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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铁生研究的新创获

    时间:2020-03-27 07:52:5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叶立文的新著《史铁生评传》,在时空交错的叙事构架之下,客观地呈现传主的生平经历和文学创作,同时进入到史铁生复杂的灵魂世界中,探讨他留给当代文坛宝贵的文学遗产。将“评”和“传”水乳交融,使得史铁生的生平经历与文学作品评论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不仅精准地陈述史铁生的现实世界,而且进一步剖析史铁生的文学世界,完整地描绘史铁生的灵魂肖像。既有深刻的解读和动态的探讨,也不乏以作者自身为指南的文学创造,从而彰显了充分的学术价值和文学意义。

    关键词: 史铁生评传;叶立文;史铁生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9)04-0060-05

    《史铁生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10月版)是叶立文对史铁生研究的最新力作。所谓“评传”是指将传主的历史、对传主的认知和文学作品的评析三者相结合,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方式。但评传一直是大多数文学评论家不敢碰触的文体,原因就在于这一独特的文体写作难度很大,既要对传主的文学作品进行赏析和评述,又要结合传主的生平经历为之作传,很难相辅相成。而在这部《史铁生评传》中,叶立文将评和传结合得水乳交融,论述充分,评价精准。一方面,按照时间顺序,对史铁生的人生经历进行详实的描述,童年记忆、读书经验、文革岁月、残疾生活等等,都在专著中真实地得到呈现,探索了史铁生文学作品的主题与他复杂的人生经历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将史铁生的文学作品放入到当代文坛中考量其价值,提炼他文学创作的中心词和主题,研究他文学创作的发展阶段,通过透视他的灵魂,进而将他的文学作品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这样一来,史铁生的生平经历就与文学作品评论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关系,精准地陈述史铁生的现实世界,进一步剖析史铁生的文学世界,完整地描绘史铁生的灵魂肖像。

    相比于王安忆、贾平凹、莫言等作家频频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史铁生则更多处于边缘状态,这或多或少都与他的残疾身体有关。世人总是抓住道德化的史铁生不松手,认为他的书写都是身残志坚的文字记录,从而忽视了他文学创作的先锋品格。关于史铁生的传记有两部:一部是由林建法编著的《永远的史铁生》(华夏出版社,2011年04月版),收录了中国当代文坛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大家对史铁生及其创作的评论文章;与此同时,史铁生的文学创作还引起了同为残疾患者的强烈共鸣,赵泽华就是其中的一位,在研读了史铁生的全部作品之后,感同身受,从某种意义上讲,《史铁生传:从炼狱到天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07月版)就是他们的精神交流和灵魂诉说。相比于史铁生的其他传记来说,叶立文这一专著的主要特色是在时空交错的叙事架构之下,客观地呈现传主的生平经历和文学创作,同时进入到史铁生复杂的灵魂世界中,探讨他留给当代文坛宝贵的文学遗产,既有深刻的解读和动态的探讨,也不乏以作者为指南的文学创造,从而彰显了充分的学术价值和文学意义。

    一、时空交错的叙事架构

    《史铁生评传》延续了文学化传记的传统,运用还原场景的方式和事件化叙事的手段,建立在大量的文学史料基础之上,通过史铁生生命中几个重要的节点,足够客观地再现了他的一生。从专著的内容和基本框架看,为了揭示出史铁生人生经历和文学写作的二元对话,采用了时空交错的架构,一面在整体上按照客观的时间存在描述传主的生平经历和文学创作,一面又把传主生命的重要时刻化为静止的瞬间,通过空间化展示细致地解读和分析文本,精准地传达出传主的思想和灵魂。

    专著共十一章,第一到二章主要写史铁生在生病之前的常人生活,在奶奶爱的包围下,他慢慢长大,在少不经事、年少轻狂的岁月,疯狂地迷恋革命,追求自由。虽然也亲自目睹和感受过人性的邪恶,但苦难尚未敲门,对生命的思索还远未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两章清晰地勾勒出史铁生幼儿、童年和青春的生命轮廓,1951年1月4日,史铁生降生于这个世界;1955年开始记事;1958年,开始上小学;1964年,考上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远赴农村插队,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第三到十一章意在呈现史铁生从初出茅庐到炉火纯青的文学创作历程:1971年,是史铁生命运的拐点,上帝跟他开了个不恰当的玩笑,那段迷惘和沉思的阶段,为他文学创作的爆发奠定了重要的基石,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史铁生的创作史不断与疾病史、生活史、爱情史做斗争;1979年,是史铁生写作事业的开端,恰逢“伤痕文学”潮流的兴起,他作品的发表引起了文坛的注意,并得到了文学刊物的认可;1983年,以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为契机,增加了写作的自信并找到了创作的发展方向;1985年后,史铁生的文学创作逐渐成熟,他的“主观现实主义”文学叙事得到了理性的升华,形成了“人本主义宗教精神”,由此开始“神性写作”。从生命的迷惘到泰然处之,从一蹶不振到热爱生活,从悲观主义到乐观主义,这所有的转变都与文学息息相关。身体的残缺开掘了史铁生鲜活生命的另一个展示的窗口,自残疾带走了他人关注史铁生正常目光的那一刻,他就注定要用文学救赎自己的灵魂。“艺术本来是弥补人生和自然缺陷的。”[4]27“艺术品都是由一种不完满的或是受损害的本能所流产出来的。”[3]90残疾是史铁生人生命运的转折点,他将自己人生的不完满转移到文学中予以表达,写作就是为了不让自己自杀,从而可以活下去。正如在第四章中所说,“通过写作,史铁生赋予了世俗生活未曾显现的存在价值,反过来,世俗生活又催生了他进行灵魂之旅的精神动力。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史铁生会将写作视为他唯一的生活方式,因为他已经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写作——写作与世俗生活不过是完成作家生命历程的两个方面。”[1]197

    对传主客观化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写作历程的展现,并非简单的材料堆砌,而是以重要的时间节點叙说标志性的事件,运用还原场景和事件化叙事的手段强化了评传的叙事效果,同时又不乏触动心灵、令人动容的细节描写,浑然一体,独具匠心。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史铁生多次住院的细节描写,阐说了他的性格磨炼和精神成长。在第二章“命运的拐点”这节,刻画了史铁生倔强暴怒的脾性。因为病患,史铁生不得不留在轮椅上,自尊心极强的他无法体验正常生活,“难以想象,在一个青春飞扬、无数梦想和祈盼都未曾实现的年龄,史铁生居然不得不坐上轮椅,并从此画地为牢,举步维艰——这是一种怎样的痛苦”[1]99。叶立文聆听着史铁生内心的孤独和痛苦,作为旁观者,幻化细节,无疑表现了对他生命经历的爱怜和疼惜。难以忍耐和漫长的住院经历,也使得焦躁不安的他开始适应寂寞的生病生活,终于在病痛中鼓起勇气寻找生命和存在的意义。重点解析了病魔对史铁生所具有的“生命界碑”的意味,“疾病之于史铁生,就如同精神成长的催化剂一般,让他能够淡然应对这多灾多难的现实人生,进而在彼岸的精神世界里,去重新安置自己那颗渐趋破碎的心魂。”[1]105

    在空间展示上,专著通过“陕北”、“地坛”架构起史铁生“人生如逆旅”的生命图景,展现出他“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朴素英雄主义,从而透视了他“万事到头都是梦”的人生哲思。“陕北”是史铁生重要的“生命空间”和“精神空间”,他美好的青春岁月都献给了他的第二故乡“陕北”,也是他面对病痛折磨时的精神家园,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几回回梦里回延安》等这样的怀乡文本中,深情地抒发了对“陕北”的怀念和乡愁。在第五章“几回回梦里回延安”这节中,阐释了“陕北”对史铁生的意义。“追忆清平湾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怀乡叙事了,它更暗含着史铁生对理想的某种理性认知:怀念是人对自然环境和世相人心中蕴藉的理想的怀念,无法留在清平湾则是理想在现实之中的幻灭。”[1]201除此之外,“地坛”也是史铁生重要的活动空间和精神寄居空间,同时也是他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意象,将这一空间提升到无与伦比的地位,在第三章“‘我’与地坛”这节中论述了这一精神地标在他生命和文学创作中的存在价值。“史铁生在地坛内关于生命问题的思考,不仅暂时解救了他焦灼无助的内心,而且还令他沉入生命的另一维度,在倾听和感悟中重新理解了命运。”[1]113史铁生的写作始于残疾之后,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与现实世界渐行渐远,现实的打击和心魂的自由相互抗衡,深陷绝境的他对生死沉思默想,正是在“地坛”这一空间中,找寻到了生存的价值和勇气。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多出色的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空间记忆,就像湘西对于沈从文之意义,北京对于老舍之影响一样,“地坛”、“陕北”等空间存在对史铁生文学创作产生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对他有着无法取代的精神救赎功能。

    从史铁生童年成长的烦恼,到短暂的校园时光,以及清平湾的插队经历,最终上帝的致命一击,写作就像记忆的储存器,凭借时空交错的叙事架构,记录了他独特的生命印记和精神救赎。“在这一过程中,写作担当了引领作家走向记忆的责任,它会在叙述中努力挽留那些无法留下的事物。”[1]197

    二、在当代文坛中价值的彰显

    M·H·艾布拉姆斯曾在《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了文学活动的四要素即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在文学活动中,四要素构成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关系。随着接受美学的诞生,作品的权威地位被打破,作品的生命力要在读者的阅读中才能实现,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感知和思想关照。作为文学评论家,他首先是作品忠实的读者,品读文本是文学批评的首要前提。传主文学创作的评析自然是评传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凭借强烈的问题意识勾勒出传主的文学创作与当代文坛的密切联系,在当代文坛的框架之内研究作家的文学创作也是评传的重头戏和赋予评传特色的重要标志之一。

    史铁生是中国当代文坛很难归类的作家,面对这一难题,叶立文积极探索史铁生与时代文学潮流的相关性,但细细考究,又认定他是特立独行的那一个。关于史铁生在文学史中的定位和评价,有许多准确而宏观的论断,主要是在两种大的文化背景中展开探究。首先将史铁生放入到新时期以来大的文学时代背景当中,考究他的文学作品与文学潮流的顺应关系,但这丝毫不妨碍对史铁生文学独特性的论证。如在第四章“斯人独憔悴”这节中,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定义为史铁生对青春岁月的祭奠,属于知青文学的范畴,并将之与同时期的知青文学作对比,发现其早已超越了知青文学中隐含的政治历史意图。在“先锋何为?”这节中,将史铁生放入到先锋文学的创作潮流中予以考究,指出80年代中后期《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的出版,标志着先锋文学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创作高度,相比于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的大多数作家,史铁生的独特性就在于不局限于历史根由的追问和家国之情的羁绊,而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之上,对人性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水平。在叶立文看来,真正的先锋文学不仅仅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模仿的形式先锋,更是面对现代社会的生命体验,而史铁生恰好是探索这一体验的精神先锋的代表作家。“就此而言,史铁生笔下的先锋色彩,或曰现代主义因素,就并不是一个简单学习西方文学的结果,而是个人体验的一种理性升华。较之那些动辄以西方现代哲学或文学为创作模板的先锋作家,史铁生的先锋文学也因此脱离了概念化或程式化的毛病,从而在精神气质和思想深度方面超乎同侪之上。”[1]196在第五章“‘我’之舞”这节中,以《随想与反省》为例,探讨史铁生的文学创作与“寻根文学”的关系,指出他的高瞻远瞩就在于“寻根”包含了生命实然和应然,而大多数寻根文学作家,都只是停留在原始的生命野性或地域传统文化中“寻根”,“相形之下,史铁生因其对生命应然性问题的重视,故而也总能在一片回归传统文化的寻根呼声中,看到启蒙主潮之外的人之困局。”[1]227总之,“可以这样理解,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史铁生,至少在思想方式上已经超越了历史反思与社会批评的文学潮流。”[1]181其次,在第九章中,还将史铁生放入到无所不在的商业环境中考量他在当代文坛存在的价值。在90年代铺天盖地的商品经济盛行以来,追求功利主义理所当然成为当代文坛无法抑制的趋势,文学从事者普遍心浮气躁,精英主义式的人类终极关怀信仰面临崩塌和缺失。幸运的是,在商业风暴席卷文坛之际,史铁生的存在为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流,他“无所为而为”[4]12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特例,用文字展示的精神漫游是思想的跳跃和美的享受。专著一字一句的智性思考,有助于对既有的史铁生研究成果进行评价和前景预测,从而对作者自己的研究路径予以确认和定位。

    叶立文还注意到史铁生所有的文学创作几乎都强调日常生活叙事和关注个人的生命体验,根据显性的残疾和隐性的残疾又可以將他的文学创作过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文学创作总是出现身体残疾的形象,主要记录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从《命若琴弦》开始,开启史铁生创作的新阶段,注重以寓言、神话的故事形式思考人类面临的普遍“残疾”,这里的“残疾”侧重于指灵魂病态。“一切作品最后都要溯源到一种原始力量,这件事实说明了一切最高艺术作品所公有的下列特征:它们是人们可以普遍了解的,它们使我们回到一些最单纯的心境,都是带有宗教性的。它们如果显出什么技能,那就在复现原作者的心灵,迸出一股纯粹的光,既然如此,它就该产生一种和自然事物所产生的一样的印象。”[3]87专著极为关注史铁生对人的生命感觉和生存困境的书写,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展示史铁生的小说创作所具有的现代性价值。“与同时代的先锋作家相比,史铁生的书写方向虽大体符合‘向内转’的文学潮流,但他对人存在问题的思考,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先锋文学张扬人之主体性力量,进而以历史隐喻和批判意识去重构家国梦想的启蒙主潮。”[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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