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年外交为谁服务

外交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业。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听到外交为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侨民服务等说法，这无疑是正确的。那么，中国几千年来的外交主要为谁服务？探讨这个问题，把握中国千年外交履行服务职能的内涵、规律和历史经验，对于办好今天的大外交具有重要意义。

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

从中国千年外交的历史看，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服务。欧洲“三十年战争”以前，世界上还没有主权和领土的观念，自然也谈不上有确定的国家概念。古代国人的国家观、领土观与现代不是一码事，古代中国不是建立在“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基础上的民族国家，但春秋时“各诸侯国开始产生了‘吾国’的观念。”（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郑国商人弦高倾尽家产买肥牛20头犒劳秦军以迟滞侵略者的故事，说明国家观念和爱国意识那时已深入百姓心中。自那之后，外交为国家领土完整服务成为千年外交史上的一条主线。春秋战国时的外交，围绕领土问题做足了文章。从秦始皇灭六国，开疆拓土，建立秦帝国开始，经过近2000年，到清代中国终于形成了一个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和空前统一的国家。针对列强觊觎、染指我新疆、台湾的侵略野心，清廷在新疆、台湾分别建省，这是在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国家核心利益上及时、有力的对外宣示。1919年，北洋政府利用苏俄暂时无力南顾之机，废止《中俄蒙协定》，出兵外蒙，该年11 月使外蒙撤销自治，在法理上成功回归中国。抗战外交的最大成就之一是收回台湾。新中国外交的标志性成就之一是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

二是外交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完整服务。总体上说，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主权受到侵犯是一种常态，人质外交的普遍存在就是一个铁证。尽管如此，各诸侯国外交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完整斗争的思想、智慧、经验和教训却不失为中国千年外交宝贵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秦汉隋唐元明清相对统一的时期，国家主权独立和完整主要通过朝贡体制来体现——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不是主权是否独立和完整的问题，而是中国主权在不少时候高于其他国家主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国家主权与完整才受到西方殖民帝国强力挑战。清政府根本不懂国际法，又没有外交常识，加上综合国力不如别人，才会把治外法权拱手让出，并且主动与列强去协定关税。辛亥革命后，当时的中国不具有不妥协不让步就能立即争回所有丧失的国家主权的能力和条件，因此，其外交战略是在保留以后完全收回主权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收回国家主权。历史证明，这是当时中国外交唯一具可操作性的战略选择。南方政府革命外交与北方政府修约外交，以及北方自身的废约外交与修约外交间的互动，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中国与智利于1915年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借助对德、奥宣战契机，废止与这两国的不平等条约，并收回两国在华各种特权；北京政府分别单方面宣布废止已到期的中比、中西旧约，并迫使该两国重订新约。在列强环伺下，当时的中国政府利用列强间的分裂，借力于一战后国际政治潮流总体上进一步公正合理的走向，运用各种外交手段，主动寻求对自身利益的捍卫，其努力和成就无疑值得肯定。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抗战外交。通过抗战外交，中国收回了租界，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先后取消美英在华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等，并成功敦促其他列强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基本实现关税自主。随着1943年英国与美国同时放弃其在华领事裁判权，中国从此成功获得国际社会“文明”成员的身份，与美苏英一起创建联合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三是外交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服务。这并不是说中国千年外交有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传统，明确提出外交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是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的事。但自有外交以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与国家命运和民生福祉息息相关。一个国家是对外开放，还是闭关锁国，既是外交，也是内政。历史证明，开放总是和繁荣昌盛相随，封闭总是与落后衰败同在。早在公元前2世纪，汉朝与波斯、罗马帝国被视为世界三大开放强国。汉廷把互市作为调节和处理与周边国家或政权之间关系的一个主要的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唐宋时期，对外开放达到高潮，商路达七条，宋朝海航空前发达，泉州、广州、扬州均是名扬天下的贸易港口。其间，中国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经贸大国和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

四是外交为维护和提升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服务。在这方面，中国千年外交具有朝贡的体制保障。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约瑟夫•奈名之为软实力，名词虽是新的，但提升软实力的做法在中国千年外交史上却屡见不鲜。例如，明朝推翻元朝后，成吉思汗建立的“四大汗国”中的3个仍在。大量前元朝官员，流亡到中亚、西亚各国，拼命鼓动所在国反明。郑和在1420年前五下西洋，行至印度洋都被迫返回，原因是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控制了红海流域，严禁中国船队进入。中亚、西亚诸国普遍怀疑明朝实力。据此，明成祖果断决定组织10万人大阅兵，宣示明强大实力，巩固大明与中亚、西亚国家的朝贡关系。1418年，明朝以陈诚为使，出使中亚，随后，中亚、西亚国家均组使团随中国使团回访。1420年7月，来自二十几个中西亚国家、人数多达600人的使团抵达嘉峪关，皇帝派六千骑兵一路护送，经明朝九边军镇“参观”。特意派遣在明军中的蒙族、回族军官接待，介绍明朝的民族平等政策，“明朝虐待蒙古和回回人”的谣言不攻自破。明朝强大的军事实力，给各使臣留下深刻印象。皇帝接见各使臣，使臣们皆行叩拜礼，唯独帖木儿国使臣以“我国无此风俗”为由，坚持行鞠躬礼，皇帝并不在意。帖木儿使团首领是宰相阿尔都沙，副使是名将盖苏耶丁，在本国也是免跪拜礼的。使团在山东、河南、江苏“旅游观光”，两月后，来自于27个国家的使团获邀观览“狩猎”，实际上是10万人的军演和阅兵。“狩猎”持续了整整一个月。阅兵结束后，皇帝接见各使节。这次，帖木儿国使臣不仅带头下跪磕头，全然不顾“我国无此风俗”，而且奉承说，这次进献的名马是当年帖木儿国王的父亲帖木儿生前南征北战专用的“御用坐骑”，赠送给皇帝是为了表达“最崇高敬意”。明朝军威之盛与睦邻友好的国策在各国引起巨大反响，其后中亚、西亚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直绵延到明末，单是帖木儿帝国，终明一世向中国派遣使节的次数就有60多次。有关这次阅兵的详情，也详细记录于中亚国家的典籍里。观览阅兵的埃及使臣回国后，埃及随即解除了在红海对中国商船的禁令，最后一次下西洋的郑和，也终抵红海沿岸，不但结好了红海地区国家，更实现了他作为一个穆斯林终生的愿望——麦加朝觐。

外交为国民利益服务

中国千年外交为国民利益服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国内老百姓提供和平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二是维护中国海外侨民的合法利益。

用尽可能小的、必要的代价避免战争，维护和平的环境是外交为国民利益最大的服务。中国千年外交史上通过外交斡旋消弭战争风险的例子不胜枚举。

中国千年外交也经历了从排斥华侨到积极护侨的变化进程。清初规定，凡私自出海贸易及迁往海岛居住者均按反叛、通贼处斩，国人在“番”托故不归者，回国后，一经拿获就地正法。1876年，清廷在新加坡设领事馆，这是中国首次设馆护侨。中国护侨的历史不到200年，特别是清末明初，国力羸弱，然而在护侨方面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例如，1911年5月13日，墨西哥反政府武装占领了托雷翁城，300 多名华人被杀死，也就是一半华人当场丧命。暴民在华人尸体上乱砍乱剁，把砍下的头颅和四肢抛到大街上，用马蹄践踏，大屠杀从凌晨6时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之后排华暴乱波及到古巴等其他拉美国家。清政府马上向墨西哥提出强烈抗议，驻墨西哥代办沈艾孙向墨政府提起交涉，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设法保护华侨并给予经济赔偿——索赔3000万墨西哥银元，令对方大吃一惊。清政府还电令正在北大西洋海域游弋的清军重型巡洋舰“海圻”号向排华最严重的几个拉美国家立即进发，美国表态支持。8月中旬，“海圻”号首先驶抵古巴首都哈瓦那，军舰的到来，使古巴政府态度发生变化，古巴总统接见海军将领程璧光时表示：“古巴军民决不会歧视华侨。”墨就排华事件正式向中国赔礼道歉，允诺缉捕暴民，接受惩凶、抚恤和赔偿要求，并开始谈判赔偿数额。“海圻”号于是取消了进军墨西哥计划。20天后，中华民国成立，“海圻”号易帜回国。虽然因辛亥革命爆发等原因，墨西哥等国的一些承诺不了了之，但用军舰护侨的空前做法仍在外交为民方面提供了有益启示。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内战，生命和财产遭到空前威胁。北洋政府不顾日本反对，派出4000名中国陆军、1艘中国军舰，开进海参崴，开进西伯利亚……掩护百万华侨撤回中国。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执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大规模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侨胞的利益和安全。1918这一年，全世界因此对中国空前关注。

笔者本世纪初出任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了解到抗战爆发后，中国数万难民逃到孟买，为解决小孩受教育的难题，当时的中国驻孟买总领事奔走呼号，到处募捐，办起了能容纳400名学生的孟买侨校，至今中国驻孟买总领事馆档案里还有当年原始的募捐花名册，募捐者有孟买当地人士，更有在重庆的侨务委员会、民政部、空军司令部等许多军政机关人士。不仅林森、戴季陶、朱家骅、陈立夫等要人为孟买侨校亲笔题词，郑洞国、孙立人、廖耀湘等中国远征军领导人也到侨校为孩子们作报告，更派中央大学校长兼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率团专程到孟买侨校慰问。祖国对侨校的重视扩大了学校在当地的影响，甘地还与侨校的中国孩子们举行座谈。我翻阅陈年旧档，对我的前任为侨民服务的热忱和劳绩钦佩不已。

外交为全人类利益服务

在古代中国，外交为全人类利益服务，也就是为“天下”服务。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念是天下观念，这是古代中国世界秩序的核心价值观念。天下在古代国人眼里，既指中国，如在《管子》里，管子的“天下”，多指代周天子统治之下的范围，更指世界，先秦儒者邹衍等早认识到中国在地理上不等于天下，中国不过是九州中的一州（赤县神州）。中国千年外交为全人类利益服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提供人道主义等各种援助。自古这便是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647年，晋国闹饥荒，重臣百里奚对秦穆公说：“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于是，秦国对晋国及时提供了大量粮食援助，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人道主义救援行动。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死亡14万多人。当时中国非常落后，北洋政府仍决定救助日本，号召百姓忘却战争前嫌，不再抵制日货，以减轻日本人民负担，利于恢复。北平、天津、成都等城市成立救灾团体，演艺界筹款筹物，梅兰芳等进行了义演。景山公园卖票助赈，连中学生也把零用钱捐出，赈济日灾，红十字会救护队赴日救灾，表现出纯洁的道德感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商人、画家、上海佛教领袖王一亭捐白米6000担、面粉2000余袋以及各种生活急需品，这是来自国外的首批救灾物资，王因此被日本人称为“王菩萨”。海军总长李鼎新调军舰2艘，载运粮食紧急驶往横滨拯救灾民。上海总商会召集巨商等，不仅设法捐助大批款项急赈，而且派商船10艘，载运食物、药品分赴东京、横滨、神户等处接济。

支持和帮助国际社会，特别是邻邦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努力和斗争。中国千年外交史上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例如，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鲜，朝鲜壬辰卫国战争爆发，朝国王李昖仓皇流亡。当时朝全国八道已失，仅剩平安道以北，靠近辽东半岛之地义州一带尚未为日军所陷，朝鲜知道若无中国帮助，不可能收复国土，因此派几批使臣向明朝求救。朝鲜王室渡过鸭绿江，居住在大明领土辽东半岛的宽奠堡，受到中国保护。明廷派兵抗日援朝。日对朝侵略行动受到中国军队坚决抗击，丰臣秀吉在战争末期死去。他死后不久，日军全部从朝鲜撤退。援朝的16万6千7百余人的兵力等于是动员了明朝19.72%的兵力，这个数字不可谓不大。3万将士战死沙场，就战争耗费而言，对明朝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推动和帮助建立、完善、维护国际秩序和体系。早在春秋时期，华夏地区齐、晋、鲁、宋、郑、蔡、楚等数十个诸侯国就形成了古代国人所面对的第一个国际关系主体，也就是说，那时在中国现在这块大地上，有几十个独立主权国家，它们拥有独立的军队，管理着固定的领土和人口，能独立制定自己的内外政策，有对外交往的合法权力，能相互订立得到各国公认的盟约。中国参与了联合国创建的全过程，参加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成为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发起国之一；宋子文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参与、推动和支持下建立的联合国体系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效果最明显的国际体系，这一体系至今无可替代，仍在不断完善，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外交为利益集团利益服务

当然，在中国千年外交史上，外交不可避免地也要为利益集团服务。利益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国民利益有一致的时候，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传统外交时代的利益集团，主要指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外交为利益集团利益服务，在辛亥革命前，表现在为朝廷服务，为皇亲国戚服务；民国成立后，先是直系、皖系、奉系各派军阀借控制北京政府之机，利用外交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后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又通过外交运作，为维护“蒋家王朝”统治服务。外交为利益集团利益服务至少体现在如下方面——

为利益集团的统治服务。例如，靠发动“靖难之役”登上御座的明成祖，为增强自己登基的合法性，遣使四出，招徕朝贡，借“万国来朝”的声势树立自己“真龙天子”的形象。他登基后，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使臣，成祖除对朝使臣厚加赏赐外，特派宦官黄俨往朝行赏，不仅对朝国王赏赐大量金银财宝和文化典籍，而且对王妃等也大加赏赐。朝国王受宠若惊，问曰：“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极也？”黄俨答曰：“新登宝位，天下诸侯未有朝者。独朝鲜遣上相进贺，帝嘉其忠诚，是以厚之。”（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为利益集团的面子服务，在千年外交史上，也就是为皇亲国戚们的虚荣心服务。中国外交史上花冤枉钱的事例不胜枚举。汉武帝派往外国的使者一年多达十几批，每批自数百人至百余人不等。这些使者除了搜罗珍宝、编造异闻来引起武帝新的兴趣外，就是跑到外国招摇过市摆阔气，把大把大把的钱扔掉。由此而招来的外国“贵宾”受到武帝的格外优待。隋炀帝为在外国人面前显示本国的高度富足，竟下令将许多丝绸披悬在树木上作装饰，以证明如此昂贵的东西在中国已经多得无处可放了。他还让人领着外国人进饭馆大吃大喝，当客人酒足饭饱要付钱时，得到的回答竟是：“在我们这里吃喝向来是不要钱的。”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有时打开仓库，让朝贡者挑选，爱什么自己就拿什么，老外们捞足了实惠，皇亲国戚们赚足了面子。对于一再遭受屈辱的北宋统治者而言，发展中外朝贡关系，有羞于启齿的另一层政治意蕴所在。用马端临的话说，叫做“柔远人以饰太平”。（《文献通考》卷325，《四裔考三》）每次战争失败之后，北宋统治者便四处遣使，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宋太宗于北征惨败后的第二年（987年），派遣8名宦官携诏书、玉帛，前往海外国家，邀其朝贡。北宋与辽朝订立“澶渊之盟”后，真宗与大臣演出“天书屡降”的闹剧，试图借神力洗刷耻辱，树立天朝的尊严。招徕海外国家前来朝贡，成为该出闹剧重要的一幕。此后，神宗朝、徽宗朝皆曾鼓励海外国家前来朝贡。此举当然徒具“壮朝廷之威灵，耸外夷之观听”（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序》，天禄琳琅丛书，故宫博物院，1932年影印版）。

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也是为利益集团利益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当皇帝热衷佛教时，佛教仿佛成了国教，取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唐朝好几个皇帝信佛敬佛，还搞过大事铺张的迎佛骨活动，围绕这方面的外事活动自然要多起来。此外，元代权贵借朝贡搜罗国外奇珍异宝，供自己享受，这是否关乎国家利益？答案很明白。

对中国千年外交为谁服务问题的思考

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为谁服务这个问题，不难获得有益的启示——

一是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是第一位的。国家安全、主权、领土等国家利益是皮，其他利益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利益理论的第一次实践是“三十年战争”中的法国进行的，当时为了阻止神圣罗马帝国力量的增长，尽管法国属于天主教国家，却加入了新教一方。然而，中国2000年前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就产生了国家利益的观念，当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国家利益”这个说法，但“国之利”这样接近国家利益的词语却用得很广泛。（见《春秋左传》卷十一、《国语•鲁语下》）中国千年外交的历史表明，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是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偏离了国家利益，就离开了外交的真谛。

二是为国家利益服务，要区分好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张仪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外交要谋“社稷之长利”的观点。（见《战国策•齐策一》），长利，即长远的利益，同核心利益意思相近。涉及核心利益的外交议题在对外关系中具有不可让步、不容争议、不容干涉的特点，如反对台湾独立、打击西藏分离主义势力等。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方面，中国外交付出过艰辛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智慧。例如，1947至1948年间，国民政府出兵收复西沙、南沙群岛，划定了南海岛屿国界，出版了南海地图，用11段国界线，圈定了中国南海海域范围，成为如今中国坚持的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至此，南海领土范围在中国地图上明确化了。1948年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开发行《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向国际社会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及其邻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范围，其附图即《南海诸岛位置图》，标明了这条断续线。这条断续线既经中国政府审定，标绘在中国官方地图上，应被视为中国政府对外主张的一种权利。在国民党军队大溃退的1949年6月6日，国民政府还不忘公布《海南特别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其第一条规定：“海南特别区包括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大小礁、滩、沙洲、暗礁，均改属海南特别区，仍由海军代管。”这是外交超越党派利益，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外交活动轴心的典范。2011年9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界定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是中国首次在外交政策文件中明确宣布和强调“核心利益”，表明了中国外交更加自信、有序和成熟。

三是外交为民是外交的根本宗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传统理念是当代中国“外交为民”宗旨的思想源流。2011年，在短短12天内，中国动用海陆空多种手段，紧急撤离在利比亚乱局中的中国公民，共撤出35860人，还力所能及地帮助了12个国家多达2100人撤出利比亚，我国几十个驻外使领馆一起动员，全力以赴。国内紧急派出的工作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奔赴第一线，不分昼夜开展营救工作。坚守岗位的有关部门人员多人累倒，有的被紧急送往医院。这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空前、距离遥远、情势复杂的大撤离行动，可谓气势磅礴，威武雄壮，在我国外交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以人为本，外交为民，不仅是一种理念和国家的基本政策，更体现到我国外交乃至每一个外交人员的实践中。冷战后中国政府这一最大规模的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的行动，得到了全世界的刮目相看并赢得了空前积极的评价。

四是警惕非国家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防止利益集团因利用外交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损害国家利益。传统外交时代的利益集团主要是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在政治腐败时，皇帝为首的利益集团为了家族的利益，为了自己的面子，难免作出损害国家利益的外交决策。在国家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外交为利益集团的利益服务越多，则国家的软实力越低。较典型的是汉朝讨伐大宛国的非正义战争，武帝轻信了假报告，以为大宛不堪一击，所以要把这个美差赏给宠妃李夫人的弟弟李广利，以便他有机会封侯。岂料数万人的不义之师受到西域各国的抵抗，不仅搭上了数万将士的性命，而且搞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宋美龄两次访美的目的不同：第一次访美为抗日救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宋作为国宾受到美国举国欢迎，被美国媒体评价为“征服美国”之旅，访问成果至今传为外交美谈。第二次访问是借钱打内战，是为了挽救国民党统治集团垮台的命运，是为了蒋家王朝的利益服务，美国只同意按私人访问接待，不再铺红地毯，不再邀请住白宫，访问结果一塌糊涂。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里南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