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时间：2021-02-09 08:02: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注重运用出版手段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纲领及主张。先后成立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江西有南昌的文化书社、明星书店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各地苏维埃政权相继创建之后，特别是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红色出版逐步确立了较为完备的编、印、发系统发展格局，获得了全新的发展局面。据叶再生统计，土地革命时期十年间苏区共出版书刊755种；据诸山统计，中央苏区阶段创办报刊160种，目前发现尚存130余种，出版书籍仍有实物的有350种。足见苏区红色出版事业已初具规模。
一、创建了党领导的一整套完整的出版体系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931年底，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出版局”（简称“中央出版局”），全面统领苏区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工作。
1931年至1934年是中央苏区大发展的阶段，赣西南和闽西苏区联成一片。成立了中央一级的党、政、军、群机关及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省级党、政、军、群机关，再下还有县级党、政、军、群机关。相应的，党领导下的出版也呈现出三级结构，即中央机关的新闻出版、省级革命政权的新闻出版、县以下革命政权的新闻出版。其中，以中央出版的力量为主，省级次之，县级以下再次之。据统计，这一阶段，中央苏区出版的报刊和书籍发行量数万册，省级书刊发行量数千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中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三级出版结构，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事业的基础模式，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
同时，中央苏区各级政权都建立了书报的编辑、审查、出版、印刷、发行的专业机构和专职队伍，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出版体系。
中央苏区的出版工作，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制度。该时期建立的现有史料可查的中央、中央部门编审出版机构主要有中央出版局、中央政府总务厅出版处、中共中央局党报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委员会、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发行科、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译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审出版科等 20 多个。它们最主要的职责是审查指导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革命书刊，同时也负责编译出版相关书刊。此外，中央为加强对各苏区出版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还建立了统一的地方编审出版机构，将各苏区的图书出版工作集中归省苏教育部管理。如江西省、闽赣省、湘赣省、湘鄂赣省、闽浙赣省均设立了省苏教育部编审出版委员会（后更名为省教育部编审出版科），负责管理编辑出版工作，审查编辑材料。
在印刷方面，建立了中央印刷局主管下的中央苏区印刷事业。包括中央直属的中央印刷厂，地方印刷机构：闽西列宁书局、兴国县苏维埃印刷所等，中央机关四大印刷所：青年实话印刷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印刷所、中央财政人民委员会印刷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刷所，具有一定规模的印制能力。
在发行方面，建立了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主管下的中央苏区发行事业。中央苏区的发行事业是通过多渠道开展的。包括中央发行机构、出版单位发行机构、军队发行机构、地方发行机构和邮局发行机构五个层面，形成了上下结合、军地结合、条块结合、分工合作的遍布苏区的发行网络。中央苏区发行事业取得了极大的、不容忽视的工作成效，为红色出版的未来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一整套完整的出版体系的构建，一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政权条件下进行全面文化管理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为红色出版编、印、发全流程发展奠定了事业模式和人才基础。
二、马列经典的编译出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列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开始了，但真正开始有计划大规模的出版是在中央苏区时期。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开始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意义上的开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层面的中国化则是从马列经典著作的编译开始的。
在苏区，中共中央宣传部把
“翻译介绍马列主义的论著”与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解释共产国际与中国党的纲领与重要决议案”作为党的宣传工作的重点来抓。甚至1929年后中央宣传部下直接设立翻译科、材料科、出版科、编辑委员会等，编译各种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宣传书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先后通过的《党的建设决议案》
《中央關于赤色工会的任务和目前工作决议》《中国农业工人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等一再重申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我党之所以如此重视编译和出版马列经典著作，就是因为认识到读懂、读透马列主义是有效运用它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
很快，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纷纷成立专门的马列著作编译机构。比较著名的有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译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编审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编译委员会。此外，中央出版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审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等也翻译出版了不少马列著作。这些机构不少由中央高级领导直接发起并领导，依托中央机构、学术团体而设立。比如，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译部是张闻天发起的中央苏区第一个革命学术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下属部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编审处由董必武兼任责任人。这些部门不仅对编译与出版马列原著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央苏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才，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学理性研究与运用。
据统计，1930年底到1934年，中央苏区出版发行马克思经典著作20种以上，此外还有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小册子。其中《共产党宣言》有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政治部版和1934年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译部附加《雇佣劳动与资本》版。当时翻译出版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尤其多，列宁的先后有《国家与革命》《三个国际》《“左派”幼稚病》《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等，斯大林的多为阐释列宁主义思想的著作，如《为列宁主义化而斗争》《列宁主义问题》《斯大林论列宁》等。此外还有许多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如《国际纲领》《少共国际小史》《少共国际纲领》等。
这些经过译者特别改编的马列译著为党员干部提供了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文本，极大地推动了中央苏区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他们开始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去思考中国问题，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也为苏区群众认识和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蓝本，有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普及，提高了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与革命意识。
三、《红色中华》：见证了中央苏区革命和建设的历程
《红色中华》自1931年12月在江西瑞金叶坪老村创刊，就被定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该报发刊词明确办刊宗旨：“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本着这种重大的历史使命，《红色中华》见证了中央苏区革命和建设的完整历程，包括红军长征后的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
《红色中华》在中央苏区时期的新闻出版史就是一部中央苏区革命斗争与民主建设的发展史。《红色中华》从1931年12月创刊至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共计出版了240期。第1期至第49期为周刊，铅印，每周1期。从第50期起，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办的中央机关报，铅印，每周出版2期。第86期改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第148期改为双日刊，星期日休刊，每周3期。第150期始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遇有重大纪念日或重大政治事件，《红色中华》还出版纪念特刊或专刊。《红色中华》辟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党的生活、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红色区域建设、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突击队等栏目，还有副刊“赤焰”，刊登了大量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文告、命令、决议、指示和宣言和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任弼时、项英等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人撰写的社论和重要讲话，“红色区域建设”栏目主要刊登苏区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成就与经验的文章，“工
农民主法庭”主要登载最高法庭的训令以及各级苏维埃政府裁判部的重要案件的判决书，“突击队”栏目专门刊载工农群众的监督性文章，此外还登有红军“反围剿”战役的前线消息等。可见，《红色中华》反映了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和民主建设的全貌。
并且，《红色中华》建立了配套的红色通讯社——红色中华新闻台，这在党的新闻出版史上是开创之举。虽然1934年7月时《红色中华》连同新闻台在内才12名工作人员，但报社坚持依靠群众办报，建立了拥有200多名工农通讯员的通讯网。这个庞大而广泛的通讯网不仅使报刊内容能及时、全面地反映苏区各地革命斗争与民主建设的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让报纸能及时散发到苏区人民群众中去。《红色中华》发行量由最初创刊时的3000份增加到后来的四五万份，甚至超过当时国统区的《大公报》的发行量，有力地证明中央苏区在群众文化建设事业上的成功，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红色中华》还见证了红军长征后的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继续坚持出版《红色中华》。从1934年10月出版的241期起，至1935年1月下旬出版到264期才被迫停刊，共出版了24期。此阶段《红色中华》宣传的主要内容是扩红、征粮、动员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以及揭露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大肆烧杀抢掠的野蛮罪行。见证了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军民在敌人疯狂反扑、重重围困、腥风血雨的险恶情况下，仍然坚持卓有成效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真相。
《红色中华》作为中央苏区出版发行的标志性报刊，对根据地建设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进行积极宣传，推动了各根据地建设工作，成为鼓舞苏区军民进行苏维埃建设的红色号角，对促进苏区革命斗争和民主建设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中央红军长征后，《红色中华》同样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战斗作用，对鼓舞中央苏区人民坚持游击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四、闽西列宁书局——中央苏区第一家红色出版发行机构
闽西列宁书局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中央苏区第一家出版发行机构，先后出版300多种书，发行《青年实话》《红旗报》《闽西红旗》等多种红色报刊，以及大量的马克思、列宁画像，是中央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创建时期党最倚重的出版发行机构，为苏区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兴盛做出了巨大贡献。
闽西列宁书局也是中央蘇区持续经营时间最久的出版发行机构，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重视，毛泽东曾亲自接见其创办人毛钟铭并鼓励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多做贡献。实际上，毛钟铭本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员，他的毛铭新印刷所（闽西列宁书局前身）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陆续抵达长汀时，就开始为革命军队印刷大量的宣传材料。1930年，古田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是由毛铭新印刷所最早印刷出版的。由此可见其与中国共产党宣传事业的深刻渊源，闽西列宁书局的创办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从苏区红色出版事业本身的发展角度看，闽西列宁书局的创立还在于它首次构建了编、印、发一体的红色出版样板。书局下设编辑室、会计科、事务股、印刷所、发行部等部门，实现了编辑、印刷、发行全链条统一经营管理，为苏区其他红色出版发行机构的设立提供示范。同时书局还发展出了党领导下的较为成熟的公私合营的企业经营模式。书局的负责人由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直接兼任，受党的绝对控制。但在经营中采取公开招股扩大经营的方式筹集资金，据统计，闽西书局通过发行股票筹集到1万元。书局实行民主管理，账目在《红色中华》上定期公开。通过采取这些有效经营方式，书局业务不断扩大，还建立了永定分局，直到红军长征被迫停办。
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这段艰苦的革命奋斗历程中，以闽西列宁书局为代表的出版发行机构承担了比图书出版本身更为艰巨的党的宣传与教育相关的信息传递的任务。闽西列宁书局印制发行的文件、布告及书刊，积极配合了苏维埃政权的马列主义宣传，及时传递了党的最新政策及行动准则，加强了我党与广大军民思想战线的统一，坚定了中央苏区军民的革命斗争意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力量的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中央苏区红色出版：中国共产党出版发展史上的全新创造
红色出版是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重视和直接推动下，红色新闻出版发行事业逐渐创立并发展，在不到四年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伟大成绩。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人民掌握政权的条件下，编辑出版各种书刊，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上的全新创造。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有力助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始终服务于党的革命与建设的中心工作任务，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和革命成就，积极发挥了政策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在中央及地方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作为宣传教育的重要手段，积极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和教育作用。第一，提升了苏区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的政治理论水平，有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进程。第二，唤醒了苏区群众的革命意识，为中国革命赢取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一定程度上帮助苏区军民提高了科技文化水平。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事业的基础。一方面，构建了党领导下的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的一整套出版体系，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事业管理奠定了制度性的经验基础。另一方面，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出版工作，中央党、政、军、群领导人多次撰文发表指示性、指导性文章，苏区出版逐步確立了“反对官僚主义”“实事求是”的新闻出版工作态度，以及“多下去调查研究”“建立通讯网和发行网”等工作方法，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事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再一方面，在极其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有限的工作条件中，苏区的出版工作克服经济、政治、人力、硬件等困难，通过中央领导及宣传干部直接担任主笔及参与编译工作，甚至许多中央级报刊都以不足5人的编辑力量坚持办刊的艰苦创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优良的传统。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出版事业的全新创造，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条件下文化建设实践的开端，为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文化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同时，中央苏区红色出版也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中不容忽视的存在，它所倡导宣传的思想主张深植于苏区干部群众的心灵，引领了一代思想潮流，最终改变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走向。毫无疑问，它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与影响，值得我们继续追忆和探索。
（作者单位：江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方 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