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烛照下的主体性批评

李建军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崛起”，似乎有些异军突起的样子，多少有些令人讶异的性质。李建军的小说“病象研究”，从创作者、研究者、读者接受等多维角度，改变着人们日趋钝化的顺势的艺术感觉状况，顽强地反证着侧重于温吞水式的主流批评话语的尴尬和错谬。仅此一端，李建军从微观修辞进入文本的实证主义批评方式，就足以给当代文学批评史留下深刻的记忆。

精神气质与批评风格

李建军曾经发表过多篇文章谈论批评问题，这其中，长文《论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①，无疑最能完整、透彻地系统表达他的批评观。

李建军强调“精神气质”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影响批评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李建军看来，“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也许与人身上的生理气质有着潜在而神秘的关联，但是，我们似乎还找不到充分的依据，说哪种生理气质的人最适合做批评家，或者不适合做批评家。我倒是倾向于认为，人们通过自觉地努力，可以深刻地改变自己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模式，从而完成对自我精神生活的文化变革，最终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经过“自我精神生活的文化变革”后的批评家，它的主语应该是“我们”。李建军排除了包括解释型研究在内的读后感式的哪怕“文采斐然”、“机智聪明”的“描述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印象”的能力，他倾心的是具有“成熟的思辨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的批判力。在他的眼里，良好的批评活动，是有助于民主气质的培养和民主习惯的形成，而不单是一种为稻粱谋的职业行为。按照他自己的逻辑，批评家的精神气质就是一种“民主的气质”，“实际上就是不服从的精神”。李建军这一代批评家，大多经历过艰苦的生活磨难，童年、少年乃至正当读书受教育的中学时代，大都在饥饿、“文革”的混乱及文化的沙漠化年代里度过，进入大学和研究生学习阶段，又恰逢充满启蒙热情的“新时期”，接受了大量新鲜的、现代的知识和思想，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被禁锢了数十年的西方文学作品，因此，他们就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具有现代性的精神诉求，更注重理性，更强调公民的民主意识和个性自由。这是他之所以强调“精神气质”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由。

李建军在批评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的质疑型精神气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型精神气质，显然是格格不入的。由中国古人的“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构成的巨大的话语规训中，不开罪于人，好处说足，坏处点到为止是永远有效、不容违逆的世俗人际原则。不揭穿这个隐藏在话语背后的制约性因素，一切的言说从本质上就是无效的。

如果说，诗人和作家是时代社会的第一批判主体，那么，批评家充当的则是批判主体的批判者，用李建军的话说是“‘社会的敌人’的敌人”②。在李建军看来，包括批评在内的一切写作，都是“一种权力”。事实上，他似乎更倾向于认为“文学批评”首先是一种质疑和反对的“权力”。所以，他才说：“倘若我们不想让写作沦为一种任性而野蛮的权力，不让它沦为审美名义下的道德放纵，或商业动机驱动下的文化犯罪，那么，读者尤其批评家，在对作家的信任中就必须‘搀合一些批判精神’、‘存在一点的不信任’，或者，换句话说，必须首先执持一种‘反对’的态度，一种‘高明的怀疑态度’。”他以一种警惕的、审慎的理性思辨态度对待每一个值得论评的对象，其深层目的也许在于有效地避免“过度阐释”的尴尬，还原文本本身的真实面目，揭示作家主体世界的真实状况；浅层目的则在于避免以讹传讹，误导作者、蒙蔽读者。

其实，在李建军那里，“不从的精神”实际上也是对某种朴素的人类情感的发现和尊重。比如在批评中他十分推崇青春的激情和愤怒，因为这种未经俗化的认知和情感因素，是保证艺术感受独特的直接原因。其一，青年人“充满向往的不满和充满正义感的愤怒，是一种神圣而庄严的精神现象。一个社会，如若连青年人都失去了不满的感觉和愤怒的激情，那么，它必将因此而丧失勃郁、雄健的生命力，必将沦为一个衰朽而令人绝望的社会”。这就解释了艺术感受力的性质，其实是尊重直觉判断的、充满活力的情感本位主义。其二，这种情感的结晶最终还得交由“文化”去“变革”，在历史的场域中进行理性的锻造，不致使“异质性被同质性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缘于青春的直觉，又要求返回到理性的熔炉里经受“文化”的再塑造。这样写出来的文字，就既具有常识主义的朴素，又深含着深度人格化的特色。

“不从的精神”既是一种激情，也是一种理性。因此，一个优秀的批评家身上需要永远葆有“堂吉诃德气质”，也需要具备科学家求真尚实的精微意识。而所谓堂吉诃德气质，就是“由浪漫主义情怀和理想主义精神构成的”对真理的“天真”向往，以及对主体精神的“傻子”般的捍卫。只有堂吉诃德的气质，才能使批评可能变得可爱；只有实证主义的定量分析和精微意识，才能赋予批评以可信度。在这两者之间，李建军确立了自己独异的批评方法论，我谓之“微观否定论—主体性批评”。

第一，“微观”与“细节”都注重作品细部的意义，这类批评方式的贡献是可以避免理论资料的膨胀和主题先行的机械，在文学思潮的洪流中能快捷地把捉到作品本身的脉络。在李建军的批评文本世界，从作品的修辞世界进入到意义世界，是其批评的重要模式。他对修辞有着全面而深入的理解：狭义修辞诊断的是语言现象，文从字顺、语法习惯、叙述方式、说话语气以及作家的人品气象、精神质地等等。广义修辞观照的是由狭义修辞的分析看到的作品整体的意义现象：结构问题、叙述的圆熟程度，作品的可读性、可交流性，人物的精神风姿、趣味、兴趣，情节的真实性、可信性，主题的人文内涵、介入现实结构的深宽面以及由此显示的作家主体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问题。

比如，李建军的“三评”《废都》，就很能说明他的修辞批评的力量和特点。通过与《红楼梦》和《金瓶梅》中“小蹄子”、“好姐姐”、“就是了”、“可怜见（儿）的”以及“的”、“了”、“的了”等用语的细微对比，《废都》语言上首先体现出来的毛病就慢慢浮出水面了，“几乎所有人物，讲的都是一种半死不活的缺乏当代感和新鲜感的语言，一种缺乏心理内容和意义感的语言”③。陈腐的语言，承载的必然是腐朽的思想，表现的必然是一种消极的精神状态，所以，李建军最后的总体判断就是：“草率拟古的反现代性”、“私有形态的反文化性”、“随意杜撰的反真实性”。这种整体上否定一部长篇小说的结论，或许太严苛，也似乎不大科学。但细读李建军的批评，你却无法推翻他的结论，除非你的论据比他还有力，方法比他还得体。可见，微观批评的终极目的是作家的精神世界，而非语言游戏。从方法论的角度比较，这是意义型的“细节”批评所不及的。

第二，“否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批评对象“说死”，而是通过说出“死穴”的所在，通过逆向思维的方式，最终激活一种更为可取的写作模式。李建军说过，只要可能，鲜花和掌声他会毫不吝啬地送出去的。在青年作家中，映川、葛水平、晓航、“第三代西部小说家”④ 以及小说如《姑父》（王瑞芸）、《卖米》（飞花）、《马嘶岭血案》（陈应松）、《那儿》（曹征路），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李建军的褒扬。但许多名噪一时的作家作品，例如残雪的作品、《看麦娘》（池莉）、《病相报告》、《怀念狼》、《废都》（贾平凹）、《尘埃落定》（阿来）、《手机》、《一腔废话》（刘震云）、《檀香刑》（莫言）等，都受到李建军的尖锐的质疑和批评。

残雪的小说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封闭、重复、混乱、晦涩。这无疑是受了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结果，但与别的“先锋派小说”比较，残雪小说可能会发展为另一种完全陌生的路向：具有可写性，而不是可读性。这个时候，李建军的提醒或许非常必要。他说，“是的，在所有的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当代作家中，也许没有谁的小说像残雪的小说那样晦涩、迷离、恍惚，那样缺乏主题上的最起码的明晰感，那样令人读了不知所云，那样典型地表征着极端的反修辞和反交流倾向所导致的严重病象”⑤。

莫言的《檀香刑》这部被一些论者给予过高评价的长篇小说，李建军的实证分析显示，“莫言向‘民间文学’和‘纯粹的中国风格’的‘撤退’是失败的”。“瞬间转换”的叙事模式，“人物的心理及性格的变化、情节的演进和发展，常常是在没有充分的铺垫和前提的情况下突然发生，作者随意而任性地把小说当成了‘公然炫技’的工具和‘狂言’、‘浪语’的载体”。这说明莫言虽然有写一部具有民间色彩和民族风格小说的愿望，但是，《檀香刑》的叙事，实际上与中国小说叙事智慧所强调的疏密有致、疾徐有度的节奏感，以及情节推进和转换的合理性相去甚远。另外，“突然”、“忽然”、“很快”或“顷刻之间”之类的词，在小说中出现频率极高，也表明“莫言在状写人物、叙写情节时，有一个公式化的写作套板”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私有化”形态、反交流性以及长篇小说与影视联手而导致的审美“末路”的后果，凡此种种，很大程度上肇始于这批著名作家，这种写作风气与一些配套的理论批评，又以某些响亮的思潮名义传递到下一代作家之手。李建军否定论批评，虽然苛刻，但其良苦用心毋庸置疑——以反向思维的方式、以令人警醒的语式、以严肃的学理分析、以毫不遮掩直奔主题的批评立场，来促使人们对文学问题警觉起来。

以上分析可见，李建军的微观否定论批评，着力点在改善文学的生态上。所以，这种批评它有自己的套路和模式，但本质上却又是反模式的，至少是反观念性文学的。所谓观念性文学，就是指那些缺乏创作主体自觉导引的，理论批评界倡扬什么就去写什么的懒惰写作。始于微观的形式剖析，终于烛照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这可以说是李建军的文学批评一个突出风格和特点。

主体性重建：真相、问题及可能性

作家主体性问题，实际上一直是李建军文学批评的核心思想。简言之，小说的精神，作家的伟大人格和知识分子立场，乃是李建军主体性批评的三个重要的构成部分。

第一，小说的魅力、生气和小说的精神，是李建军把握具体作品并由作品分析照射作品背面作家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以及人道情怀的一个重要尺度。因此，作品是否伟大，作家的视界是否高迈，作品的意义世界是否有历史感以及作品的价值观最终是否进入了多数人尤其是底层者的心灵空间，就成了李建军衡估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最终有无文学史意义的关节点。

粗略看，李建军所践行的“以一种精微、直观的方式感受作品的文体风格”的“细胞解剖式文体批评”⑦，与妙悟、印象、主观体验而得的魅力、生气、精神是多少有些矛盾的。因为前者讲求实证，后者着重在言人人殊性质的感悟。事实是，2000年的“直谏”事件以及由此把李建军对一些名家名作的直言不讳的批评以动机不纯的“酷评”目之，基本上可以应证一些论者的粗疏和短见。这也恰好是延续至今的一种批评风气使然。正像丁帆教授所概括的那样，“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小说创作对西方形式技巧层面的东西亦步亦趋地效仿，其中最关键的要害问题就是把‘叙述的冷漠’当作小说创作的圭臬与时髦”⑧。批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正是把某种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理论作为当然的武器，过分倚重工具性的形式主义技术分析，而忽略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真正人文内涵。伴随“先锋派”小说而来的西方“阐释学”、“新批评”的批评路向，到此也就差不多显出了面对中国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本时相当有限的解释力。

李建军所谓小说的精神⑨，是基于对一大批当代中国小说的对比辨析中得出来的可称之为担当性和有效性的小说特点。概括来说，其一是以一种否定性的态度向生活提出质疑的精神，“它弥漫了作家超越专制规范和巨大压抑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勇气”。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王蒙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徐怀中、李存葆等人的战争题材小说，李国文、张洁等人的改革题材小说，以及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贾平凹的一些作品，就不如《人生》（路遥）、《厚土》（李锐）、《古船》（张炜）、《羊的门》（李佩甫）等作品更有力量。其二指真正的小说精神，是常常显化为对当代生活的积极承诺的，能全神贯注地谛视和倾听自己时代的现实生活，或直面当代巨大的悲哀和沉重的问题。其三是表现在它要向读者显示一种清晰而健全的智慧风貌。“这种智慧风貌，往往包含着作者通过艺术形象，对自己时代本质的独到理解和深刻把握，显示出理性力量对感性层面的偶然、琐屑的生活假象的穿透。”低层次的欲望化写作，病态、混乱地描写琐屑的感官体验的小说，寄身在存在主义哲学命题和概念下的文学，因“缺乏充分的现实依据和深层的智性投入”，只能导致对意义的具体确指性的取消。李建军对“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呼唤，最终就是对小说说服力的指认。其四要求小说勇敢地参介时代的精神生活，积极地致力于改变旧的和建构新的国民精神秩序。这也就是要求小说重新启动五四启蒙的传统，小说通过读者有意无意的阅读，最终介入到人的现代化改造的意识形态中去。使小说因有用而存在，使小说因关己而被阅读。就此一端，李建军所阐释的小说的精神，其实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蓝图，它实际上更具有诸多朴素而实用的光彩，恐怕比到处叫嚷文学的边缘化更具有实践意义。

第二，李建军的小说文体研究，使我们看到了我们时代文学“病象丛生”的内幕。当然，李建军的批评思想并未止于否定性评价，他的批评目标最终指向作家主体精神内部的建构。换言之，由人们认为的伟大文学的“高标准”经验的回放，最终，这种经验能否激活我们时代文学的现状，使其具有阔大的精神气象。既是李建军批评的终极理想，同时，又成了李建军考虑如何通过作家的创作劳动变成实践的另一批评板块。

这个批评板块主要由2006年至2007年李建军为《小说评论》所写的专栏文章组成。伟大的人格、知识分子的责任立场是这一组文章的关键词。在李建军的作家主体性研究中，伟大的文学、伟大的人格以及通过前两者塑造的文学的时代精神——侧重于审美创造的作家自觉转化成人文担荷者的知识分子责任意识，通常是互动互证的动态循环过程。即是说只要作家把创作看作是影响人的积极的精神产品，作品就有可能蕴藉着深厚的人道情怀，李建军说过决定一部作品最终境界的因素里，伦理境界甚至比审美境界重要得多的话，当然这也是他从世界一流作品的分析中总结的经验。否则，作品的价值就只会是一时或特定时期某些时兴美学追捧的对象。所以在李建军眼里，伟大的文学指的是那些深入地介入现实结构，并始终葆有回答时代最艰难问题的激情的充满活力的身边文学；而伟大的人格，或者像他说的“人文型大师”，就不单是耽于某项技术的如乔丹、技术精湛的修鞋匠之类的专业者，他们必须在人格和道德上，显示出一种伟大而庄严的品质“——他们关心价值领域的事情，对人类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前途，充满深切的焦虑和深远的思考”?輥?輮?訛。这显然是一项堪称浩瀚的心灵塑造工程，尤其在经济主义时代要全面地实现它，的确不是一两个人的努力能够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种时代文化氛围的强大推动才能凑足条件。但拉开一定距离，再看当代一大批文学作品羸弱的根本原因，所谓“精神能力的欠缺”，所谓“正面肯定性形象”的不力，问题不都汇集到李建军所指出的地方了吗？

如果把李建军的《小说修辞研究》（虽出版于2003年，但据他在《后记》中的说明，至少在1999年就完成了该书的写作）看作是确立伟大文学的批评标准的话，那么，2000年至2005年写作并出版的《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和《必要的反对》两部论集中的文章，就是回答当代中国的文学为什么不够伟大的原因。2006年至2007年《小说评论》专栏文章则是回答伟大的文学在中国当代如何可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