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视域下的近代中国文化体制探究

时间：2021-05-05 07:55:44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近三十年来，名曰“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新史学流派迅速崛起，并渐次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目前，我国史学界对“新文化史”的治史方式、研究特点及学术追求所持论点不一。傅才武教授的新著《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借助“社会—历史分析”框架，以“新文化史”视野展示了1911-1949年中国文化体制的发展运行轨迹和文化组织形态演变过程，揭示出国家文化体制的形成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该书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公共文化领域和文化行业领域的起源、文化动员与“以党建国”道路的历史叙事收拢于“国家文化体制”的框架内，以文化范式来观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轨迹，为读者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文化图景，可谓别开生面。

一、弥学术之缺

举凡人的认知系统、艺术语言文字系统、宗教伦理系统、习俗生活方式系统，尤为文化史家所注目倾心。即使是对那些主体性隐而未彰的领域，文化史家也着力剖视之。[ 冯天瑜：《关于“文化”与“文化史”的思考》，《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目前，“文化体制”从内涵到外延仍然具有诸多不确定性，特别是在不同语境中指称模糊、边界不清。《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一书专门对文化体制与其相近概念进行梳理和比较辨析，明确界定文化体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由此建立起文化体制作为研究对象的规范性，同时也赋予了“国家文化体制”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对于近代中国形形色色文化现象的解释力，这是本书的独到之处和重要价值所在。傅教授在书中特别提出，近代中国在从中古宗法地主国家形态转向现代意义上“主权国家”形态的过程中，国家文化机构的设立和文化管理体制的探索确立，为中国社会建构近代国家认同提供了可供体验的现实渠道。这是本书对于文化在近代国家建构中功能和作用的独到见解。

二、通文化之效

“新文化史”注重文化形塑社会之效能。傅教授在书中率先将“公共领域”的分析范式应用于文化系统，揭示出近代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改变了传统社会网络中“点到点”的直线传播模式，建立了“一对众”的群体传播模式。经由报刊、戏剧、电影、演出和出版等行业组成的社会公共传播机制，知识精英阶层得以将关于近代国家的观念传递给社会各个阶层，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对社会公众的文化领导权，重建了中国社会的力量整合方式和社会动员方式，进而引发不同政治精英集团对于公共文化领域主导权即社会文化领导权的竞争。借助于公共文化领域的解释框架，傅教授梳理了近代中国“以党建国”道路与国家文化动员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中国独特的文化行业制度起源于近代公共文化领域的形成和扩张。近代精英集团的文化动员方式与国家公共文化领域的功能耦合，形成了国家文化行业制度的最初源头。这无疑是本书超出流品之处。

三、详群体之心

“新文化史”在研究旨趣上不再试图说明事物的“因果关系”，而在于描述社会现象过程，叙述其“如何演进”。新文化史家注重研究文化的“主体”——人自身在创造文化的实践中不断被塑造的过程，力图挖掘研究对象的深层次内涵。以人的社会心理为例，社会心理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道德面貌，它较直接受到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并成为社会意识形态赖以加工的原材料。《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一书着眼于探究人的社会心理，将文化制度的起源、演进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模式的特征联系在一起，将宏观层面的文化与微观层面上的制度建设连接在一起，从学术路径上建立起文化与制度之间的通道。这本新作从新文化史的视角追溯了现代文化体制的起源，阐明了文化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为读者研究近代中國之国家文化体制打开了一扇“文化窗口”，值得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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