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的文化符号论
时间：2020-03-27 07:54:1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是一位多产的天才作家、思想家、符号学家和文学评论家,95年前出生在法国西部诺曼底地区科唐坦半岛(le presqu"ile Cotentin)海港城市瑟堡(Cherbourg),并在30年前不幸遭车祸逝世于巴黎。在他的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不仅撰写了优秀的文学评论作品,而且还涉及了极其广泛的社会问题和多学科的学术领域,其作品所探索的问题,为当代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美学、符号论及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当代符号论的奠基人
罗兰·巴尔特的学术生涯及其思想理论成果,一方面经历和浓缩他所处的时代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体现出20世纪前80年的法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他个人试图超越时空界限,一再进行创新的顽强而卓越的奋斗历程。从他成为罗兰·巴尔特的时候起,他就凭借天生才华,意欲寻求突破传统文学写作方式的出路,集中探索文字写作的符号学基础,以其独创的符号论,深入作家和思想家的心灵深处,使之与其活生生的文字写作活动连成一个生命运动,并以此为基础,细腻地解构其密码,试图把创作中扭结成一团的思想、情感、想象和符号运动过程,归纳成赤裸裸的符号结构的转换活动。同时,罗兰·巴尔特又注意到作家自身的创作生命与其社会命运的紧密联系,集中向现成语言话语和传统论述体系发出挑战,把人类一切既有的语言结构、形式及制度,把文学、流行文化、艺术、广告及摄影等创作和社会实践的各种可能的领域,在符号游戏的运作中加以连贯解码,以便显现符号运动本身的“结码”(coder)和“解码”(decoder)的双向运动的原本形式,使之赤裸裸地显示其运作的原形,揭示其中的权力运作逻辑,达到颠覆旧语言体系和为创建新文化奠定基础的目的。
所以,人们虽然一般地把罗兰·巴尔特当成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和符号论学者,但他在语言和文化领域,特别是他运用符号论对于神话、意识形态、日常生活模式、时尚的流行逻辑以及人的行为结构方面的符号论研究,深深地影响了法国以及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发展。
概而言之,罗兰·巴尔特的成果,就在于坚持不懈地把握语言这个构成文化的基本主轴,“从内向外”和“从外向内”地双向穿越语言的结构,特别对“前语言”(pr-langage)、“后语言”(post-langage)和“超语言”(super-langage)的符号性和象征性进行独树一帜的分析,使研究的重点,从符号及其信息本身,“转向由符号构成的信息的一般性可能条件”,也就是“转向致使信息成为有效的系统或结构的潜在基础”及其与社会文化条件的相互关系。正如他本人所说:“我认为,符号论,从它的研究纲领和研究任务来看,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方法。”⑴
因此,在纪念罗兰·巴尔特诞辰95周年和逝世30周年之际,人们庆幸地发现:罗兰·巴尔特的符号论,首次使符号论研究走出符号的单纯系统,走出传统符号研究方法论的约束,在符号同人,同思想,同社会以及同文化的广阔而复杂的交错网络中,在符号的上述交错网络的活生生的运动中,全面探索符号同人,同社会,同文化的多面向的生命运动的结构及其趋势,从而为当代符号论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特别是为当代符号、文本、图像、对象及其媒体网络的复杂关系的研究,为当代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的文化的性质及其趋势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二.在神话中发现
符号运作的奥秘
罗兰·巴尔特的文化符号论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初见端倪。当时,最强烈地影响他的是两种思潮:存在主义和新尼采主义。前者以萨特为代表,后者以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莫里斯·布朗索(Maurice Blanchot, 1907-2003)和皮埃尔·科洛梭夫斯基(Pierre Klosowski, 1903-)为代表。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观是以“干预”(l"engagement)为基本口号,强调文学创作应该实现改造社会的使命,作家必须通过其写作过程对社会进行“干预”,并使读者脱离异化的约束。而乔治·巴塔耶、莫里斯·布朗索和皮埃尔·科洛梭夫斯基则主张发挥文学家自身的创作欲望,彻底颠覆一切传统规则,特别要摆脱理性和逻辑的限制,以便使文学创作变成为作者自身进行无所顾忌的自我创造活动,以传统社会的各种规则作为主要摧毁目标,在主流文学所着力渲染的领域之外,也就是在所谓的“被诅咒的地带”(la part maudite),即被传统社会和统治阶级所否定和排斥的各种领域中,寻求创作的灵感。为此,新尼采主义者首先从破坏传统语言结构及其意义参照体系出发,试图在创作中使用传统语言所不承认的“反语言”及“非语言”,把文学创作变成为破坏语言文字及破坏社会体系相结合的革命行动。
罗兰·巴尔特认为,文学评论所立足于其上的唯一基础领域就是书写的文本。为此,在文学评论中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活动和革新创造,只能从解构文本书写的逻辑出发,集中在书写的文本领域中进行细腻的分析,并把注意力转向导致文字书写成为普遍可能性的符号论基础。
所以,罗兰·巴尔特从一开始就把思想创造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书写文本的符号分析。如果说,萨特偏重于批判文学创作的异化作用,而新尼采主义者注重于写作的欲望动力的话,那么,罗兰·巴尔特就更集中地在作家写作的书写行为中做文章,试图在书写(l"criture)中发现作者的思想与文字,与读者,与社会整体发生关系的关键领域及其运作机制,而且进一步揭示书写本身的活动性,阐明书写的活生生的创造生命力,深刻地揭示作家如何在其书写中,把干枯的、有形的、物体的及非精神性的复杂关系网络,转变成有生命的创新过程。
罗兰·巴尔特认为,恰恰在语言书写中,作家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语言规则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同时也受到作者所经历的教育及其生活经验的限制。为此,对于作家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书写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种符号游戏规则的限制及其突破过程。
在这方面,罗兰·巴尔特超出了萨特和新尼采主义者的文学批评的框架,并把评论的注意力更具体地和更精细地转向文学形式“之外”和“之内”的符号结构中,指向文学的非表面和非固定的创作灵魂及其符号运动本身。
罗兰·巴尔特选择书写过程作为解剖作家创作的奥秘的唯一重点领域,还考虑到书写过程也隐含着作家发挥自身创造力的潜在基础。作家不同于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地方,就是他们只能单凭“书写”过程才能实现其创作欲望。因此,作家不同于科学家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主要地靠其头脑中的文字游戏以及其手中笔的书写技巧。
在研究语言和进行文学批评的基础上,罗兰·巴尔特于50年代中期,以其《神话学》为基础,初步创建他的新符号论。罗兰·巴尔特通过对于书写过程的分析,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的各种价值观念进行传播的奥秘。正是作家的书写过程负载着将统治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所肯定的价值观念传播到整个社会的使命。
罗兰·巴尔特采用人们称之为“一种科学的幽默”(un humour scientifique)的新文风,分析当时流行于法国社会和文化的“神话”。罗兰·巴尔特指出:在被神话化的当时流行话语中,总是包含两大因素:一种是打着“大众文化”的语言的旗号所道出的意识形态批判(une critique idologique portant sur le langage de la culture dite de masse);另一种是对“大众文化”语言所进行的符号论解构。罗兰·巴尔特认为:只要把“集体观念”(或“集体表象”)理解为“符号体系”,就有望走出传统虔诚表述的约束,同时深刻地理解语言论述中试图将“小资产阶级性”变为普遍的一般性的潜在的计谋。所以,符号论就成为双刃刀:一方面打破传统语言学所制定的“能指/所指”体系及其意义系统,另一方面又能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这就是说,经罗兰·巴尔特改造创新,并具有取代语言系统趋势的符号论,是走出传统语言约束以及争取个人思想、情感、欲望的真正自由的手段⑵。
