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词集的“信任”研究
时间：2020-11-17 10:05:1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吴志强
摘 要：阐释学的蓬勃发展，带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乔治斯坦纳把阐释学与翻译相结合，在其书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中提出了“翻译四步骤”，即信任，入侵，吸收与补偿。本文将以王红公的英译本Li Ching-Chao：Complete Poems为研究对象，分析翻译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经过研究，笔者发现，译者翻译过程中的信任涉及对原文的信任以及对译者自身的信任这两个方面。
关键词：翻译四步骤;信任;对原文的信任;对译者的信任
1.引言
阐释学的蓬勃发展，带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乔治斯坦纳把阐释学与翻译相结合，在其书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中提出了“翻译四步骤”，即信任，入侵，吸收与补偿。本文将以王红公的英译本Li Ching-Chao：Complete Poems为研究对象，分析翻译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
2.从Li Ching-Chao：Complete Poems看“信任”的建立
斯坦纳（1975）[1]指出，对事物所有的理解，也包括像翻译这样阐述性的表达，都是由信任开始的。这种信任，是一种投资，由过往的经验来担保。一般来说，信任是自发的，不容易察觉到，而其建立却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造成的。例如，译者选择原本不是任意的，肯定是因为他认为原文与自己有一定的渊源。这种吸引力，可以是原文的体裁，或是风格，或是类似于自传体式的想象，又或是原文布局谋篇的方式。不论是基于什么样的羁绊，原文对他来说，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然而，信任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译者发现，原文并没有值得翻译的内容，那么信任将不复存在。因为一开始，我们就相信，原文中应该有可以理解的东西，这样其意义的转换才是有效的。因此，笔者认为，译者对原文的信任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对原文的信任以及对译者自身的信任。
2.1 对原文的信任
对原文的信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译者对原文价值的充分肯定，即译者认为，原文是值得翻译的。其二是原文对译者的吸引力，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原文的主题与思想。
首先，王红公与钟玲选择的原文源于李清照的诗词集。李清照，被誉为“一代词宗”，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女词人，其诗词受到了海内外许多学者的喜爱与关注，必定拥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他们选择的词集为1962年由中华书局所发行的《李清照集》。该词集是第一本搜集得较比较完备的李清照词集。除尽可能地搜集现有的与李清照相关的诗，词，散文等作品外，该包含了许多有关于作者的历史，以及前人对她与她作品的研究，评论，书录，序跋，题咏等参考资料[2]。
其次，李清照诗词对译者的吸引力主要来源于，其诗词的主题与思想与王红公的不谋而合。一方面，王公红作为诗人，曾以日本女诗人摩利支子为笔名创造了包含60首爱情短诗的《摩利支子情诗》。例如，开篇的第一首，“我坐在书桌旁，给你写什么呢？爱让我憔悴，我渴望见到活生生的你，我只能写，‘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而李清照的诗词中有大量诗词表现其对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与爱意，无论是与丈夫身处异地或者丈夫过世之后。例如，孤雁儿（藤床纸帐朝眠起）中的诗句“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所描述的，作者因为其吹箫人即丈夫的过世，纵使梅花是如何的艳丽，也不愿倚栏欣赏。而这相同的诗歌主题，笔者认为，是源于李清照与王红公有极其相似的生活经历。王红公一生有好几段婚姻。在与第一任妻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一起研究诗歌，艺术以及绘画，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他钟爱的妻子在短短的13年之后就过世了，即使后来又娶了三任妻子，也始终不能再次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情。而李清照也经历过两段婚姻。与第一任丈夫赵明诚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研究金石，生活特别幸福。但是后来经过丈夫的暂别与逝去，她伤心欲绝，后来与小人张汝舟的婚姻又是以坐牢收场。王红公与李清照的婚姻生活，既有甜蜜也有痛苦，致使两个人谱写了大量对“爱”的渴望与宣泄。另一方面，王红公深受社会思潮的影响，而这样的精神与李清照诗词中所表达的不谋而合。上个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美国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推动了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美国诗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域外女性诗人与诗作，以寻求有别于美国本土的诗学传统[3]。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王红公得到了一部分宋诗的法文译文，从而初识宋代词坛名家李清照。后来，王红公在其著作《汉诗百首》的序言中提高，开始研究李清照和其诗词后，发现宋朝时期的社会精神与当时的美国十分相似，而且与1940年以来西方艺术中流行的浪漫主义，神秘主义与唯信主义很是相宜。认为不仅仅是宋朝，宋朝的诗人，宋朝的诗歌都应该被世人熟知[4]。同时，美国社会还处于“垮掉一代”思潮的笼罩之下，宣扬爱情自由与情感宣泄[5]，这样的主题与李清照的作品相契合。
2.2 对译者的信任
除了对原文之外，在翻译之前也要对译者本身有足够的信任，这主要体现在译者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上。作为全集的主要译者，王红公有丰富的诗歌翻译经验，尤其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在其近60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中，无论是其意象派影响下的早期诗歌，还是二战阴霾笼罩下的中年诗作，乃至各种文艺思潮交织中的晚年生态，自然主题诗篇，都体现出了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吸纳与借鉴[6]。不仅如此，他还在其自传中坦白，在研究李清照之前，从青年开始，他花了30年的时间，一直沉浸在杜甫的诗词中。在其漫长的诗歌创作翻译生涯中，他一共完成了50多部的诗歌创作与翻译，其中涉及李清照的有4部，其余3部分别是One Hundred Poems from Chinese， Love and the Turning Year：
One Hundred More Poems from Chinese， 和 The 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 而对于全集的另外一位译者钟玲来说，她不仅谙熟中国文化，还对李清照也颇有研究。钟玲是本土翻译家，同时也是诗人。除此之外，她的研究主要涉及中西女性诗人，常以两性视角在文学评论中突出女性地位，反应女性意识与心态。[7]李清照身上那股追求自由，追求獨立的精神，让钟玲神往。她曾撰文《李清照：复杂人格的另一面》与《李清照人格之形成》，来论述李清照独特女性人格的养成以及对易安词词风的决定性影响。[8]出于对李清照诗词的共同热爱，王红公和钟玲合译了《李清照词全集》。对于王红公来说，钟玲的协助无非是如虎添翼，这不仅有助于他对李清照诗词的更深层次理解，更能够精准地表达出原文的涵义。因为西方译者对中国文学容易有意或无意的误读，误译，倘若中国译者加以制衡，这样译文就会得到更好的诠释[9]。钟玲的工作是将其语言表意与文化底蕴诠释出来，而王红公的工作是将钟玲忠实的译文进行诗性的表达与升华。[10]
3.小结
本文以王红公对李清照词集的英译本Li Ching-Chao：Complete Peoms 的研究，发现在翻译过程中“信任”的建立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原文的信任。对原文的信任，指的是译者对原文价值的肯定，而是译文对译者有吸引力。其二是对译者自身的信任，涉及译者的语言与文化能力。在本文中，笔者发现王红公的“信任”体现在对李清照词集文学价值的肯定，对其中思想与主题的肯定。同时，译者本身也有丰富的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经历，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理解。
注释：
[1]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1975.
[2]李清照集， 1962.
[3]季淑鳳， 李延林，李清照的异域知音——美国诗人雷克思罗斯的易安词译介研究， 2014.
[4]Kennethrox，One Hundred Poems from Chinese，1956.
[5]葛文峰，美国国第一部李清照诗词英译全集的译介与传播， 2016.
[6]ibid.
[7]季淑凤， 李延林，李清照的异域知音——美国诗人雷克思罗斯的易安词译介研究， 2014.
[8]葛文峰，美国第一部李清照诗词英译全集的译介与传播， 2016.
[9]季淑凤，中国译者与李清照词“走进美国”：英译及启示， 2015.
[10]ibib.
参考文献：
[1]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Oxford Univeristy，1975.
[2]Kennethrox，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M]. New Directions，1956.
[3]葛文峰，美国第一部李清照诗词英译全集的译介与传播[J]. 中华文化论坛，2016（9）.
[4]季淑凤， 李延林，李清照的异域知音——美国诗人雷克思罗斯的易安词译介研究[J]. 北京社会科学， 2014（12）.
[5]季淑凤，中国译者与李清照词“走进美国”：英译及启示[J].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6]李清照集[M].中华书局， 1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