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政治文明的南北交往与古代广西王朝建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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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夏政治文明对古代广西的历史影响呈现自北向南、自东向西不断传播的显著特征，这种影响也直接体现在古代广西王朝建置之中。文章重点分析华夏政治文明与百越文明交往特征及在华夏文明影响下的古代广西王朝建置特征。
[关键词]政治文明；交往；王朝建置
[作者简介]朱其现，贺州学院历史学副教授，广西贺州，542800
[中图分类号]D7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12—0148—05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古称百越之地，是南方壮侗语诸民族的主要聚居地，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构建了华夏氏族的地域平台后，华夏文明源源不断地向南传播，南北交往源源不止。在以王朝建置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明推动下，影响着古代广西文明的进程，使广西在我国政治、军事上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华夏文明对南越之地的影响因其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在古代广西呈现出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的特征，这种差异性始终影响着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直到今天，广西东、西部社会发展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究其原因，与历代政治文明之东西部影响之差异是不可分的。
一、华夏政治文明的南北交往
所谓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是指统治者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念和治政、治国经验等的总积淀。其肇始于虞舜时代、成熟于周王朝的分封治政理念和治国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儒家的治政理念、王朝的宗法制度和王朝建置，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君主专制是中国古代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也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维护王权为核心的政治文明，历代王朝的地方建置也都是为维护王权的统一、尊严而进行的。
现今两广地区历史上通称岭南，尽管在中国古代南北之间有五岭相隔，但隔不断华夏文明的南北交往。在中国史书上，就有“帝颛顼时，南至交趾”、“尧命羲舜叔宅南交”的记载。相传虞舜时，全国划分为12州，尽管岭南未在其中，但已称“扬州徼外之地”，并对岭南的自然条件有一定的了解和向往。史书载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且传说虞舜晚年时，曾到南方出巡，后崩于苍梧之野归葬九嶷。至商汤时，定四方献令，岭南始命名为“南越”，伴随着华夏政治文明的到来，经济交往开始出现。《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就有百越族曾向商王朝进献“仓吾翡翠”的记载。周朝时，《诗经·大雅》载：“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强大的周王朝似乎已把岭南的百越族地区划入了它的统治范围。从此，华夏政治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始终影响着百越文明的进程，并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构铸伟大的中华文明。
1．华夏政治文明南北交往的基本条件——岭南交通的贯通
在古代的广西，虽有五岭相隔，但自秦始皇灭六国后即调兵南征，开凿灵渠，沟通湘水与漓水，连接了长江与珠江水系；又扩筑新道，最终形成了中原与广西两条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一是从湖南道县经萌渚岭到广西富川、钟山、八步的萧贺古道；二是从湖南湘江经灵渠到桂林的湘桂走廊。这两条通道对古代广西在迎接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南移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在华夏政治文明南北交往中也起到重要的桥梁的作用。
2．华夏政治文明南北交往的原动力——经济重心的南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促使华夏政治文明南北交往的原动力是古代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自秦汉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自西向东、自北向南逐渐转移，至南宋时，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已完成。促使古代经济南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条件的潜在优势。从汉魏之际才得到较大规模开发的南方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河流交错，即使在大开发之前也“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一旦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力增加，其相对北方在自然条件方面的优势突显，南盛北衰的趋势不可逆转。
第二，多次历史变故，人口大量南迁，促使古代经济文化中心的南迁。从东汉末年开始，北方动乱频频发生。“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百里”，人们纷分南迁，这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向南流动。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晋室南迁，使“京洛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使南方的知识分子和劳动力大量增加，也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及北宋的“靖康之难”，使“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广西因人少地多，靠近江南，自然成为中原之人向往之地，正如陆祚蕃《粤西偶记》所载：“粤地(即今广西)外连交趾，内杂壮瑶，古来安置迁客之地。”外族的人迁，加快古代广西的开发，并成为推动广西生产力提高的主力军，客观上为经济重心的南移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大批商人南下寻找商机，促进南方商业的繁荣。历代大批南迁移民，其中不乏南下寻找商机的商人。古代广西资源十分丰富，翡翠、珠玑、犀角、象齿等历来为中原权贵和商贾所求之物，加之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商品观念淡薄，“不知商贾，惟务耕作”，因此，中原及沿海各地商贾进入广西经营工商谋利，继而落籍广西城镇、圩市。特别是“改土归流”后，南方商品经济十分繁荣，广西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大批商人涌入了广西，这些商人除做生意外，还建寺庙、会馆和书院，促进南北经济的交往，同时给南方地区带来先进的行政管理理念。
3．华夏政治文明南北交往的政治基础——政治中心的南移
经济重心的南移在某种程度上为政治中心的南移打下物质基础，并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在封建社会，政治中心的南移主要有晋代都城由洛阳向建康的转移；宋代都城由汴京向临安的转移；元末明初都城由大都向南京的转移，每次转移都直接带动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流，也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完善的官僚机构，对南方地区的行政区域管理起到促进的作用。
二、中国封建王朝行政建置规律
要分析古代广西王朝行政建置特征，首先要弄清中国王朝行政建置的普遍规律性。一般而言，历代王朝县级以上行政建置与当地政治、军事、经济、地理和民族的关系密切。就普遍而言，经济发展水平是设置行政机构的重要依据，即经济、人口、文化发达程度决定设置理由及政区管辖地域的大小。
由于经济发展的南北差异，在夏华政治文明南北交往中亦呈现出特点鲜明的南北差异。秦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华夏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全国一级政区42郡中，北方占有31郡，秦岭、淮河以南地区仅置11郡，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分地区只由桂林郡统辖。西汉时期，全国设42州(部)，北方就有冀、兖、青、徐、豫、幽、凉、并、朔方和司隶校尉部10个，而南方只有荆、扬、益、交趾4
州，占总数不足1／3。这与经济、文化重心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实相吻合。而唐朝以后，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至宋代，宋王朝的南迁，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南北均势被打破，南重于北的局面出现了。这种局面在王朝建置中也得到相应的反映。唐初贞观10道中，南方就有淮南、江南、岭南、剑南4道及山南道半部，而后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唐开元盛世时所设置的15道中，南方就有淮南、岭南、剑南、江南东、江南西6黔中等道及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的大部分地域，所占比例已达一半。宋朝在中国王朝建置中首次出现了南多于北的局面，如宋元丰年问的23路中南方地区占据了14路。此后，封建王朝的建置中从数量上看南方一直多于北方。如明代全国一级政区15省(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南直隶、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中，南方占10个；清初内地18省(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中，南方占12省，均超过北方地区。我们从历代王朝建置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程度起到决定性因素，也就验证了恩格斯所说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南方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体系后，南方民族区域行政管理制度经历了不断整合、完善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也在这种历程中注入新的血液，创造出特色鲜明的行政管理体制。
省：原是古时王宫禁地别称，汉、唐时均为官署之名，如尚书省、中书省等；到元代，统治者将全国分十二行中书省。从此，省作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域单位，并沿用至今。
府：最早是国家收藏财物或文书的地方。唐朝时，统治者将京师和陪都所在地的州升格为府，从此，府开始作为行政区域的名称。
州：在秦、汉前即有“九洲”、“十二州”之说，汉武帝时京师地区有“十三州”之分，东汉末年，州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域单位，隋唐时改州为郡，唐、宋后又改郡为州。
郡：是春秋时开始使用的地方行政区域单位，秦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唐高祖即位后罢郡为州。
道：作为一级行政区域名，汉代与县等同，且专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唐贞观初年，分全国为十道，升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域单位；到明、清时，道成了一级监察机构。
路：是宋、金、元时的地方区域名。宋初分全国为二十一路，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域单位；元朝设省，路便降为二等地方行政区域，明朝时废路的设置。
县：名称起用较早。《周记》载：“四甸为县”，但作为一级行政区域，则始于春秋，且最初设在边地；秦孝公时，并诸小乡聚为县；秦始皇以郡领县，隋文帝以县隶州。
此外，在中国古代行政区域之名中还有邑、镇、乡等。
在岭南地区，山川险阻，地僻人稀，风俗迥异，秦汉以来，中央王朝采用了以羁縻为主，辅之以郡县制的区域行政管理体制。尽管羁縻政策作为中央政权借以实现对直接统治一时无法达到的周边少数民族的间接统治方式，显示出它在解决四裔边陲行政管理问题上的特殊功用，它与郡县制一道在南方民族区域行政管理制度演变史上并驾齐驱，相互倚靠，互为补充，并呈现出明显的此消彼长的变动趋势。
三、广西地缘政治结构及广西古代王朝建置特征
(一)广西地缘政治结构
由于湘江发源于广西境内，与漓江间的分水岭不算高峻，因此，在广西东北部形成与湖广联系的天然水道。导致广西地区的发展总是与长江中游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并通过湖广、江汉地区，而受到中原文化的渲染和教化。
春秋战国时期，广西属于百越的一部分，后为楚的领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秦朝出兵统一岭南地区，大军由湘江、灵渠而入，设立南海郡、桂林和象郡。今广西分属各郡，广西简称“桂”，盖因秦置桂林郡而得名。秦末，南海尉赵佗占据岭南，并桂林、象郡，而立南越国。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出兵平南越，在今广西境内设立了苍梧、郁林、合浦三郡。
广西的地形地势对历代广西建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云开大山、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此列弧形山脉以内的诸郡无论怎样分合，常隶属于广州；而此弧形山脉以外的合浦郡多分隶属于统辖交趾半岛的交州；广西东北部的郡县，有时划归湘江流域的高一级行政建制统合。
隋唐时期在今广西境内划分的州县建制，基本上奠定了今天广西的行政格局。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分岭南道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岭南西道不仅囊括今广西大部分地区，还统管今广东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从地域交通形势来看，雷州半岛与海南岛可以通过钦、廉地区，与北方、中原的联系并不费力。雷州半岛与海南岛究竟听命于中原政权，还是受制于广东，要看哪方的势力更强。五代十国期问，广西地方先属于盘据湖南的楚国，后隶于南汉，就是一例。
宋朝分广南东、西二路，为“广西”名称之始，路治设在桂州(今桂林)，所置州县地域范围与唐代基本相同。北宋侬智高起兵失败后，宋朝在广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土州、县、峒五十余处。
元代，设立广西两江道宣慰使司和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司，隶属于湖广行省，又是从长江中游控制广西地区的例证。至正二十三年(1363)，设置广西等处行中书省，为广西设省的开始。
明代，将原属于湖广行省的全州划给广西布政使司，将原属广西的廉州、钦州、雷州半岛与海南岛皆划归广东管辖。清代的广西维持明朝的格局未变，省治在桂林，下辖桂林、柳州等11府，郁林l直隶州及上思、百色2直隶厅。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南宁、庆远、思恩、太平、镇安、泗州境设土州27、土县5、土司10、长官司3。
(二)广西古代王朝建置特征
华夏文明对古代广西的影响从王朝建置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从秦始皇三十三年设象、桂林二郡至清朝，今广西境内先后曾设置过1891个县及县以上行政建置，其中郡113、州204(含直隶州、州判)、路19、府33(含土府)、厅11(含直隶厅)、监3，县直机关1005、羁縻州166、土州150、土县25。
综观广西古代王朝建置，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秦至南北朝时期，今广西境内县以上行政建置从数量上看呈上升趋势，体现此时期的封建王朝对广西的开发治理逐渐深广，华夏政治文明也在古代广西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据统计，汉朝在广西行政建置数比秦朝增加了4．5倍，三国时期比汉朝增加1．7倍，两晋时期比三国时期增加1．5倍，南北朝时期比三国时期增加2．7倍。广西尽管发展起步较晚，但局部地区紧跟中原发展步伐，如1938年在桂林观音阁附近的南齐墓出土的欧阳熙地券，说明南朝时桂东北已存在土地买卖现象，与中原地区无异。此时期，封建中央政权是用迁徙汉人来改变广西居民的结构，用设郡置县建立封建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