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欢乐发自内心

曹志耘，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教授。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博士。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等。其著作《汉语方言地图集》是世界上第一部在统一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写的、全面反映20世纪汉语方言基本面貌的原创性语言特征地图集。目前正致力于《汉语方言地图集》的后续研究和中国方言文化典藏项目的研究工作。

要是没看过《走过田野》这本调查笔记，你很难相信今年50岁的曹志耘教授曾经走遍青藏、湘西、云贵等艰难险境。曹教授文质彬彬，标准的书生模样。但是，作为方言研究者，他却要深入田野，从北京跑到“穷山恶水”，到那由于封山一年只有几个月才能有缘进入的独龙山；坐上小面包在山间泥泞中蜗行5公里却要花费大半天时间，遇上天公不作美，大雨滂沱、山路为塌方所阻时，只能望天兴叹。

由于要调查保存比较完好的语言文化，住在没有基本卫生设施的“小旅馆”是家常便饭。晚上，和老鼠共处一室，被饥饿的它们咬咬脚趾的事，对他来说，也并非传奇。不过，也就是这样的经历，使得曹志耘有机会“仰望”透亮的银河，看看没有污染的“星空”；也正是这样的研究“韧性”，使得他感受到了都市中少有的真诚。他们的快乐不需要巧克力、不用“欢乐谷”的惊险刺激，简单的歌唱、诵经行吟时的满足，即使身处绝壁、孤绝于湖心小岛也能体验得到。因为，这些发端于内心。

面向问题走进田野

学习博览：据我所知，目前您在从事“中国方言文化典藏”的工作。什么是方言文化？与传统的语言学、方言学研究有什么不同呢？

曹志耘：所谓的“方言文化”是指方言里面和文化密切相关的一些现象，比如词语、谚语、歇后语、歌谣、民间故事，从文化的角度说，也就是文化里面具有方言特性的那一部分。

我们经常说语言、方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指方言当中具有文化性的这一部分内容。比如，有一个方言词叫“马头墙”，除了读音外，其实它是含有地域文化性的。现在随着社会快速的发展变化，不仅方言在消失，地域文化在急剧消失，方言文化也在加速消失。我们就是想把这一部分弄出来，作为调查的对象。

学习博览：做这部“文化典藏”，您打算如何动手呢?

曹志耘：通过实地调查，利用多媒体手段，对方言文化的部分进行录音、摄像、拍照，把方言和文化这两方面的要素都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然后把它做成资料库，一方面是保存，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大家利用。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我们计划在全国铺开，不光只在汉语地区调查，也包括少数民族语言地区。通过多年的田野调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统一的调查规范、调查条目、调查的技术要求。有了这些经验和技术支持，“方言文化典藏”的工作就有了框架。当然，我们一下子做不了很多。这次第一批工程，会选择十来个地点，以后陆续增加调查点。

学习博览：方言学的研究，很多情况下是以方言本身为研究对象的，调查的内容包括方言的发音、词汇。您怎么会想到要做文化方面的工作呢?

曹志耘：以往的方言调查、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学理的目的，研究方言的面貌、特点，它和古代语言的比较，研究它怎么从古代语言当中发展变化出来。方言文化的调查研究是要把即将消失的这部分方言文化现象，比较科学、真实地记录保存下来，从学科的角度来说，具有一种学科转型的性质。

现在方言文化方面的很多东西已经没有了，器具没了，相应的名称也没有了。如果没人从事研究和保存，过十年，情况大不一样。这种消亡是加速的，越来越快，到那时，没了的东西会更多。现在我们损失了20%，到十年以后也许损失50%，甚至更多。这是我们整个国家、社会在现代化进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方言文化的保存是有时间性的，等以后有了钱、或是有了人再来做，那个时候就算你有了条件，但是却没东西可做了。

前几天《中国社会科学报》约我写文章，题目叫做《面向问题：汉语方言研究愿景》。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学理研究转向问题研究，这不是个人的学术兴趣，而是中国的现实状况决定的，是历史性的选择。

其实，上个世纪初胡适就提出，“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现在的社会状况可能跟当时不完全一样，但是现在问题确实很紧迫。所以我觉得必须得有人去研究问题。我希望能够倡导、实践这样一种方向、一种学术转型。这个课题就是一种实践，原来我们只是在嘴上说说，现在我们真正开展起来。

学习博览：您曾在文章中提到过，您小时候是在浙江金华汤溪的农村长大的，当年曾经砍过柴、务过农。现在，作为一名身处北京的学者，您没有埋头书斋，而是选择走进田野、做实地调查，到农村去、到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这是否和您的个人兴趣相关呢？

曹志耘：从个人角度出发，其实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工作。我可以把调查的发音人请到北京来，记录下他们的发音，从案头到案头，也可以完成方言学的研究。这也是纯粹的语言学的研究方式。

不过，我觉得语言也好、方言也好，都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她是和人联系在一起的。把语言剥离出来，只研究语言本身，这种思路不是说不可以，但我觉得还不够，语言学的研究应该把语言作为一个切入点、一个了解文化的途径，而不是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

我做过很多的田野调查。出去调查、去搜集新资料很费劲。现在方言也好、民族语言也好，在交通便利、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地方，这部分精神财富已经消失得很厉害了。保存比较好的还是那些偏僻、落后的地方，像独龙江。但是那里的交通、生活是城市里无法想象的，从县城去独龙江， 90公里的路要坐9个多小时的汽车，路况之差可想而知。只有这样的地方，语言文化才保存得相对较好。

从事田野调查，第一步就是要到老百姓当中去，必然要接触到当地的人、当地的文化、当地的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产生一些新的认识、新的思考。老乡们的生活状况、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的想法，对我是有影响的，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学术、思想会产生变化。比如去丹巴，当地没有宾馆，到了村里，你只能住老乡家，跟他们一起生活。一方面了解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思想和感情的沟通。这样你就会主动转换角色，会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问题、思考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外来的学者，高高在上，从上往下俯视他们。我们是虚心的学习者。

语言学者的文化担当

学习博览：现在也有很多人在从事保护传统、地域文化的工作，像作家冯骥才和一些民俗学学者等。作为一位语言学家，您的角度和他们有何区别？

曹志耘：保护地域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可以从自己的不同学科立场出发。作为语言学者，我们也有其他学科不具备的条件：从语言的角度把方言文化里面一些跟语言相关的文化现象提炼、整理出来。

就拿民间故事来说，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者也做这方面工作。他们整理出来的民间故事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的做法是用普通话把故事的梗概记录下来，转述出来。故事的大意保留了下来，但是故事原来的形式却无缘得见。当地百姓怎么说的，他们的用词和句式有什么特点，包括声音有什么特点都完全被掩盖了。你看到的是一个转化过了的文本。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些民间故事用当地语言讲出来，把词、音都记录下来，同时还有摄像，把讲故事的神态拍下来。通过语言学的方法记录方言，整理语音系统、方言用字，是更加原生态、真实、全面的材料。从事“中国方言文化典藏”的工作，我们最大的追求是保存一种“实态”的中国方言文化资料。

其他学科不具备语言学的这种专门技巧，可能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了。从这个角度来讲，语言学家从事这种工作也是一种责任，你不做就没有人做。这也是我在长期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意识到的我们专业所必需承担的一种专业责任。

学习博览：通过之前的田野调查，您发现国内方言保存的现况如何？

曹志耘：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笼统地说，各地的方言以及方言文化正在消亡，发展变化速度非常快。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是在加速地变化。

1949年以前语言变化的速度，受到交通、教育、人口流动的限制，还是比较慢的。解放以后，50年代经历了文化教育普及，推广普通话运动。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交通条件改善，广播电视传媒普及，包括现在的城市化，对语言的影响非常大，而且更加直接。

汉语方言也好，少数民族语言也好，等于是在一种不可抗拒的情况下，不由自主、被动地加入到变化中来的，而且变化越来越快。现在，沿海地区、发达地区、大城市里面，语言的变化很大。但是一些偏僻、落后的地方，相对来说方言的保存还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中国的现代化的程度并不是很高的，历史有限。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也有很多方言。200多年来，日本经历的现代化强度要比中国大得多，现在可以说没有什么方言了，东京、大阪只是在腔调上有些许差别。

学习博览：所以，我们看到您在田野调查方言时总是找那些土生土长的本地老人。您在文章中提到，现在理想的“发音人”已经很难找到了。

曹志耘：我们要记录当地传统、纯粹的方言，需要一个当地土生土长的没有受外地语言、文化影响的人。这样理想的发音人的确是越来越少。比如说，90年代我在浙江金华做调查，编撰《金华方言词典》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金华不算小，当时也有几十万人口，但是找一个地地道道出生在金华、父母也是金华城里的人已经十分困难了。上海在做“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调查。寻找理想的发音人也是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找不到符合条件的发音人。为什么？很多都是从乡下来的，或者是父母双方有一方是外地的。

发展之殇，保护之痛

学习博览：去年广州亚运会前夕，广州市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但是，却遭到了市民的误解，甚至组织过“保存粤语”的活动。最后，当地官员不得不出面澄清，政府并无“推普废粤”之意。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又回过头来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方言、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今，像越剧、昆曲、黄梅戏等地方戏剧也已得到了复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曹志耘：重拾对自己方言、文化的信心，可以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 “文化自觉”来理解。“文化自觉”认识到自己文化的价值，认识到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异同，对自己文化的持一种清醒、客观的认识，这需要一个过程。

对于中国来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绝大多数人觉得国外的文化先进，所以当时有股崇洋媚外的“潮流”。那时候对自己的文化连想都不去想、看都不去看，就觉得她落后。什么时候会真正有“文化自觉”呢？当经济等各方面都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物质条件一旦具备，就会生发出一种文化自信，有了这种自信才会有自觉。文化自觉不是我们呼吁、宣传就能产生的，她需要有物质条件。

比如说江苏，“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首先在江苏开展起来。当地的领导、百姓都非常支持，很愿意做这件事情，出钱出力。他们觉得他们的方言、文化，应该保存。昆曲、苏州评弹，包括苏州话本身都是非常美的。苏州市的一位教育局副局长多次表示苏州话是全世界最美的语言，他们要去保存，要投入人力、财力来做这个事情。同样的事情，到贵州等偏远的地方去宣传和推动就很难，因为当地的官员和百姓没有心思与精力来考虑这样的问题。对于他们而言，第一位的仍是要发展，要脱贫致富。

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发展的过程当中，很多传统已经消亡。建筑、民俗还能够恢复，比如说地方戏，多少年不演，现在可以演起来，而方言文化却是不可再生的。

学习博览：就像您在湖南永州调查的“女书”。据说现在已经“濒危”了。

曹志耘：“女书”作为一种书写的符号，是可以学习的。千年以后，你也可以学甲骨文，因为她是有形的、有载体的。从这方面来说，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在江永，“女书”是和土话相关联的，是土话的文字版，如果土话消失了，再回过头来说复原就“回天乏术”了。土话消失了以后，“女书”失去了书写的对象，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最后只能放在博物馆里面，变成一种文物。所以发展、保护两个方面，若是先发展后保护的话，那要看保护的时候还有没有可保护的东西。如果发展起来之后，连保护的对象都没有了，还保护什么呢？

在青海的乐都流行“花儿”——西北民歌，每年还会有盛大的“花儿会”。她是用地道的青海方言创作和演唱的。外地人就很难听懂了。现在，有人提出，要让花儿走向市场，就必须放弃青海方言改用普通话。这是地方性和普及性的矛盾。有人举例说，王洛宾以普通话改造西北民歌。但是，我想问的是，被王洛宾改成用普通话演唱的那些歌曲还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歌吗？

学习博览：挪威学者杰斯特龙提出了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试图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实现一个平衡。并且，在他的努力下，在中国贵州的梭戛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博物馆。不过，您好像对梭戛的经验比较悲观？

曹志耘：生态博物馆强调保护和发展是一体的，所以保护的时候也是在发展，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在保护。现在全世界有几百个“生态博物馆”，相当一部分是成功的。但是在中国，我认为它是失败的。

因为杰斯特龙选择了在贵州建博物馆。其实，现在，大家开始认识到，要想成功建设生态博物馆，反而应该在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些地方的百姓能够接受这种理念，而且能够自觉去践行。问题是，在发达地区做，又是先发展后保护，很多传统已经发生了变化。杰斯特龙选择去落后的地方去做，有他的目的，希望尽可能把它保存好，但是在一个没有保护意识、没有物质条件的地方推行，反而事与愿违，加速了它的消亡。因为，当地把这当成了旅游和产业，成了脱贫的途径。

所以，我在丹巴的调查中有这样一种想法：丹巴原有文化特质的变化和消失是绝对的，相对的只是变化的速度和程度罢了。对丹巴根本性的危害恰恰是我们这些喜爱它的游人自己，是游人们裹挟而来的商业意识、享乐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其他所谓的现代文明。

田野寻踪

学习博览：您在新作《走过田野》的田野调查笔记中，记录了许多您在调查中与老乡们交往的片段。像巴松湖的卓玛、南宗寺的姊妹俩、可爱的降初一家、谷撒村民……，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淳朴鲜活的画面。

曹志耘：虽然田野调查比较艰苦，但是这方面的经历确实是你在城市里面体会不到的。比如我接触的发音人，他们的那种快乐、那种欢笑，是真正发自内心的。

为什么我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会发生改变？这和调查有关系。我是从农村来的，在大学当老师、做研究，开始田野调查。看到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以后，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除了理论研究以外，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这是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想法，我现在就是在逐渐地、尽力地去实践这个想法。包括刚才说的“方言文化典藏”。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出成果，而是尽自己的能力把一些宝贵的语言文化保存下来。

就像梁思成，当年他为古迹建筑的保存各方奔走。据说，日本奈良古城就是在他的呼吁下保存下来的。我去过奈良，的确是很古色古香的。这样的工作，已经不再仅是学术工作，而是一种行动。

学习博览：我们发现，最近您好像比较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化，做了大量这方面的调查。

曹志耘：是。其实中国的学者如今面临的不是要“走出去”的问题。按照现在的学术实力，我们还走不出去。国内研究方言的学者，很少涉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学者也不问汉语方言研究，总的来说学术视野和格局比较狭窄。即使从学科发展来说，也应该打通关联，扩大研究领域。一开始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想接触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现在也有新的思考：不光是语言，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很有价值。汉文化虽然各地不太一样，但是基本的格局、理念还是比较接近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有很大的独立性。

就像独龙族，他们生活在独龙江边的一个山谷里。因为路不通，有半年不能与外界往来。她的特性、保存下来的传统的东西就比其他民族多得多，是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样本，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或者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是非常珍贵的。她的一些价值观能够给其他的民族带来启发和借鉴，这就是多样性的作用。一个互相作用、互相激励的整体，才是真正的多样性。

学习博览：到目前为止，您去过多少个方言调查点？

曹志耘：汉语方言点大概有100多个，少数民族语言有五、六个。

学习博览：那您现在比较感兴趣的调查点分布在哪块地区？

曹志耘：我现在很感兴趣的是藏东南那一带，就是西藏的东南部，察隅、墨脱。那里有西藏的少数民族，像门巴族、珞巴族等都生活在那里。那里的语言文化保存得非常好，但是没人研究。去年我去了一趟林芝，想去察隅，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在路上要走两天才能到，遇上有事故、塌方的话就更难说了，可能停那儿好几天。这些对于研究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地方，在今天还是很难进入。

【调查手记】

中午到侯廷建家吃饭。菜就是一大锅腊猪蹄，还有一盘“折耳根”（就是鱼腥草）。这两样我都没法吃，只好用菜汤浇饭，因此饭吃得挺多。吃饱了，刚把碗放下，没想到突然从身后伸过一只手来，“啪”一下把满满的一碗饭扣在了我的饭碗里。我回头一看，女主人正得意地笑着呢。主人说必须吃掉，这是苗族的规矩。我只好端起饭碗，硬着头皮把这碗白饭吃下。刚想放下碗筷，女主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啪”的一声又给我扣了一碗饭。这下我可傻了，怎么办？主人们显得很高兴：“吃了！吃了！不许剩下！”面对如此热情的主人，我也不好给他们难堪，只好一小口一小口地往下咽。但这次我学乖了，就是始终剩一点饭在碗里，表示还没吃完。否则再被扣上一碗我真的就要撑死了……后来，听当地人说，因为苗族地区以前粮食紧张，吃不饱，所以来了客人就拼命地给客人扣饭，以表示客气。而这套又快又准的扣饭动作，也堪称苗族妇女一绝。

——2009年贵州谷撒调查

（在丹巴甲居的阿支拉家调查结束后）临行的前夜，阿支拉家举行了一个歌舞晚会，为我们送行。为了表示热情，阿支拉还邀请了他弟弟一家人来参加。开始时VCD机里播放着藏族歌舞，但一会儿没信号了。拥忠就跑出去叫她爸爸来修。我们以为这种故障无非就是在机器上敲打几下，没想到他进来后二话没说，抬起脚在机器前面的木地板上使劲地跺了几下，机器果然就恢复正常了。真不知道这叫什么门道。

晚会上，歌声笑语不断。无论男女老幼，人人都上阵表演。平时给人严肃印象的阿支拉，没想到这时也跟老伴一起载歌载舞。那天晚上最兴奋的肯定是拥忠，她特意换上了艳丽的民族服装，给大家表演了好几段歌舞。在大家的怂恿下，我也和降初的妈妈合唱了几句《古堡情歌》。不过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轻松和欢乐，是我们所无法拥有的。

离开甲居时，阿支拉全家把我们送到公路上。一路上岁美没说一句话，我感到有点奇怪，一看她却见在不停地抹眼泪。学生说岁美从昨天就开始哭了。我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

离开甲居以后，降初有时还会打电话来，我也寄些书籍、本子、挂历之类的东西给她，鼓励她好好学习。她现在在县城的城区小学上六年级……2006年底，她寄来一封信，里面还有一张她的画。不知道为什么要在一个小女孩的上面写上“曹叔叔真帅”，有点文不对题。

——2006年丹巴甲居调查

（《走过田野：一位方言学者的田野调查笔记》，

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