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忧郁（下）

三、历史的忧郁——诗之自觉

屈原诗/思想之诗的“流亡”母题，就这样设定了：

其出发点，是对历史的亲历感。

其核心意象，是“在历史中流亡”。

其基本语境，是“我的历史场景”。

其内含诗意，是“历史的忧郁”。

相比于此，把屈原诗说成“浪漫的”想入非非，太轻飘飘了;倚靠线性时间的阶段性，来谈论它“伟大而古老”的价值呢？也太简单了。不，屈原诗一如一切经典，不局限于某个时间，它囊括所有时间，通过书写，它把历史变成自己的纵深，由此获得了一般抒情诗难以企及的深度和力度。

屈原诗，在文字深处，进行着另一层思想灵游：永远的提问者精神，在每行诗里竭尽全力地追求，亲历一切历史，反思所有活生生的现实，最终落实为每首诗独一无二的形式和语言创造。

在诗人提问者面前，时空不存在任何阻隔，相反，“每个现实”都在和他自己互为印证。永远就是现在。它们互相渗透，彼此包容。一次亲历就打通千百万次亲历。直抵人的根本命运时，古今中外并无不同。

对“历史的忧郁”而言，仅仅大历史不够，仅仅一个人也不够，只有让大历史“成为”一个人才够。人的质地，由此决定。

但，诗歌观念再高级，也必须落实为书写。

历史的忧郁，究竟如何存在于诗？不仅关乎“为什么写”，更在于“怎么写”。

长诗是屈原诗最显著的特征，它不仅前无古人，且在后来二千三百年里，也后无来者。有句常言：形式是内容的延伸。虽然浅显，却没有说错。屈原诗/思想之诗，由于其内含的历史纵深，必须发明不同于一时一地抒情的写法。这个“写法”，我称之为“空间诗学”——一种贯穿了屈原诗诸多大作的、用多层次复调结构建立起来的共时空间，最终呈现出“大历史—大流亡”自觉。

屈原诗的长诗和组诗，每一首（组）题材之独特、特征之鲜明、语言和形式之独创、结构之完整，无不令人啧啧惊叹。其中，诗人之“我”神出鬼没，既可以有人称的现身，又能够隐入诸多面具（如《九歌》），上演一场历史大戏。诗中那些对话，犹如交响乐之复调，在交流、辩驳、争执、咏叹中，交织成推进诗作的能量。用“空间诗学”阅读屈原诗，才能真正理解它们辉煌的精神之美。

更有甚者，这一首首杰作，又潜在地构成了一个更高的整体。拉开一点距离，去观察它们的全貌，我们能看到：那一步步有机的递进，一重重宏富的层次，一种清晰有力的内在统一，一个连续不断的最高完成度，终于打造出一件古典中文诗歌传统中绝无仅有的“大作”。

我在《屈原诗，隐没的源头》中，稍稍梳理了屈原诗的写作顺序，这梳理十分必要，因为这样一来，一个诗人的精神历程（流亡—灵游）才浮出水面，那空间诗学也从蓝图到建筑，显现出建构的全过程。

诗人的直觉可以一步到位，但诗歌的成熟之路，却必须靠艰难的积累和打磨。屈原诗的几部主要作品，真是一步一个脚印。

我把《九歌》作为屈原诗找到“自我”的起点，恰如瓦格纳之《尼伯龙根的指环》，以莱茵河神话握紧了日耳曼文化之根，《九歌》用十一首神人歌，天纵聪明地展演出了一场浩大辉煌的古巫祭祀剧：东皇太一之华贵、云中君之飘逸、湘君之多情、湘夫人之美艳、大司命之庄严、少司命之欢快、东君之灿烂、河伯之深沉、山鬼之窈窕，直至《國殇》挽歌、《礼魂》颂歌。论者尝孜孜于诗中“人物”的性格，多么绚烂瑰丽，没错，但我更看到，屈原诗自其开端，已经全方位打开了自己的精神视野——那个此在和历史浑然如一、互相渗透的世界。诗人出入其中，既可戴上面具起舞，亦可裸出面孔倾诉，无论庙堂之高、山林之野，诗人灵游的脚步一触，无不粼粼泛起光波。《九歌》是青春的、得志的，翩翩然才华横溢的，历史已然登场，天赐般搭起一座戏台，却远没展示它阴暗龌龊的背面。屈原诗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虽然它依然稚嫩，但已远远甩开了小花小草们。

《天问》被许多人排在《离骚》之后，但我认为，无论从思想线索，或文学形式上看，《天问》的位置，都应该排在诗人成熟过程中，即，前有《九歌》，后为《离骚》。如果说，《九歌》植根楚国巫文化，打开了整幅神人交汇的天地，《天问》则登堂入室，不是简单接受，而是深刻挑战那个“天地”，一口气发出一百七十余问，从创世到自我，掀翻了天界人间所有既定答案。全诗起首处，那开天辟地的一“曰”，更是可怕地到位，它把创世神话的“都说是”，一举扭转为“谁说的？”，而这对“说”的质疑，比其后所有质疑更有力，它呼应老子、遥接维特根斯坦，成为诗歌中最早反思语言限定的“语言哲学”。承接这股浩气，《天问》中的“历史”，被一一拷问：“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无数的历史例证，一一罗列犹如自传，从“谁传道之？”到“我又何言？”，无比完整地归纳了整个历史的存在问题——语言问题。《九歌》的历史之美，至此已深化为历史之思，且通过思，把“他说”的历史，纳入了“我问”之内。《天问》的写法，已开《离骚》先河，沿着创世、天地、神话、历史（含括现实）、自我，一层层打开，通篇神话历史、人物故事，貌似说古，实则论今，都无非诗人的“语言”而已！哦，我无比疑惑，是哪位仙人，点化了屈原，传授给他这“提问大法”？还有比百思无解，更令人心怀忧郁的吗？可又正是这“问”而不答，才愈催人深究，史书的密封漂流瓶，就这么被撬开，成就了这件亘古人寰之独一大作。“提问者”，诗人永远的形象，以此挑战所有人，谁敢不服？！

历史的忧郁（下）《天问》是思想利器，《离骚》把历史的忧郁主题推到了极致。再一次，这首长诗成为中文多层次共时空间诗学的最佳例证。多遗憾啊！我们竟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称呼屈原诗时代那些方块字！说它是“汉字”？“汉”作为名称，竟还没诞生。说它是“中文”？又不伦不类的像个从现代剽窃的东西。或者“楚文”？可其构字、用语、内涵，又明显超出楚国国界。我在此顺带一笔，只为指出，我们对历史这个深海的探索，多么肤浅有限。回到正题，《离骚》又大不同于《天问》，句法上，它彻底摆脱了《诗经》四言诗的基本句式，而找到植根于楚国巫言的双联对句形式，在一联中，上句以句中一虚字（变化使用“其”、“之”、“以”、“而”等）+句尾的“兮”建立节奏，下句句中再以一虚字（常为“而”、“之”、“乎”）呼应，这个句式和节奏，整体构成了屈原诗特有的一唱三叹，在抒情表意的功能上，比《诗经》四言的短小扩充了百倍。更重要的是，这咏叹调式的舒展，对传达历史的忧郁感，直如天赐！“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两千多年前，屈原诗已深得“自由体”真谛，它必须有“体”，而不仅仅是“自由”！《诗经》的音乐基因，在此大大发展，并拓而广之，充分加强了汉字（姑且这么叫吧）的旋律感和音韵能量。有了这涛声，一条文字汨罗江，才能浩荡前行，发育出《离骚》的长诗结构，从而让诗人胸中垒垒如石的历史忧郁，终能一吐为快。

《离骚》灵游，发生在多层次结构上，如前所述，那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是一个貌似自传体的历史起点，它把即将引出的流亡之途，直接设定在“朕”、“余”（我）的内部，于是，“灵均”之“均”，岂止限于同代人？那“灵”须打通古往今来，才配得上这一游！“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这哪里只是一人生死之叹？它直接贯通了天地之始、岁月遭际。这个“历史之我”，终于来了！整个大历史，在他怀里，已血肉交融，无分彼此。他亲历大历史的每个时段，契入诸多人物内心深处，与之合一——成为“他”（或“她”）！由是，“宁溘死以流亡兮”，遂成为千古患难者的同一心声。女媭们对诗人的劝导，纷纷以史为例。而诗人坚守精神洁癖，也在拒绝整个“历史”的污浊。《离骚》一个一个层次地剥开了一个精神宇宙：个人、现实、历史、神话，直至大自然的千花万叶，都被点化成一个动态、自足的诗意象征体系。这里，我以为对这些“象征”，不必强加解释，它们如音乐动机般存在，呈现、互动、交织，完成空间建构，才是诗之关键。终于，诗人上下求索不得，无奈回返现实，重重失意的唯一启示，是诗人除了自救、自美，别无他途。历史中所有的、唯一的“人”，只有以所有的、唯一的“诗”为归宿。“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灵游，在此结穴。颇像我写过的句子：“一个字已写完世界”⑧。

《离骚》复调的音响织体，投射出心理的复杂性;它的立体结构，印证着思想的多层次，所有种种，归结为我给“历史的忧郁”那个定义：让大历史“成为”一个人。这个内部满载历史之人，既苦痛又丰美，两者都是加倍的。他在追问里放逐，在思想中流亡，对于他，故乡、旅途是同一回事。出走，在深化对故乡的理解;静止，精神也不会放弃远游。一种无出路，发生在一切走投无路深处。一种决绝，把诗人（和世界）逼至审美境界，去细细品味自己无法解脱、也不要解脱的痛苦，直到它凝为一粒血红的结晶——诗。

1993年，我在海外漂泊的第五年，终于通过组诗《大海停止之处》，打通了这个血脉，那组诗的压轴之句“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如醍醐灌顶，启示我：一切外在流亡都是内心旅程的一部分。全部远离，都在加深内心那个原乡。

《离骚》能实现使“大历史成为一个人”，还因为汉字的另一件秘密武器：动词非时态。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等等时态的阻隔，人物、动作、场景乃至外部与内心，都可以自由转换，恍兮惚兮间，诗作被建成了同一空间。一切“历史的”，都是“现在的”，时间远近只是名称，它们同时发生在这里。非时态书写，亦可称为“共时”书写，它取消/删去事件的狭义背景，将其深化——抽象化成人生的意象、处境的隐喻。它们存在，是为了让一首诗得以完成。

试想，如果不是使用“汉字”，那《离骚》中上天入地五彩斑斓的描绘，便不得不在插入的时态间不停切换;诗人的灵游，也必须随着人物（人称）改变而变换不同动词格式，那么，不仅《离骚》一唱三叹的联句形式会四分五裂，一气贯通的灵游更难以为继，诗人被隔离、禁闭于自己的“时间”里，怎能把古今沧桑变成亲历？

对我来说，《离骚》恰到好处地保持了历时和共时之间的张力：历时的神话、历史人物和事件，被共时的书写纳入“亲历”经验。一首诗中，事件的内涵是处境，一时一地的意义，再拓展就成为所有时代的意义。个体的历时遭遇，并未被群体的共时惨痛所抹煞，相反，所有人贯通的命运，令个体的悲剧性更加深刻。“历史的忧郁”啊，因为内在于我们，才永远无法挣脱。这，是否正是《离骚》最感人之处？

“历史”，又一个和制汉语词，“历”，人之无尽;“史”，存在之无尽。人有多深，史就有多深，诗也该有多深。

西方史诗的特征，在于依托时间做线性叙述，或可曰“诗述史”。而《离骚》的空间诗学，让诗人亲历过去与现在，同处现世和幻象，在不同层次间自由转换，把所有层次叠加成一个立体结构，根本的命运，被归纳其中。这种建立自足语言空间，以含括时间的诗学意识，或可称为“诗含史”。

《离骚》的体量，远较西方史诗为小，可它的深度，却丝毫不比那些长篇巨制为轻。我曾说过：“理解但丁《神曲》的结构较容易，因为他个人化地使用了地狱、净界、天堂那个现成体系;而理解屈原《离骚》的结构较困难，那隐含在繁复语言背后的追寻途径……纯然是个人哲思的。它使《离骚》占有了思想史的位置。”⑨通过《离骚》的结构，“人的彻底困境”这一诗意，获得了最深刻的表达。现在我想说，配为思想之诗传统奠基的，非《离骚》这样“灵均”式的文学自觉不可。

《离骚》把《九歌》的历史视野、《天问》的精神挑战性和空前绝后的形式——结构原创力结合在一起，建构了屈原诗的集大成之作。其后的《涉江》，犹如一首自我归纳之诗，短小、浓缩而悲怆，充满了彻悟生死后的宁静——“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这些哀音，宛如鬼哭，带来水下阴浸浸的寒意。此时，诗人重提青虬、白螭、昆仑、玉英、天地、日月……更与“浪漫”无关，唯在宣示“吾方高驰而不顾”的疯狂。读这首自挽歌，谁的心里不感到一种凛冽刺骨、沉郁深厚的孤独？

那是什么孤独？

1985年，我为第一本英译诗集写的序言，题为《重合的孤独》⑩。一个短句里，充满自相矛盾：“孤独”如何“重合”？“重合”了怎么还会“孤独”？但，写下这命题的，恰恰是只有三十岁却已亲历过不少沧桑的我，特别是那场自以为超前于人类却在最黑暗的历史噩梦中醒来的“文革”……“你将不再有必要记住自己的姓名和面孔。你將从思考得麻痹的那一刻放弃思考，你所拥有的全部只是一块化石，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自己埋葬在化石深处，还是化石正从自己身体内部悄悄生长？”当我们终于开始反思身边发生了什么，才赫然发现，同一个专制思维下，不知多少人死去了，或者说，不知一个人死去过多少次。每个人的孤独里，被填充了多少同命运者的孤独。那块化石，使现实成为最大的魔幻：“你早已置身其中了一个初临之境，你终于重逢了一个将要结识的人，你正在读自己从未写过的诗。”仿佛活在巫术里，历史从“时间的痛苦”再深一步，就成了“没有时间的痛苦”。那所有重重叠叠、错综纠缠、怪圈循环，都在一个人之内，而他（她）的孤独，却又无非是对别人一模一样的重演。“重合的孤独”，一种中国原版的孤独。非遭遇“重合”的抹杀，不能真正抵达孤独的本质。这可怕的、彻底的“知—道”，在二千三百年前，就被屈原诗抓住了、写下了。从那时到现在，这“历史的忧郁”像笔旧债，还在滚动它的利息。

由是，圆明园残存的几根石柱，汇聚起一代人的集体潜意识。我们最常用的“废墟”一词，哪里仅指眼前这几年、几十年？这些石头伸出大地，一如我们的躯体探出历史，其血脉相连，哪里分割得开？“这遗言，变成对我诞生的诅咒”，是的，没有祝福，只有詛咒，从鬼知道多深的地下投出，劈面迎着诞生。这感受陌生吗？抑或对当年面黄肌瘦又热血沸腾的我们太熟悉了？那冬天黄土地上的呼呼风声，天空中围着风圈的一轮冷月，都穿透历史而来，让我们感到，那梗在心中、不吐不快的块垒，好大好硬，非呕出不可。有人曾问我，你为什么总喜欢写过去？我反问，难道它“过去”了吗？

整个1980年代，历史、文化反思浪潮汹涌。一场场倒春寒挟来似曾相识的凛冽，提醒着我们“非时态”的含义。我曾删掉笔记本上过百的题材，只留下《半坡》《敦煌》，写成两个组诗，去把握生存、精神那两个人类永恒面对的层次。也许因此，我被叫做“寻根”诗人，但问题是：我的根需要寻吗？我的根就在自己身上，我该摸到它、抓住它！1985年写作的《与死亡对称》，第一次使用了“我的历史场景”手法，一个结构内，八个历史人物、四个神话原型，对称地汇聚于“我”——仅有的用第一人称完成的四篇荒诞散文，你说是一面聚焦了历史的“现在哈哈镜”也未尝不可。

1990年代以后，我人已在国外，生存、文学语境大变，问题不在怎样“活下去”，而在怎样“写下去”？如何不复制自己，而创出新路？一个预定的结论是：拒绝简化诗歌，堕入宣传口号。经过五年深海摸索，终于，1993年的《大海停止之处》，把我导向那个启示：“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没错，出海——但不止离开，更是返回——拉开的距离都在“自己”之内。自我和人生的结构，本来如此。每个人生在历史之内，又不停把历史包容进自己。出走和还乡是同义词！这个“流亡”自觉，也让我理解了出国前的经历，那不正是一场故土上自我选择、创造的精神“流亡”吗？谁是提问者、反思者，怎能不是流亡者？所以，我在《同心圆》里写：“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在《叙事诗》序言中写：“大历史绞缠个人命运，个人内心构成历史的深度”，想来屈原诗的作者，读到这些，也会欣然微笑吧？

我曾说过，我出国时，带着一本“中国思想辞典”，以此和世界上所有文化交流，从未遇到任何障碍。仔细想想，这本“中国思想辞典”最宝贵的内容，应该就是漫长、艰难的历史文化转型，给现实积淀出的复杂性吧。在内部，我们得忍受传统与现代冲撞的持续疼痛;在外部，得面对各种角度的简单化。尤其冷战意识形态的说辞，不仅过时，更在遮掩今天严酷得多的现实。我们能在双面夹击中幸存吗？这四面八方的“不可能”，能否变成能量，推进自我的创造性转型？幸而，屈原诗绵延二千三百年的孤独，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它跨越二十多个世纪，还在支撑我们的选择。用“提问者”的定位，催生内心持续的强震，借全球化取消的时空阻隔，极端扩张一个人的思想素材。不同文化间大大深化的公约数，攥紧了今天判断事物的标准。这样，我又获得了一部“世界思想辞典”，那仍是一种亲历，但历史场景和忧郁深度，远超昔日。我们的全球意义，正在于此：以一种深海下的聆听，探测彼此，听懂彼此。

经验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中文诗人极大的机遇，尽管这正面含义，经常通过负面现状来成全。挥之不去的“历史阴影”，令“历史的忧郁”更显浓重，一次次希望而来，又一次次失望而返。

这正是屈原诗的经历，在那里，历史并非一片阳光明媚，反而更多风雨如磐：“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开何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诗人何止以史为鉴？时空帷幕一经掀开，他亲历的命运，在历史中无所不在。

中国历史最触目的特征，是它在时间上绵延不绝，文化上一以贯之。汉朝以降，两千多年的文化大一统，使集权思维渗透生活方方面面。从国家体系到个人意识，这个“传统阴影”，在古代笼罩朝代兴衰、怪圈循环;在现代，偷换各种概念，搅扰思想转型。我们记忆中，到处是它的污渍。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刚醒来的人们，眼睁睁看见“文革”话语再次降临;1990年代后的“权贵资本主义”，金钱原则混淆着人生准则，终于沦为无原则。基于经济开放，我们曾一厢情愿地以为向上的趋势不可逆转，也把生命的“意义”定位于此。但，“历史”何曾一帆风顺？沉积的非自觉、刻意的健忘症，呼应着全球性的自私自利、玩世不恭，令最不愿看见的“过去”，突然变成“现在”，是我们“回去了”？还是它“回来了”？一字之差，显形一个魔幻现实。

噩梦的轮回，粉碎了线性时间观和简单进化论。它们如此脆弱，压根经不起一问：我们离开过这“阴影”吗？一个数千年在内循环中深深固化的传统，在一百来年的风暴动荡中，靠囫囵吞枣、消化不良的西方夹生饭（想想“和制汉语一览表”吧），就以为能顺利完成现代转型，难道不是异想天开？质言之，中国文化转型里，复杂、艰难、反复，乃题中之义。历史的阴影，没有或缺少才怪了，说它是一种“命”，也未尝不可。这一道道坎，不可能绕过去。我们今天的经历，都是设定在文化密码内部的。也不妨说，是屈原诗早已写下的。历史其实没有倒退，它只是用逃不开的“必然”，推我们向思想深处又掘进了一步。

当“流亡”成为生存常态，“历史的忧郁”成为内心常态。我们唯一该钦佩的，正是屈原诗对噩梦的先知先觉。它的每一行里，都响着那个喑哑的口音——“历史的阴影”啊，能穷尽吗？

阴影即痛苦。越浓重的阴影，痛苦和压抑越难解脱。21世纪中国诗人的忧郁，理所当然地比屈原诗时代更深刻。犹如屈原，我们环顾世界，也不该轻信任何外在的出路。人生没有捷径，唯一的信念，是向忧郁深处去！以屈原诗的空间诗学，为自己的哲学依托，认清历时事件——共时处境——根本命运那三位一体，建构诗之自足，成为永恒的“诗意的他者”。

我多次提到，当代中文诗人，应该争当“后锋”（相对“先锋”而言）：拚后劲、拚定力，拚耐力。必须意识到，我们这一两代人，是在和历史较劲，不成比例的体量，唯有找到不凡的支点。

这支点，就是抱紧诗歌压舱石，以不变应万变。

1990年代以后，我开始很明确地朝一个方向努力：把我的各种写作，建成一座互补自足的城堡。诗歌创作，是一个个“项目”，每部作品绝不重复，由此拉开一条长长的航迹。散文写作，创造性延伸另一个与诗歌同其久远的中文散文传统，一种以诗意综合各层次素材的纯文学文体。文论思考，一种不得不做、又乐在其中的自问自答，假装答，激发更深的“问”。翻译尝试，从音乐性最强的狄兰·托马斯，到堪称思想教科书的乔治·奥威尔，他山之石，有助辨认假玉。自传体写作，时间飞快流逝，用不了多久，当我们记忆流失（或被抹去），那些脱离了语境的诗句，就会变成风中孤零零飘摇的小纸片，一堆猜不透的谜语。因此，由我们自己记下诗作的可靠出处，十分重要。这意味着，把历史内化进自我，让外在的时间和空间，成为内在于书写的有机部分。

这座城堡，由巨石砌成，远看没有门，近看才发现，每块石头都是门。这里，和屈原诗一脉相承的，是对“流亡”的认可（或曰认命）：门，不通向逃亡之途，它是进入内在自由的入口。石头里面，才是绝处逢生的宇宙。

向内出海，向内漂流。在每行诗里，提炼那首“纯诗”的原型。当我写下：“这行诗就是我的汨罗江”，我就加入了屈原诗的大流亡，并承认，“历史的忧郁”是一种肯定。

正如王德威先生的标题所说：历史的忧郁，应该成为作品里一种“内爆”。它是历史和人性间，压抑与反抗成正比的递增。特别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进程，我要说，我们的历史反思远远不够，认识“阴影”浓重程度的能力也远远不够。传统理解的简单化、现代理念的“夹生饭”、浅尝辄止的“反思”、时髦理论的侃大山、群体情绪的泛滥、商业化贩卖廉价政治口号、被物质欲和利益的裹挟……使“内爆”的当量日渐萎缩。我们该慨叹“生命意义”的沦丧吗？抑或从未获得过它？

我为《幸存者诗刊》第十一期写的卷首语，题为《有根的诗》。何为“根”？一言以蔽之，就是良知之痛。历史和现实的亲历，汇合于人性的痛感。屈原诗又是一个楷模。诗歌透明体，裸露着内心的真实，有一分是一分，没有或假有，也清清楚楚，绝对掩藏不住。生而为人，会痛能哭，已是覺醒的开始。仅仅哀告“不可能”是不够的，认知了“不可能”，却坚持从这里开始，才有原版的诗意。因此，题材、风格可以无限多变，但诗绝不可一刻无根！我鄙视不痛不痒、无病呻吟、喧嚣矫情、油滑空洞的“诗”，因为它们根本不是诗，更在毁灭诗。归根结底，诗学仍是人学。对“诗”的认识，书写着诗人或美或丑的一生。我们都长得越来越“像它”——灵魂塑造个性，个性塑造命运。它们貌似为二，实则同一。屈原诗曾经如此，我们也同样。

黑暗与光组成阴影。黑暗加深时，只要记住：我在写——这就是光。古今中外，诗人只需要这唯一的母语。

我们和屈原诗，都在指向“诗意的他者”那个归宿。

在“他者”成为流行语的世界上，“诗意的他者”，意即做一个主动的“他者”。我们的孤独，不是期期艾艾怨妇式的被迫，而是来自自觉寻求。我曾区分“诗意的激情”和群体情绪，前者，基于永不放弃的自我追问，以质疑自身，打通存在的所有层次。后者，则是“运动”式的喧嚣躁动，最终导致自我毁灭。屈原诗是典型的“诗意的他者”之作。它的“流亡”，定位在哲学和诗学意义上。哲学上，透视存在的多层次，以非线性的共时时间观，含括、深化每个历时“场景”。在诗学上，突破抒情诗的单层次，以空间诗学的立体结构，配套思想之诗的传统。由是，它挣脱了地理、国界之类局限，让任何地点，都成为人生出走之处，也是诗歌归来之处。一场“灵游”，每一刹那刷新着存在。

一个恒在深化的诗歌圆心，一个层层扩展人生同心圆，把一切亲历经验，聚集在自己身上。由是，撕心裂肺的“距离”吗？那完全是褒义词。沉重压抑的“忧郁”吗？也正是一种嘉奖。这当代中文文学的特征，同时具有不可替代的普世价值。“诗意的他者”，用“独立、自由、美”的题中之义，摆正了与政治的关系。诗意为本，政治为末。诗意包含政治，诗意裁判政治。诗歌的原则，先天抉择了政治的态度。屈原诗给出了“诗意的他者”的原型：诗之崇高，命定配套诗人的遭遇。至今，仍在定义古今中外一切流亡者。

个人之内美、理想之美人、世界之美政——一个以“美”为终极旨归的思想之诗同心圆，恒在眼前。二千三百年悠悠逝去，屈原诗常读常新，那“自由与美”的本质，重合进一代代诗家的孤独，更集聚了他们的骄傲。多少时髦理论转瞬即逝，而事实证明，谁心中有“美”，就能自我净化，并为日后悔恨大大免疫。

水面愈漆黑血肉间愈亮起你的光

让我们习惯苦苦香香的想念

一滴水追上亡魂

看着自己成为神话

屈原诗水波粼粼，它的涟漪，荡漾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彭咸之居”！

（作者为汕头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⑧ 杨炼：诗作《面具·三十》。

⑨ 杨炼：访谈《一座向下修建的塔——答木朵问》。

⑩ 杨炼：文章《重合的孤独》。

杨炼：诗作《还乡》。

杨炼：采访录《被偷走的骨灰瓮》。

王德威：《历史的忧郁  小说的内爆——评李锐与莫言》。

屈原诗：《天问》。

杨炼：《大夫，我是你身边一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