渲染的是一种远离物质的只属于心灵和情绪的迷醉，其创作带有浓郁的试验性。用钱理群的一句话来总结：“以一个不乏才情的海派作家，同操‘先锋文学’和‘通俗文学’两端，齐头并进，他还真有其代表性。”

但是这只是叶灵凤的一面，另一面，他很早就表现出对马克思、列宁以及苏俄文学的超乎寻常的热情。据李广宇在《叶灵凤传》中介绍：叶灵凤经常光顾当时上海唯一一家专门出售进步外文书籍的书店，在那里买到了《资本论》的英译本和《震撼世界的十日》一类的书籍。他还于1928年翻译出版了《新俄短篇小说集》——那是国内出版最早的苏联短篇小说集。

叶灵凤参加“左联”，与他的好友潘汉年关系极大。叶灵凤和潘汉年同属于创造社的小伙计，他们兴趣爱好相似，私交密切。潘汉年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派往上海负责文化统一战线工作，“左联”成立，潘汉年起了很大作用。叶灵凤加入“左联”后，在他主编的《现代小说》杂志上对普罗文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和鼓吹。这一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也由初期的情爱小说转变为“革命+恋爱”。如《左道》、《神迹》、《未完的悲剧》、《红的天使》等，这类作品对革命的描写明显属于“架空想象”，时代痕迹十分浓厚，叶灵凤自己对这些小说也不甚满意，后来他在编辑自选集时无一收辑。

然而，当“左联”这个组织真正成立之后，叶灵凤却逐渐疏远了它。按李广宇在《叶灵凤传》中的说法：“这实在是叶灵凤的天性和人生、艺术趣味使然。他可以热情地接受进步的思想，自发地为这种进步思想鼓与呼，但他宁愿选择自己所乐意接受的方式，不愿被一个呆板的组织羁束。”

这应当是对于叶灵凤与“左联”恩怨的最合逻辑的解释。

1931年4月28日，“左联”发布了一则通告：

叶灵凤，半年多以来，完全放弃了联盟的工作，等于脱离了联盟，组织部多次的寻找他，他都躲避不见。但他从未有过表示，无论口头的或书面的。最近据同志们的报告，他竟已屈服了反动势力，向国民党写“悔过书”，并且实际的为国民党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奔跑，道地的做走狗。……因此，叶灵凤已成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卑污的敌人了，就此决议将叶灵凤开除，将由秘书处在左联机关杂志《前哨》上宣布。

通告上所列举的叶灵凤的种种罪名，均无据可查。其好友施蛰存的一番话，倒是说出了其中的事实真相：

叶灵凤于1930年加入左联，从这一面看他是左翼作家，进步青年。但这个人另外还有一面。他住在姊姊家里，而他的姊夫是潘公展的部下，在市教育局当督学。潘公展是教育局长，负责控制上海文化事务。叶灵凤由姊夫的关系，常常很早就知道一些国民党的文化动态，因此就有人怀疑他是打入左联的文化特务。后来，和他共事的时间长了，摸清了他的情况。其实他和国民党没有组织关系，不过自以为消息灵通，在两边说话，失于检点。但他毕竟没有出卖或陷害革命同志。潘汉年每次化装来沪，总是到编辑部来找他。也许他还为潘汉年做过一些事。

垦荒者

上海沦陷后，叶灵凤随《救亡日报》迁至广州。1938年，他移居香港，直到1975年病逝，三十七年间，他视香港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不少人喜欢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其实不然。别的不说，香港有金庸、梁羽生、董桥、高伯雨、叶灵凤、徐訏、倪匡等一大批著名文化人，既有参天大树，也有花花草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香港的文化生态都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香港文化研究者小思先生说：“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发现叶灵凤在香港三十多年，除了在三十年代末期较为活跃外，愈往后期，就愈低调。”三十年代末期，叶灵凤才三十多岁，青春的黄金时期，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况且，三十年代末香港“学士台”聚集了戴望舒、穆时英、杜衡、徐迟、郁风、叶浅予等现代派作家群，还有茅盾、夏衍、楼适夷、许地山、欧阳予倩、端木蕻良、蔡楚生、袁水拍等一批左翼作家，群星璀璨，叶灵凤活跃其间，展现了他的蓬勃身姿。过了四十岁以后，人生进入中年。按香港作家董桥的说法，中年是下午茶，是杂念越想越长，文章越写越短的年龄。“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这是中年。

另一位香港文学研究者卢玮銮女士，在写作《叶灵凤在香港》一文时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漫漫三十多年岁月，叶灵凤除了编辑副刊、写作专栏外，鲜见有其他“抛头露面”的活动。

四十年代以后的叶灵凤，心情略带点忧伤，日子也过得寂寞。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他似乎参透了人生，有种“结束铅华归少年，屏除丝竹入中年”的况味。他的诸多好友像迁徙的大雁纷纷飞走了，自己只能苦守在书斋里，写点文字，编点稿子，构筑自己的文字迷宫，以此抵御漫长岁月的侵蚀。

有一天，他的好友戴望舒收到一封信，是端木蕻良从广西桂林写来的。信中说了他近日在国内的情况，末尾委托了一件事：不知道他亲手葬在香港浅水湾的萧红墓被风雨侵蚀得怎么样了？请兄台前往探视一下，云云。

萧红是出生于黑龙江的女作家，被誉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她生前有个愿望，希望能葬在一个面向大海的风景区。萧红病逝后，丈夫端木蕻良选定了香港风景最好的浅水湾作墓地，将萧红的骨灰埋进去，盖上土后，又用石块堆了个坟包，上面插了块木牌：萧红之墓。

曾经有一度，戴望舒被日本人抓捕入狱，放出来后，临时住在叶灵凤家里。收到那封信后，他邀约叶灵凤一起前往凭吊。

当时还是战争时期，浅水湾仍被列为禁区，日本人防范甚严。在一位与萧红生前熟悉的日本记者的帮助下，他们好不容易才拿到了临时通行证。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步行，戴望舒和叶灵凤终于找到了萧红墓。瑟瑟秋风中，这孤寂的一隅更是显得落寞凄凉。他们在墓前献上了一束山茶花，希望墓前的那一点红，能给亡灵带来些许热闹。

在萧红墓前，戴望舒口占了几句诗：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海涛闲话。

叶灵凤在《寂寞滩头十五年》中回忆了那次行踪：

我们去时距离她的安葬时期已经有半年以上，但是由于当时的浅水湾是荒凉少人迹的，墓上的情形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在一道洋灰筑成的大圆圈内，有由乱石堆成的另一个小圈，这就是萧红的葬处，中央树着一块三尺高的木牌，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大字，墨色还新，看来像是端木蕻良的手笔。当时我们放下带去的花圈，又照了两张相。

十五年以后，到了1957年，浅水湾的萧红墓已经被糟踏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一群文化人奔走相告，商议要筹划一个对策，阻止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继续发展下去。大家认为，叶灵凤是十五年前见过萧红墓原状的唯一见证人（戴望舒已病逝），让他牵头出面呼吁。

萧红三十岁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临死前她在一张纸片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想到那凄凉的一幕，他感觉特别揪心。回想萧红生前，常将两根小辫梳成钉锤形，有时还将辫子盘在头上，透出一种古典美。萧红爱穿镶着金边的长旗袍，偶尔也穿驼色西服……想起这些，叶灵凤不由得悲从中来。

叶灵凤在《寂寞滩头十五年》中写道：由于萧红墓地不是指定的墓葬区域，又太接近沙滩，要保存下去很难。今年七月，这地段忽然要开始一些建筑工程，而且已雇工开始拆迁，“恰巧这时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已经有信来了，他们已经接受端木蕻良的委托，拟将萧红的骨灰掘出来再想迁葬的办法。”但是在香港，开掘墓地迁移骨灰需要事先领取执照，经过多日奔走，终于在7月20日拿到了那张执照。

7月22日，现场经过五个多钟头的仵工发掘，终于让寂寞滩头十五年的萧红骨灰再见天日。8月3日，叶灵凤等人将萧红骨灰护送至深圳，交给前来迎接的广东省作协代表。交接的那个瞬间，叶灵凤心中暗自祷祝：“魂归乐土，看山河壮丽，待与君同！”

进入五十年代后，叶灵凤把自己关在家里，每天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读书和写作。作为一个作家，叶灵凤晚年的写作完全超越了“纯文艺”这一狭窄的范围，年轻时他写过不少小说，如今他的笔触伸向了更广阔的领域。据研究者分析，叶灵凤的写作大体上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读书随笔，一类是香港掌故和风物，一类是抒情小品文。这三大类，他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叶灵凤还有个嗜好：爱藏书。他不说自己是藏书家，而说自己是爱书家。他住的整幢房子都是他的书房，书房里有书，客厅里有书，卧室地上也堆满了书，甚至他子女的房间，也是他的“藏书殖民地”。在他那个书的神秘城堡里，朋友们不清楚他究竟有多少册藏书，只知道他是一个读书读得非常多的人。据他夫子自道：“我读书读得很多，一天要同时读几本书，读了历史或学术的著作之后，接着就改读小说或是笔记……许多较枯燥、卷帙很繁重的书，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顺利读完的。”

1975年11月23日，叶灵凤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享年七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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