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与台湾诗歌的逆现象
时间：2021-02-23 07:57:4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世界的艺术思潮有一个东西方的逆向展开的现象。就中国新诗而言，大陆和台湾诗歌也在逆向展开，其中心轴在守常和先锋，这是一个民族诗歌历史的分化。去掉诗的守常倾向，就会重复台湾诗歌走过的弯路；去掉诗的先锋倾向，就会重复大陆诗歌走过的弯路。
关键词：大陆诗歌；台湾诗歌；逆现象
中图分类号：Ｉ206．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03－0121－03
循环发展，是诗歌发展的一个基本定律。例如，格律化与散文化。由风骚开创的等言化、格律化和非等言化、散文化的诗歌两立式构架，是中国三千年诗歌的基本画图。这两种审美取向总是循环发展的：盛极而衰，凋而复始。二言、四言之后的骚赋是非等言化、散文化的；骚赋之后的五言、七言又是等言诗，格律诗；五言、七言之后的词和散曲，虽然也是格律诗，但非等言化、散文化的倾向非常突出；近体诗又回到了等言化和格律化的道路。
两个类型诗歌的循环都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循环中发展。五言冲破四言、七言冲破五言，词冲破五、七言，散曲冲破长短句，都是为了冲破文体束缚，获得更大的表现日益繁富的外在世界和心灵世界的诗歌空间。至散曲，表现空间已经大为扩展。成都蒲菁为《人间词话》作的《补笺》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敝之，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莫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①。
从大的走向看，自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诗经》收西周以后的作品）到清代，三千年中国诗歌史似乎可以以两晋南北朝划线。前一千五百年以非等言化、散文化的自由诗为主，后一千五百年以格律诗为主。自由诗——格律诗，是基本路向。而三千年古诗的三大高潮（唐诗，宋词，元曲）都是格律诗。但在格律规范上，又可以清楚地看到，格律诗在近体之后，有一个格律从严整到宽松的发展过程。近代诗以后出现的词曲，明显地添加了散文成分和叙事功能，且是非等言格律诗了。越到近代，太严整的格律似乎越难以维持。
如果将新诗纳入这个视野，那么，我们还据此可以考察新诗的自由体与格律体两大路向。没有限制“自由”给新诗带来衰退，过分严格和单一的格律不受当代人的青睐。
又如，新诗的传统与先锋的审美思潮。传统思潮发展到一定的高峰，就会出现先锋思潮。反过来，先锋思潮发展到一定的高峰，就会出现传统思潮。循环往复，彼此取代。先锋诗潮不可能取代一切，取代的只是主流地位。
逆向的诗潮彼此影响，彼此生存在对方的影子里。后一个“复”不是前一个“复”的简单再现，而是上升，而是发展。此“传统”与彼“传统”有继承性，但是二者又并不是简单的复制；此“先锋”与彼“先锋”有血缘关系，但是二者又不是简单的再现。观察大陆和台湾新诗近百年的路程，就是如此。
大陆新诗出现过三次先锋思潮。在上个世纪20年代，由李金发领军；40年代，由后来被大多数人称为“九叶”派的诗人充当骨干力量；70年代末，由朦胧诗作前锋。三次先锋思潮中间是传统的审美倾向占据要津。台湾新诗同样是走着“之”字形的道路：传统——先锋——传统。
这种循环发展不是毫不相干的。二者交相影响，主潮影响非主潮，相反，非主潮也影响主潮。大诗人并不受限于狭窄的创造空间。余光中说的“多妻主义”是一切优秀诗人的共同特征。
考察大陆和台湾的新诗，很容易发现，两个不同空间的循环又是逆向展开的。它们相互影响，各自向对方转换，这是一个很有诗学价值的有趣的逆现象。
从世界的艺术思潮着眼，东西方显然都存在着逆向展开。
古代的东方艺术是写意艺术，注重表现，注重内视，艺术更偏于艺术家对于客观世界的反应，表现的世界是审美性存在的世界。以中国画而论，“中国画既超脱了刻板的立体空间、凹凸实体及光线阴影；于是它的画法乃能笔笔灵虚，不滞于物，而又笔笔写实，以物传神”②。
古代的西方艺术是写实艺术，注重再现，注重外视，艺术更偏于艺术家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再现的是实体性存在的世界。“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区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③。
从诗歌来说，在古代的东方，抒情诗很发达，这种情况以中国最为突出。中国所谓的诗，如果不加任何限定词，就是指的抒情诗。诗是文学中的文学，抒情诗则是诗中的诗。诗是文学的王冠，而抒情诗则是这顶王冠上的珍珠。“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指中国——吕按）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④。陶渊明、李白、杜甫、李商隐、李煜、苏轼、纳兰性德都主要是抒情诗人和词人。
在古代的西方，亚里斯多德、贺拉斯、莱辛等理论家们笔下的“诗”，其实指的是史诗。与几乎没有史诗的中国相比，古代西方多的是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研究西方历史时绕不开的话题。
古代东西方艺术思潮的逆现象，有人种、民族素质的原因，有地理环境的原因，有文化传统（尤其是哲学、宗教传统）的原因，也有领潮人的巨大影响。
到了近、现代，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东西方艺术各自向对方转化。东方艺术在写实浪潮前退却了。在文学的诸样式中，抒情诗走下了至高无上的王位；叙事（甚至纪实）文学即使没有登上王位的话，至少也已经摆脱了卑微的身份，理直气壮地迈向文学的中心地带。在诗的领域，叙事诗、有戏剧化因素的抒情诗在数量上有所增多。而西方艺术则在克罗齐美学出现后，日渐加强了内视性、主观性、表现性。现代派艺术是这种发展趋向的极致，写实艺术退却了。
这种逆现象使人想起克罗齐。欧洲近代哲学的成就，主要是由康德、黑格尔这一路人马代表的，而集大成者就是意大利哲学家和史学家克罗齐。黑格尔哲学的精要处在辩证法，他的辩证法的依据是“相反者的同一”这个原则。克罗齐提出了“相异者”的概念。照他的叙述，每一个相异概念既是一个具体的共相，它自身就是一个相反者的同一。相反适以相成。以“美”为例，具体的“美”是抽象的“美”与抽象的“丑”的综合。从克罗齐的哲学来看逆现象，就能使我们不落入极端，是很有价值的。
东西方艺术思潮在流变中的逆现象说明，艺术的发展随着人类的交际媒介的改善而日见呈现出开放性，不同民族和地区的艺术都有自己的传统，但是它们的相互倾慕又是艺术的基本品格。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作为“相异者”的不同民族和地区的艺术相互模仿、相互交错、相互补充、相互综合，从而带来当代艺术的繁富。当我们讨论大陆与台湾诗歌思潮时，要注意这样的背景。
话题回到中国新诗。从50年代开始，大陆和台湾的诗歌也围绕传统与先锋这个中心轴在逆向中展开。
台湾新诗是具有本土特点的诗歌，但是它也是中国新诗的重要分支，从张我军、赖和等开始，台湾诗歌也几乎有了80多年的历史。张我军的诗集《乱都之恋》出版于1925年，只比胡适的《尝试集》晚5年。1949年以后，许多诗人从大陆南下台湾，使得台湾诗坛在诗人队伍、诗歌的审美取向上更加接通了大陆与台湾的血缘关系。50年代中期，先锋派诗人纪弦主编《诗志》、《现代诗》等刊物，并创组现代派。纪弦在30年代就以先锋派诗人名世，以“路易士”的笔名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诗歌。应当说，纪弦的诗并不怎么前卫，但是在诗歌观念上他与李金发是同道。1948年到台湾后，先后创办《诗志》和《现代诗》，鼓吹新诗的现代化。1956年，他公布了作为现代派“基本的出发”和“总的看法”的六大信条⑤。作为“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含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要素的现代派”，他提出“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著名主张。在当时的台湾诗坛上形成了《现代诗》、《蓝星》和《创世纪》三大先锋阵营，现代主义诗风成为时尚。
经过几年的先锋热潮，出现了颓势，“西风凋碧树”的状况引起台湾读者不满，引发了一场诗歌路向的争论。1962年，经过两个半月的筹备，日后逐渐形成“健康，明朗，中国”的办刊方针的台湾《葡萄园》诗刊创刊。总编辑文晓村执笔的《创刊词》说：“许多原本喜爱新诗的读者，都是因为觉得现代诗‘难懂’，因而对现代诗感到困惑、失望，甚而望诗生畏，不敢亲近”，“我们希望：一切游离社会现实与脱离读者的诗人们，能够及早觉醒，勇敢地抛弃虚无、晦涩与怪诞，而回归真实，回归明朗，创造有血有肉的诗章”。其后，《葡萄园》连续发表社论，批评诗坛时弊，宣传自己的诗学主张。《谈新诗的明朗化》（第2期，古丁执笔）、《现代诗人努力的方向》（第3期，古丁执笔）、《论诗与读者》（第5期，古丁执笔）、《论晦涩与明朗》（第9期，古丁执笔）都是重要文献。《葡萄园》之后，1964年，以本土诗人为主的《笠》创刊。1968年，《诗队伍》创刊。前者倡导乡村风格和口语化，后者推行“诗无邪”的诗风。
有趣的是，在《葡萄园》创刊号上，纪弦发表了题为《回到自由诗的安全地带来吧》的论文。论文对“现代的偏差，诸如形式主义、虚无主义、恨的发泄和纵欲的倾向等”进行了严厉批判，呼吁：“迷途的羔羊们，快回到自由诗的安全地带来吧！”⑥纪弦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并公开宣布取消先锋派，成了台湾诗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显示了台湾诗歌流向的转变。
纪弦之后，余光中也曾是先锋派诗歌的领潮人，他在70年代初期发动了台湾现代诗的论战。到了70年代后期，余光中放弃了原有主张而重归中国诗歌传统。70年代后期，诗歌由先锋派思潮转向，传统思潮重新成为台湾诗歌的主要思潮。从70年代后期起，台湾的乡土文学也繁荣起来。由先锋到传统，这是台湾诗歌展示的诗歌发展之路。
大陆诗潮的流向刚好相逆。
大陆新诗曾经受过先锋思潮的两次影响，即30年代初期和40年代中期。国外的先锋派给中国诗人（包括艾青、戴望舒、卞之琳、穆旦、郑敏、杜运燮等等有成就的诗人）带来一些技巧上的影响。但是求实地考察就可以发现，对于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良好传统的中国新诗，对于处在战争、动乱与革命环境中的大陆诗人，先锋派作为一种艺术思潮在中国诗坛从来只是一种低调的演奏，而且往往只是昙花一现。大陆诗歌主潮始终和社会现实拥抱，始终以“和时代同步、与民族同心”相号召。
50年代以后，大陆产生过一些优秀诗人和优秀诗作。但是和50年代以前的大陆诗歌相比，成就不显。大陆诗歌注重自己与时代、与社会、与人民的联系，这是对的。但在力求保持自己的传统中走到了凝滞的极端，脱离了艺术，成了政治家的传声筒。到了“文革”时代，几乎全军覆没。
70年代末，新时期开始，艺术自由的空气有所改善，大陆新诗也迎来了新的繁荣期。在求新破旧心态的驱动下，艺术思潮急剧转向，先锋派第三次掀起高潮。这次高潮规模大，影响大，以“朦胧诗”发端，推出了新人新作，赢得了许多青年读者的认同和喜爱。先锋派不但成为时尚，而且在新诗史上真正形成了先锋风潮，掀起中国新诗第三次先锋派的高潮。“突围”，“从零开始”，成了许多大陆诗人对待传统的流行观念，对50年代以后新诗形成的痼疾进行了反叛和冲击，推进了新诗的自我涅槃。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大陆新诗出现式微。新诗的个人化写作倾向流行，与社会和时代的联系松弛了；新诗的个性加强，与读者的联系松弛了；新诗的眼界大大开阔，复写、把玩西方现代派的艺术观念的现象十分普遍。人们惊呼：新诗在当代文学中迅速地走向边缘。
大陆和台湾诗歌的逆向展开的中心轴在传统与先锋。大陆和台湾诗歌也各自向对方错位。但是，与东西方艺术的逆向现象不同，大陆和台湾诗歌的逆现象是一个民族的诗歌的历史性分化，因此，“相异”中孕育着更高层次的更富生机的相同。
大陆和台湾诗歌的逆向展开，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在这个基础上的共识，极有可能使逆现象推动整体的中国新诗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
中国诗歌的繁荣程度、成功程度取决于它对时代、民族新的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它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程度与速度。
从大陆和台湾诗歌的逆现象中，可以看到这个过渡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侧面；一是西方艺术经验的本土化，一是优秀的民族传统的现代化。
“中国”与“现代”是中国现代诗学两个共生互动的限定词，中国现代诗学由此定位。在建设中国现代诗学的时候，我们面临中国古代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向中国现代诗学的转换。中国现代诗学史就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阐释史和西方现代诗学的中国阐释史。
我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古代诗学的现代阐释；西方诗学的本土阐释。民族性与现代性既对立又具有内在联系，这是二者寻求融合的基础。
丢掉本土化，就会重复台湾诗歌曾经走过的弯路；丢掉现代化，就会重复大陆诗歌曾经走过的弯路。
中国新诗创新的目标决不是成为西方诗歌的旁支。“纵的继承”是根基。对西方艺术经验的“移植”，只有实现本土化，才能真正给中国新诗的发展融入新机。
中国新诗必须创新，但将民族传统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古董，已经由历史给予否决，重要的是将传统诗歌和诗歌传统两个艺术观念区别开来，传统诗歌是具体的作品，一个民族和诗歌总是处在永恒的无穷尽的新变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诗歌总是不可能完美地表达当代中国人的诗美体验。诗歌传统则是另一个概念。诗歌传统来源于传统诗歌，但又外在于传统诗歌。它是千百年来（对新诗而言，近一个世纪）众多优秀作品中的共通因素。比如，中国诗歌的文化精神总是以整个国家为本位的，它对个人命运的同情，常与对民族兴衰的关注分不开（不像西方诗歌以个人为本位）。又如，中国诗歌有许多古老的形式特征：天人合一，虚实相涵，含蓄蕴藉，音韵谐和等（不像西方诗歌的许多形式特征）。发扬优秀的民族诗歌传统，就是发扬这些有别于其他民族诗歌的文化精神和形式特征。我倾向于这样“大而划之”地来看待台湾现代诗及其对大陆诗歌的影响。逆现象给中国新诗带来许多启示性，而获得深刻启示正是大发展的必要前提。
注释：
① 靳德峻签证，蒲菁补签《人间词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②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③ 亚里斯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④ 《闻一多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⑤ 这六大信条是：第1条：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第2条：我们认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第3条：诗的新大陆之探险，诗的处女地的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见，新的手法之发明；第4条：知性之强调，第5条：追求诗的纯粹性，第6条：爱国。反共，拥护自由与民主。
⑥ 转引自文晓村《文晓村自传·从河洛到台湾》，诗艺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责任编辑 刘保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