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
时间：2021-02-27 08:02: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艺术。
文学是推进社会进步，提升人类文明的艺术。“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惟有他才能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所能恩赐于人类的，就是藉着提升人的心灵，来鼓舞和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昔日曾经拥有的荣耀，以帮助人类永垂不朽。诗人的声音绝不仅仅是人的记录，它应该而且能够成为一根支柱、一根栋梁，从而使人类永生。”(福克纳)艺术如果堕落了，也就意味社会文明滑坡衰落了。我们国家，历来重视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这就影响了许多人一往情深地热爱文学，希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有所奉献。
我从事文学创作大半个世纪，文学事业是和我整个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我生命历程有多少艰辛、欢乐、苦涩、希望，都与文学密不可分。
鲁迅先生说过：“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这话刚好可以借用来形容我的文学道路。
我出生在湘西南洞口县高沙古镇。这古镇水陆交通方便，到了上世纪30年代末，就拥有过上万的人口熙熙攘攘地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素有“小南京”之称。这里商业发达，手工业劳动者密集，不仅农村破产的农民源源不断涌入，因日寇侵略，武汉、长沙、衡阳等城市流亡的难民，更是一年比一年多地进来。我父亲以手工弹棉花为生，却认定孩子们必须入校接受正规教育的重要性，再困难也要坚持送孩子上学念书。我初中毕业那一学期，正逢上高沙解放，社会动荡，纺纱织布人家日渐稀少，造成我家生计越来越艰难。眼见家里已无力再送我上高中学习，我便投入地方农会反霸减租支援前线群众运动，不多久被推举担任高沙镇首届人民政府“干事”，凭着领来的三八式步枪，日以继夜地协助驻高沙的解放军部队，清剿当地潜藏的残余土匪。我不仅勇敢，而且多次立下小功。有一天，镇长高兴地告诉我：你很快会升区干部，配挂手枪，穿灰布制服。这对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来说，的确是有吸引力的。不料就在同一天，蓼湄中学的袁沙雁老师走到镇公所来，告诉我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消息：人民政府要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对贫困家庭的孩子，会适当地发些助学金帮助念书。这对我是份惊喜，我回家对父母讲了情况，一再说我想多读书。没想到，父母竟满口答应了我，表示“借高利贷”也得送我上学。父母这份慈悲心，感动得我流下一脸的泪珠。其实我并没有讲出要上高中的主要原因。我念初一的时候，大我九岁的高中生大哥，借来鲁迅和冰心的薄本本著作给我看。我在大雪纷飞的天气里反复读了《在酒楼上》和《寄小读者》等美文，觉得仿佛有一股难以言状的暖流袭入心灵，不仅叫我入迷，更出其不意地产生长大成人以后要“写书”给别人看这种想法，无疑，这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可是自从我在镇政府当“干事”的阶段，在地方小报上发表过一些小故事、小诗歌、小通讯报导之后，原有的“写书”给别人看的意念居然燃出火苗来了。这就越发叫我感到非继续升学不可了。我不好意思把它讲给父母听。
考进蓼湄高中后，学习颇发奋，语文、历史等方面成绩突出，担任过学生会的“宣传部长”，积极参加校文工团歌剧演出活动，在《白毛女》、《刘胡兰》和《钢筋铁骨》等剧目中扮演过配角或主角。藏书丰富的校图书室，是我经常进去的地方，并重读了初中阶段读过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在外，我还把自己作文本上的小文章抄下来寄出去，北京《新观察》杂志先后发表了我两篇。接着，在全校高、初中同学联合举行以“抗美援朝”为题的讲演比赛当中，获得“第一名”奖励，以致赢得校长在大礼堂热情洋溢的赞扬。但不久之后，一盆冷水泼下来了。在高考当中，由于数学没考好，只考上了一所师范学院的“备取生”。这种“备取生”，如正取生报到有缺额是照样可以补录的。后来给我还是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当时我家的户口已迁移老家农村，因为我父母希望在土改中分到田地。这时的乡政府有个无赖“秘书”，出于恶劣嫉妒心，伙同几人，暗暗把那份录取通知书给烧了。这种作恶作祟的内幕，一直隐瞒不露，直到过了大半年，“秘书”君因患多种腐化罪孽被清除革命队伍之后，才透出风声来。而我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已成为事实。我受到这次打击，自然相当难受。有幸父亲安慰我，带我学耕种；做小学校长的大哥，不仅引荐我做代课教师，还鼓励我给省里的报刊投稿。过不了多久，由于刊发在省城报刊上的几篇小说社会反响较好，县文教科主动吸收我做了一名县重点完小的小学教员，此后，衣食有保障的我写作的兴趣自然更浓了。过了一段时间，便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作者大会。大会上不仅认识了郭沫若、茅盾、巴金等著名老作家，还和代表们一起进入中南海怀仁堂聆听过周恩来总理的长篇报告。大会闭幕后，中国作协又从来自各省的代表中圈定了62个人，进入北京鼓楼东大街中央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做学员，其中湖南三个，李岸、徐淑华和我。显然，我已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许多亲人和朋友，都为我有了好运高兴。
古老的北京城，恢宏而又幽静，四处有叮叮当当作响的电车往返，而我却喜欢步行，随心所欲地观赏过皇城的许多处风光。所里的教务长是全国著名诗人公木先生，他经常邀请京城名牌大学的著名教授来上课，文学史、哲学、美学、语法修辞，都有专家来讲。并分阶段地请来教授同我们谈鲁迅、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肖洛霍夫……更少不了有一群蹲过延安窑洞的老作家来谈创作经验。学员们的资历参差不齐，有些是颇有影响的青年作家，杂志社的主编，有些是像我这样资历浅显的青年作者。有些是新疆等地区兄弟民族，他们听课还得靠翻译。每个星期日，京城各家杂志的编辑朋友，常常进所里来聊天、约稿，团中央的周末舞会入场票，几乎每周都像雪片一样飞来。如实说，在这里学习，昼与夜都是风光有味儿的。但我却意识到自己各方面的薄弱，我只能像爬在面包上的饿鬼那样来听课、自习。绝大部分星期天，只要不下雨，我总是早晨买十二个馒头，备一壶水，进入附近北海公园安静的场所读一本世界名著。年轻时候，我记忆力强，阅读速度快，所里图书馆一大堆世界名著，都让我如痴如醉地啃读过。
离开讲习所之后，我这株“秧苗”被安插在故乡洞口县报社工作四年之久，让我投入了新农村建设的热潮之中，我拥有了创作的源泉。从1958年起，凭着我对新生活的热爱，把切切实实感受很深的人物和生活，创作成不少篇小说。1959年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姊妹情》。同一年，中国作协吸收我为会员。1960年湖南省文联主席周立波为了繁荣创作成立文学专业创作组，把未央和我等年轻人从基层上调文联。立波老师不仅是个鼎鼎著名的延安老作家，同时也是个杰出的教师。他主办过读书会，召集专业作家和省内有些影响的业余作者来长沙“读书”。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红楼梦》、《聊斋志异》，读《三国演义》。他和省作协主席、老作家蒋牧良分别给我们讲课。立波同志主张我们这些青年作家，每年有半年时间下农村，半年回城读书写作，并动员我们把家属迁回各自的家乡定居。我毅然响应了号召：铁心把在县国营机械厂当工人的妻子及孩子的户口迁回我老家。在农村一呆就十七八年，直到1979年中秋，我一家大小才团聚、定居长沙。事后我想到，立波同志的决策，是“救活了我，也害苦了我，更主要的是救活了我，成全了我。”若不是我坚持多年下基层工作、劳动，加之家庭定居农村，让我体验到底层的酸甜苦辣，熟悉底层民众的艰辛与梦想，文化革命结束后，能有我创作的第二个春天吗？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关于创作，无论是五六十年代，还是八九十年代，我一直是在底层农村生活浪潮中寻求生活中本来存在的美，颂扬正义，鞭挞丑恶，写我切切实实的感受与观感，从不人云亦云地赶时髦。任何时候，我不违心地褒贬，我把每一件新作品都当作诗来抒写，以悲悯的心肠来写生活、写人物。对于善与真与美的人物，我精心描绘，对于社会的种种弊端，总喜欢以啄木鸟的精神来批评。我正视现实，能冷静地剖析社会形形色色的阴影，但我始终向往光明、正义，倾吐我对善与真与美的爱恋。正因为这样，80年代，我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信誓旦旦》、《剪春罗》和长篇小说《海哥和“狐狸精”》。90年代前后，相继又连续发表贴近现实生活的散文《呼唤》、《湖的呼唤》、《问道长安》、《“上帝”吟》、《雀疑》和《开戒》等。
对于少年儿童，我是由衷疼爱的。我不仅乐意做过《小溪流》多年主编，并发起创办了《小天使报》。天下最大的欢乐，莫过于母亲和孩子的笑声；天下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母亲和孩子的哭泣！在接连出版散文集《珍珠赋》、儿童小说集《忆怪集》、《血牡丹》、儿童长篇小说《从摆子寨逃出来的孩子》之后，我又为孩子创作出版了长篇童话《小狗狗要当大市长》等。
我从不违心地写作，只有现实生活触动我情感闸门的时候，我才会乐于一吐为快地把我心灵深处的爱憎渲泄出来，把它们抒写成为小说，或者凝炼成散文。若不是担忧社会腐败风气蔓延成灾，我就不会匆匆草成“人鼠难灭”的《上帝“吟”》；若不是担心八百里洞庭会老死，我也不会以《湖的呼唤》来向天下有情人呐喊。我写作小小的散文《雀疑》，良苦的用心还是希望社会上“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的现象能得到遏制、减少，有更多的人能珍惜自己洁净的灵魂，少去做些作贱自己的勾当。直到我七十四岁在昆明《大家》杂志发表中篇小说《夜朗西舅》，同样一如既往是出于对人类的一种虔诚爱心。前年秋季我上了庐山观赏天赐的灵秀风景。上面的“美庐”有宋美龄许多大幅照片，我没有闲心去拍照，却把一张朱元璋形容古怪、霸气的画像拍录下来了。因为读过历史，想到过他当上皇帝之后，大大小小的官员，贪心大如蛇吞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个开国皇帝只好下令惩治，杀了几万个贪官，把杀掉的贪官剥下人皮，人皮里塞进些臭垃圾，然后把它们悬挂在衙门外新建的土地庙前，让过往的行人用棍棒鞭子去抽打。但这种“不教而诛”的作法，反而引起邪气疯狂上升，以致贪官越杀越多。皇帝一看会影响他的政权巩固，便惊慌失措地把贪官和治贪的官员胡乱地通统开刀，闹得一场诚心治贪的壮举草草收场！这桩历史悲剧实在太悲哀！我无力去演义或戏说历史，联想到返照过来的现实生活的善真美丑人生世相，经过一番苦苦温酿，便以六万多字的篇幅，画出了一个平凡而又多少有点儿传奇色彩的人物——“夜郎西舅”。有幸的是，文艺评论家们倒认为它是“呼唤社会良知的警世之作”，而且说，“正是在西舅这个独创的艺术形象上，作家寄托了自己的社会良知和审美理想，表达了关于人生意义的一种思考和审美理想。……这正是作家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我在文学事业上能一步步化愚生智，面对我所挚爱的社会、自然和人民，能唱出几支朴素、真诚的“田园牧歌”来，来自各方面的鼓励令我欣慰。譬如《当代中国文学概观》（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有一处这样写着：“……他的作品，大多是田园牧歌式的对新生活的颂歌，极力抒写优美幸福的侧面。在他的代表作如《二月兰》、《姊妹情》、《玫瑰宴》中，描写的是农村青年男女的欢快劳动和爱情生活。他不经营波澜壮阔的画面，不设置曲折的生活故事，多采撷生活大树上的一片嫩绿的叶子，长河大波中一朵彩色的浪花。他的作品调子悠徐，色彩斑烂。”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唱出新的“田园牧歌”，诸如小说集《忆怪集》（其中《芦芦……》译成英文和法文）、长篇小说《海哥和“狐狸精”》等，先后都得到评论家好评和多项评奖中奖励，这都证实了我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好时代进行创作是最幸福的，我得感恩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我当继续努力，振作精神，把田园牧歌再写下去、唱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