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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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在将近九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总体发展良好，局部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从研究现状、研究视角、未来走向三个方面概括其研究特点，以期有助于其他研究者充分了解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现状与前瞻，促进学科发展。
关键词：近代政治思想；全面化；客观化；多面化；前瞻
中图分类号：B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0-0167-02
政治思想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学者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阔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出版了大量学术鸿著，发表论文数量高达几千篇，成绩斐然。然而，研究方法、力度和范围仍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近些年，鉴于政治思想史，内容宏大、学理复杂、研究程度参差不齐的特点，学者们致力于研究大多采用推一及十之法，取重点方面论述，进而达到管中窥豹，略见一斑的目的。本文亦效仿此法，就目前政治思想研究现状、研究新视角、发展前瞻，略陈一管之见。
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围绕政治思想史发展脉络展开多番争论，最终学者葛荃提出的三阶段发展论获得了普遍认可。葛荃提出，作为相对独立的现代学科，中国政治思想史起自梁启超，有记载称：“启超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于所为《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1]1。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虽以先秦诸子百家为研究对象，但其独特的认知体系，反映了新旧交替的历史时代，政治思想演变的特点及其走向，为研究近代跌宕起伏的政治思想，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资料收集上提供了借鉴意义。依葛荃的观点，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至40年代。这一阶段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转型期，面临着由古代向近代的跨越。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和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至70年代。这一阶段政治思想史研究陷入低谷。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政治学的学科地位被取消，政治思想史依附历史学科，迫于现状大多数学者放弃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经此遭遇，仍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例如,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胡滨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等。六七十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教条主义和阶级斗争意识被带进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在政治高压下，无法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致力研究,阶级斗争致使烟波浩渺、气势恢宏的政治思想史变为一部单调的革命斗争史。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党中央于1983年恢复政治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思想界又掀起了研究近代政治思想史热潮。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郑杭生、江立华《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田海林《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陈旭麓《五四以来的政派与思想》。另外，政治思潮史和重要思想的专题研究也异军突起，成为风尚。其成果有吴雁南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想》，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等。
二、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视角转变
近代政治思想研究成果突出，著作鼎盛，发展前景乐观。鉴于国内外学术研究沟通和交流的加强，国外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亦蔚然成风，中国学者逐渐借鉴西方研究方法，转换探究视角，用新的观念看待政治思想史。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如下。
1.对人物思想研究趋向全面化
以往研究人物思想时，往往只看重人物思想的主要方面，尤其是正面、积极的部分。对那些思想被边缘化的或社会影响力小的思想家研究较少。即使个别被研究到的思想家，亦缺乏系统全面地研究，不能突出人物个性及其思想深度。比如，在介绍魏源时，只注重考究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忽视了他的以“天下至公”为核心的和谐政治思想。郑杭生、江立华在《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这本书系统介绍了魏源的“至公”政治理想，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研究各个思想家的个性，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趋势，任何粗枝大叶地概括都会弱化人物个性，减少人物思想深度。过去对章太炎思想评价犯了此类错误，忽视他思想与现实政治斗争瞬息变化的密切联系，用民主一言以蔽之，抹杀了他与一般民主革命者的思想差别。近几年学者们已经在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但要取得突破性的成果，研究者们还需转变观念，以新观点剖析人物思想，并在纵向挖掘和横向联系上把握人物思想的全面化。在顺应学术发展的趋势前提下，才有可能取得辉煌成就。
2.对其他政治派别的研究、评价趋向公正、客观化
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主流思想流派一直是研究的重点。20世纪90年代之前，研究的力量集中在围绕救亡图存主题而出现的政治派别上。例如，洋务运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度是研究者的偏好。然而按派别研究，“其短处，在时代隔断……对于思想进化次第，难以说明……又数大派之外，其有独立思想而势力较微者，容易漏略。”[1]11-12这种方法缩小了研究范畴，忽视了对邓演达为代表的第三党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的研究。90年代后，研究领域逐渐扩大，一些学者对主流派别外的其他思想流派给予较多关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近代政治思想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视角的转换，使主流政治派别之外的政治派别获得了更加公正、客观地评价，政治思想史研究走上了真正学术研究道路。
3.对思想家研究趋向多面化
过去政治思想的研究，习惯选择主流思想家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注重社会精英人士和进步人士。那些社会影响力较小或思想处于边缘化的思想家长期不受重视。部分研究者观念转变后，以崭新的视野观察政治思想史。从而使研究对象的选择，从精英人士扩大到影响力较小的思想家；从正面人物过渡到反面人物；从共产党先进分子再到国民党人士。另外，之前很少受到关注的人物也陆续进入研究领地，比如，奕、李达、梁漱溟、邓演达、丁文江等人。总之，近代政治思想研究范围日渐广阔，打破了传统的精英、正面人物选择标准，思想家的选择上趋向大众化、多面化。
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问题与前瞻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虽一直处于进步当中，但研究仍不成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亟须解决。
1.阶级斗争史观的指导作用有夸大之嫌
毛泽东对“政治”的定义是“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2]866。按照这一概念界定，在阶级斗争年代中，革命史观便成为指导政治思想研究的唯一科学史观。改革开放后尽管革命史观的一统地位被打破，但又成为极左学者的新宠。他们过分夸大阶级斗争功用，歪曲历史事实，力图为早有定论的人物或事实翻案。基于“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学说，都是胡说八道”[3]438的偏见，左派分子极力为文革翻案。有学者指出，学术界亟须确立一套科学的价值标准指导政治思想史研究，刘泽华提出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学术研究才能充分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原貌，才能取得科学的研究成果。
2.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有待创新
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学科发展的关键。没有创新，学术研究就会停滞不前，丧失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目前政治思想史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研究方法创新性不足。习惯性的研究方法是在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遵照梁启超提出的三种研究方法：“问题研究法”,“时代研究法”，“宗派的研究法”,进行研究。以上三种方法源自史学方法论范畴，然而，政治思想史独特的学理特点，致使史学方法并未成功获得普遍适用。从学科划分上来说，政治思想史兼采政治学和历史学两门学科，因此需要采纳这两门学科理论作知识支撑，并结合多门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泛科际整合方法”[4]12才能突破原有的方法局限。具体来说就是在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运用上，坚持唯物主义史观和历史学的本位，引进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这种方法首倡于萧公权，他倡导“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5]97，即应用政治学概念和价值标准分析思想史。以政治学的视角观察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为多学科研究政治思想史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学术范式。要克服方法论的创新性不足这个局限，需要学者们在后期研究中，不断进行理论更新，扩展研究领域，进一步实现方法论的自觉。
3.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有待扩大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自学科开创以来就引起过很大争议。研究对象关系着一门学科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缩小，进而影响该学科发展前景。目前关于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界定，学者们提出了以下几种看法：梁启超把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归纳为个人的思想和时代的思想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学者秉承阶级斗争中心论，认为政治思想“它并不是和经济思想相对应的东西，毋宁是人类个别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为其行动指导的原理”[6]6。台湾学者钱穆，不仅把政治思想史看做一门政治哲学，还指出“吾国之政治思想则素受伦理思想之支配”[7]108，把伦理思想纳入研究范围。随着这门学科的发展，学者们意识到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过于狭窄，阻碍研究新视线的展开，因此又把社会模式理论和体现近代政治学的治国方略、政策等内容纳入研究体系。事实证明，研究范围的扩大有利于学科繁荣，本学科要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还得在扩大研究范围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诚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成绩突出，与学者们长期努力密切相关。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门具有前瞻性视野的学科，这就要求学者们在将来研究中，继续本着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充分整理、搜集第一手资料，着力培养青年学者，吸收新鲜血液，保持研究队伍的蓬勃生机，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走上更广阔的领域。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M].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2.
[6]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谢扶雅.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序)[M].台北:中正书局,1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